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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5日下午七时,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连任两届"副总统"、外号"小委员长"的陈诚,吐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口气。这个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四十年的人物,留下了一封66字的遗书和一张写着四个字的纸条,就此撒手人寰。遗书的内容让蒋经国如临大敌,而那四个字,更是让妻子谭祥当场变了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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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是1964年底被确诊为肝癌的。早在抗战时期,陈诚的胃就出过大问题,1948年在上海做手术,整个胃被切去了三分之二。医生当时就发现肝脏已经有中等程度的硬化,可陈诚不当回事,继续拼命工作。

1963年台湾遭遇特大台风,陈诚不顾身体,冒着大雨跑到一线指挥抗洪救灾,几天几夜没合眼,直接把肝病拖成了肝癌。妻子谭祥得知确诊结果后,要求医生只告诉陈诚是"肝硬化",不敢让丈夫知道真实病情。

到了1965年年初,陈诚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连笔都拿不起来。3月初,陈诚把长子陈履安叫到病床前,说要交代遗嘱。陈履安是从美国赶回来的,当时经济窘迫到连机票钱都凑不齐。堂堂国民党二把手的儿子,买张机票的钱都没有,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陈诚为官确实清廉。

陈诚口述,陈履安执笔,前后只记下了66个字,分三层意思。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革命大业。第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第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就这三句话,66个字,言简意赅,看起来四平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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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66个字,在国民党内部炸了锅。原因很简单——遗嘱里头只字未提"反攻大陆"。要知道,"反攻大陆"在那个年代可是国民党的政治正确,是绝对不能缺的口号。陈诚身为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临终遗嘱居然一个字都没提,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马上就有人找到谭祥,话说得很直白,意思是这份遗嘱不合适,最好修改一下,加上"反攻"的内容,不然没法对外发表。

死者为大,陈诚毕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之一。在这个节骨眼上计较遗嘱措辞,反而显得蒋氏父子心胸狭隘。这个面子,蒋介石还是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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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能走到国民党二把手的位置,既有真本事的成分,也有攀附权贵的因素。1898年,陈诚出生在浙江青田一个普通家庭,父亲陈应麟是个秀才,做过教育局长。

陈诚20岁从师范学校毕业,本来打算到父亲兼任校长的小学当老师,可父亲不肯给儿子开后门,让陈诚去了一个偏僻小学。陈诚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就坐不住了,果断辞职,决心投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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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陈诚命运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1925年的棉湖之战。北伐前期,陈诚所在的部队陷入苦战,陈诚临危不乱,硬是扭转了局面。这一仗让蒋介石对这个矮个子军官刮目相看,从此把陈诚带在身边重点培养。

第二件事更关键——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当媒人,把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谭祥许配给了陈诚。谭延闿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的介绍人,1930年病逝前把女儿托付给了宋美龄。蒋宋二人挑来挑去,在胡宗南和陈诚之间选了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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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陈诚在老家已经有了原配妻子吴舜莲。在谭家和蒋介石的压力下,吴家只能妥协,跟陈诚协议离婚。1932年元旦,陈诚和谭祥在蒋介石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从此陈诚多了一个身份——蒋介石的干女婿。有了这层关系,陈诚在国民党内部的仕途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从军长、集团军司令到战区司令长官,被人称为"小委员长"。

可陈诚打仗的本事,真不怎么样。围剿红军的时候,陈诚指挥中路军,在黄陂战役中被红军歼灭了两个整建制师,连自己的看家部队十一师都差点全军覆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惨,1948年蒋介石让陈诚去东北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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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到了东北就开始大搞"整顿",到处撤换高级将领安插自己的心腹,连战功赫赫的71军军长陈明仁都被免了职。结果弄得军心涣散,人心惶惶。解放军发起进攻的时候,陈诚的精锐部队一夜之间就被打垮了,两个师长都当了俘虏。

消息传回南京,朝野震动。白崇禧等人直接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天下"。这话说得狠,各大报纸也跟着喊,弄得在上海养病的陈诚绝望透顶。关键时刻蒋介石站了出来,撂下一句话——责任在我,与辞修(陈诚的字)无关。那些人看蒋介石动了真火,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蒋介石虽然保住了陈诚的命,却也只能免去陈诚所有职务,仅保留了一个四星上将的虚衔。

东北一败涂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走到了尽头。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提前把陈诚派过去打前站。陈诚到了台湾之后,倒是干了不少实事。推行"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亲自主持修建石门水库,台湾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在那几年确实有了起色。

陈诚在台湾老百姓当中的口碑不错,被一些人称为"台湾土改之父"。后来陈诚又连任两届副总统,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随着蒋经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蒋介石的心思明显倾向于让儿子接班,蒋陈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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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字遗书的风波还没过去,一个更大的秘密已经藏在了谭祥心里。陈诚在口述遗嘱之后,又让陈履安拿来纸笔,费了好大力气写下了几个字。陈履安把纸条拿给母亲谭祥看的时候,谭祥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纸条上写的是:"陈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

这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要求,在1965年的台湾却是一颗炸弹。那个年代台湾根本没有火葬的风气,讲究的是入土为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像陈诚这种级别的人物,理应以最高规格进行土葬厚葬,怎么可能去搞火葬?

更要命的是,大陆从1956年就开始推行火葬制度,陈诚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要火葬,这不等于授人以柄吗?谁都知道蒋介石多疑,万一把陈诚的火葬遗愿跟大陆联系起来,陈家满门都要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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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祥太了解台湾的政治环境了。周总理生前曾多次称赞陈诚是爱国之人,大陆方面也曾通过秘密渠道给陈诚传过信。这些事情在台湾的情报系统里不是秘密,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敏感的背景下,陈诚提出火葬,无异于往火药桶上扔火柴。谭祥想了又想,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把这张纸条藏起来,从始至终没有向蒋氏夫妇提过陈诚想要火葬的事。

据说陈诚当时不仅提出了火葬,还对谭祥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将来有机会,就把骨灰带回浙江青田老家,葬在父母坟旁,也算是落叶归根。谭祥听完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说:这不可能。谭祥心里清楚,以当时两岸的关系,别说把骨灰送回大陆,就连提这个想法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陈诚到台湾后经常表现出对故乡的思念,水土不服、夜不能寐,心里一直记挂着浙江老家的山山水水。可身在台湾、身不由己,这份乡愁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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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5日中午,陈诚陷入昏迷。偶尔睁开眼睛,看一看围在床边的部属和家人,嘴唇翕动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下午七时,一口长气吐尽,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纵横了四十年的人物,在远离故乡的台湾岛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八岁。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为陈诚安排了最高规格的葬礼。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元老组成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到场献上花圈。陈诚被以土葬的方式安葬在台北,火葬的遗愿没有实现,归乡的心愿更是无从谈起。陈诚曾经跟身边人说过一句话:死在蒋介石前面,是一种幸福。这话听着让人唏嘘,既是对病痛折磨的解脱,也是对几十年政治猜忌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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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陈诚的一生,功也好、过也罢,这个人身上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从不中饱私囊。儿子回国探病连机票都买不起,堂堂副总统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积蓄。单凭这一点,陈诚就比国民党里那些贪污成性的将领干净得多。

至于那66字遗书里隐含的对蒋介石的不满,还有那个至今未能实现的火葬归乡之愿,都随着陈诚的离世成了历史的注脚。有些事情,活着的时候不敢说,死了之后也没人敢替你做。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里,一个身不由己之人最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