从十五块钱的水彩笔。到两百多万的遗产。

都是偷偷给我的。

都是不能让我妈知道的。

我走出律所，站在路边。

四月的风很轻。

我低头看手里的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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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面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三等功”三个字磨得只剩一半。

我把它翻过来。

后盖已经拧回去了。纸条我取出来了，叠好放在钱包里。

但军功章还是那个军功章。

旧的。不值钱的。

我嫂子笑过的。我妈随手丢给我的。

所有人觉得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但这是我爸给我的最值钱的东西。

不是因为里面藏着公证编号。

是因为那行歪歪扭扭的字。

“爸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别怕。”

我站在路边。车流很响。有人按喇叭。

我攥着军功章。金属被掌心捂热了。

就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擦了一下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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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去公证处核实所有文件。军产房的赠与公证、存折的指定受益人、分红协议的变更——全部手续合法，不可撤销。

第二件：请周信德帮我找了一个做债务纠纷的律师。律师姓孙，四十出头，干瘦，说话快，看了我爸名下那堆债务之后，只说了一句：“谁继承谁倒霉。”

第三件：我什么都没跟任何人说。

这段时间里，我哥和嫂子过得很滋润。

他们搬进了老房子——就是我爸后来用老宅换购的那套三居室（也是“一千万”里的主要资产）。嫂子装修了一遍。我妈也搬过去了，说是方便照顾。

我哥把我爸存折里的钱转了出来。理财产品也赎了。他以为拿到手的是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