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金贤姬，可能你们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1987年那起大韩航空公司KAL858航班爆炸事件——没错，我就是那起惨剧的主谋之一，是我亲手把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推向了深渊。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当年我和搭档假扮成父女，拿着伪造的护照，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KAL858航班，在飞机上悄悄放了定时炸弹，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炸弹倒计时的那种冰冷感。最后飞机爆炸，上面所有人都没活下来，而我和搭档本来打算在巴林自尽谢罪，可偏偏我命大，被人及时救了下来，还引渡到了韩国。说实话，到了韩国之后，我的世界观彻底被颠覆了，以前那个铁石心肠、只懂执行命令的我，最终还是扛不住良心的谴责，一五一十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都把一切都说透了，朝鲜政府到现在都死不承认我和他们有半点关系。我在韩国被判了死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结果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给了我特赦，理由很简单：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直到现在，我还在韩国活着，用着化名，过着和普通家庭主妇没两样的日子，谁能想到，当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工，如今只会围着灶台和孩子转。对了，1994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自传《现在想成为女人》，你们别觉得这个标题矫情，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以前在朝鲜，我就是个被操控的无情工具，现在，我只想做个平凡的普通人。至于我怎么摧毁KAL858航班、怎么接受特工训练，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今天我只想跟你们唠唠，我在朝鲜那些没人知道的日子。
可能你们不知道，我父亲是朝鲜的高级外交官，就因为这层身份，我们家在平壤的地位特别显赫，过的日子和普通市民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我至今都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在莫斯科转机，我妈一下子花了好多钱，买了一大堆皮大衣和炊具。你们可别小看这些东西，放到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80年代，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宝贝，直到二十年后，那些从莫斯科买的炊具，我们还在天天用，现在想起来，那些旧物件，好像就陪着我走过了那些混沌又压抑的岁月。
不过有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时候苏联在瑞典、挪威那些北欧国家开了不少苏联商品专卖店，我跟着父亲去过一次，说真的，挺尴尬的——那些商店里的顾客，几乎全是外劳，本地人根本不买账，为啥？因为性价比太低了，贵得离谱还不好用，换谁都不会买。
还有一件事，彻底刷新了我对“吃饭”的认知，就是我坐朝鲜航空时吃的那一顿饭。你们绝对想不到，那饭菜居然是用萝卜汁做的，难吃到什么程度？我当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可看着那碗饭，就是咽不下去，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回想在国外吃的那些正常饭菜，越想越委屈。这时候我妈就很冷静地跟我说：“从今往后，不管什么样的饭菜都应该习惯着吃！”我那时候虽然不理解，甚至有点抵触，但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适应，到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艰苦的伙食，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连吃一顿正常饭菜，都是一种奢望。
你们可别以为我们家条件好，我就过得无忧无虑，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父亲是朝鲜的中高级外交官，托他的福，我们全家住进了平壤最好的公寓，听起来是不是很风光？可只有我知道，那房子有多难住。那是一套旧式公寓，之前已经住过十多户人家，每户就一个水管，下水道和卫生间都是全楼共用的，做饭取暖全靠蜂窝煤，麻烦得不行。尤其是到了冬天，水管冻裂是常有的事，卫生间的管道也经常堵，我们只能到处找厕所；就算不是冬天，也得天天排队等水管、等卫生间，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急得直跺脚，那种无奈，你们根本体会不到。
更离谱的是，就算住的是平壤最好的公寓，我们家也得防着别人。那时候我们家腌制的辣白菜，都要存放在公寓前院的地窖里，而且每个装辣白菜的大缸，都得上锁。你们可能觉得奇怪，腌个辣白菜而已，至于吗？可我妈说，必须上锁，不然很容易被人偷走，就算是在这所谓的“最好公寓”里，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取辣白菜，都要先开锁，麻烦得要死，但为了不被人偷，也只能这样，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连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说实话，我虽然一直无法适应那样的生活，但也不得不承认，那套公寓，已经是平壤最顶级的公共住宅了。我记得那房子和周围的公共住宅不一样，走廊是在外面的，当时有人跟我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公共住宅了，而且周围学校、诊所、煤厂、精米加工厂、商店一应俱全，生活起来确实很方便。可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因为我早就习惯了国外的生活，再回到这样的环境里，那种落差感，真的很难适应。
也正是因为这种落差，后来我到了首尔，才被彻底震撼到了。我看到那些农民工，在路边大口大口吃着猪头肉、血肠，还喝着烧酒，笑得特别开心，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在朝鲜，我们这种高级干部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比不上韩国最底层的劳动者。那时候我心里特别不平衡，也特别羡慕，我当时就想，要是能在首尔这样自由地生活，该多好啊——这句话，不是我故意抹黑朝鲜，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是对那种压抑、艰苦生活的控诉，也是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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