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看似都是不顾国力、一再兴兵，给蜀汉百姓增添了沉重负担，但二者的本质的区别，却大到离谱。

咱们常听到一种解释：蜀汉偏安西南一隅，必须靠北伐作为“政治凝聚剂”，既能避免小朝廷陷入偏安惰性、丧失斗志，更能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毕竟蜀汉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不北伐，就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割据势力。诸葛亮心里门儿清，曹魏早已占据天下十之八九，蜀汉国力悬殊，北伐胜算渺茫，可他依旧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坚持，背后藏着深层的政治考量。

可问题来了，同样是北伐，为什么没人用这套“凝聚剂”的说法解释姜维？为什么诸葛亮的北伐被赞为“鞠躬尽瘁”，姜维的北伐却多被诟病为“穷兵黩武”？

答案的关键，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变量里——“荆州来的人”。

刘备的蜀汉集团，核心力量从来都不是益州本地人，而是他从荆州带过来的那帮心腹臣子，也就是所谓的“荆州集团”。说白了，刘备带着一群荆州人，千里迢迢拿下了益州的地盘，相当于“外来户”占了“本地人”的家园。也正因如此，荆州集团和益州本地士族集团之间的矛盾，自蜀汉建立之日起，就成了困扰政权的最大政治难题，缠缠绵绵几十年，从未真正平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羽被东吴杀害后，刘备不顾满朝文武劝阻，执意举兵伐吴、报仇雪恨。表面上看，是兄弟情深、快意恩仇，可深层原因其实是：荆州不能丢，更不能放弃——因为那些跟着他从荆州过来的人，绝不会答应。他们的根在荆州，宗族、产业都在荆州，丢了荆州，就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直到刘备伐吴大败，精锐尽失，再也无力夺回荆州，那些荆州人才不得不咽下这口气，被迫接受“偏安益州”的现实。

诸葛亮后来一再北伐、进军中原，除了“兴复汉室”的大义，更藏着安抚荆州集团的私心——他要明确告诉那些荆州人：咱们蜀汉从来没有打算永远困在蜀地，从来没有放弃回家的希望，进取中原、夺回失地，咱们一直都在努力。这既是给荆州集团一个交代，也是用共同的目标，暂时压制荆、益两大集团的矛盾，维系政权的稳定。

可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跟着刘备入蜀的第一代荆州人，渐渐老去、离世；他们的二代、三代，从小在四川长大，早已习惯了蜀地的生活，不再记得荆州的故土，也不再把自己当成“荆州人”。久而久之，曾经势同水火的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矛盾渐渐消解——大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都是蜀汉的子民，再无“外来户”和“本地人”的隔阂。

诸葛亮何等通透，在他临终前，早已看清了这个局势。所以他特意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等人，都是多年来明确反对他北伐、诟病他“穷兵黩武”的人。诸葛亮此举，用意再明显不过：“我死之后，北伐这事，就到此为止吧”。那句“再不能临阵讨贼矣”，藏着的不只是遗憾，更是他对蜀汉时局的清醒判断和临终托付。

可姜维，却偏偏不识时务，非要顶着压力，坚持继续北伐。他的北伐，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核心有两个原因：一来，姜维本是魏国将领，后来投降蜀汉，在蜀汉内部底子不硬、威望不高，根本没有号召力；二来，朝野上下都看得明明白白，姜维的北伐，从来不是为了蜀汉的大义，也不是为了安抚谁，纯粹是他的个人野心——他想靠着北伐建功立业，巩固自己的地位，博取千古功名。就算他硬扯“兴复汉室”的大义，也没人愿意相信。

所以，面对姜维的北伐，蜀汉众臣虽然不好直接公开阻拦，却都在暗中消极抵制：粮草不给足、兵力不配合、政令不支持。也正因如此，姜维九伐中原，折腾了那么多年，始终没弄出多大动静，不仅没能收复一寸土地，反而耗尽了蜀汉的国力，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这大概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真实的写照——没有民心所向，没有朝野支持，再执着的坚持，也只是徒劳。

更值得玩味的是，蒋琬之后的接班人费祎，后来被人刺杀身亡。有学者考证，这场刺杀的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姜维——只因为费祎坚决反对北伐，成了姜维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绊脚石。为了扫清障碍，姜维不惜痛下杀手，这份狠辣，更让他彻底失去了人心。

其实说到底，政治从来都不是一门精准的工程，而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它没有固定的公式，也没有标准答案，里面的变量太多、人心太杂，根本无法精确计算。很多时候，成败得失，全靠政治家的远见、经验和直觉，靠对时局的精准判断，靠对人心的深刻洞察。

古人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恰恰印证了这句话。诸葛亮北伐，占尽“人和”——有朝野支持，有民心所向，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姜维北伐，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只剩个人野心，最终只能落得个徒劳无功、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就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