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盛夏的兰州军区大门口，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农，在女儿的搀扶下反复张望。
他穿着粗布衣衫，神情执拗而忐忑，只对警卫说了一句话：“我找肖华政委，我们是战友。”
当消息传到新疆考察途中的肖华耳中时，他几乎没有迟疑，立刻嘱咐：“好好招待，不能怠慢！”
这位老人是谁？他与肖华之间又有怎样的过往？
1979年8月，兰州军区大门前，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树荫下的石阶上，手里拄着一根旧拐杖。
他身上的粗布褂子已经洗得发白，裤脚磨得起了毛边，鞋面沾着一路风尘，身旁的女儿卢湘云时不时用手帕替他擦汗，轻声劝他歇一会儿。
可他不肯走，警卫员起初并未在意，来军区找首长的人并不少见，可眼前这位老人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人愣住：“同志，麻烦通报一下，我找肖华政委，我们是战友。”
警卫员迟疑片刻，还是将情况汇报了上去，那时，肖华正在新疆考察，秘书接到电话后，抱着试探的心态，将“卢子美”这个名字报给了肖华。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急促的声音：“你说谁？”
“卢子美。”
肖华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紧，他几乎是立刻站起身来，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他还活着？快把他留下，好好招待，不能怠慢！我马上赶回去！”
在场的人从未见过肖华如此失态，新疆的考察尚未完全结束，他却当即交代后续事务，连夜启程返回兰州。
几天后，军区招待所门前，一辆车急刹而停，肖华几乎没有等车门完全打开，就快步下车。
秘书跟在后面劝：“首长，您一路奔波，先休息一下吧。”
肖华摆摆手：“不必，我要先见他。”
招待所走廊安静得出奇，工作人员轻轻敲门：“卢老，肖政委来了。”
屋门缓缓打开，屋里，一位瘦削的老人站在床边，听到脚步声，缓缓转过身来，两双眼睛对上了。
他们彼此凝视着，几秒钟后，肖华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卢子美：“老卢！你还活着！”
卢子美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政委……”
两个历经风霜的老人，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紧紧相拥，身边的人默默退了出去，把空间留给这对半个世纪未见的战友。
许久，情绪稍稍平复，肖华拉着卢子美坐下，声音仍带着哽咽：“我以为你早在长征路上……这些年，我找过你。”
卢子美低下头，缓缓讲起那段往事。
时间拨回到1931年，那一年，卢子美还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是冯玉祥旧部第26路军的一名连长。
此前，他从河南沈丘的贫寒农家走出，投身西北军，凭着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和读过私塾的底子，在部队里一步步升到连长。
冯玉祥兵败后，第26路军被蒋介石改编，蒋对这支“杂牌军”既不信任，也不重用，只把他们当成消耗红军的炮灰。
1931年，部队被调往江西宁都，任务只有一个：围剿红军。
卢子美心里清楚，所谓“围剿”，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国家山河破碎，日军虎视眈眈，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让他难以接受。
军中不少士兵心生不满，偷偷逃跑，一次连队少人，他明知士兵是去投红军，却装作不知，此事被人告发，他挨了二十军棍，皮开肉绽。
也正是在养伤期间，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命运，那人便是时任第26路军参谋长的赵博生。
赵博生表面是国民党军官，实则是秘密党员，他早已在军中物色志同道合之人，听闻卢子美因“包庇逃兵”受罚，便借探病之名登门。
起初只是闲谈，谈时局，谈东北沦陷，谈百姓疾苦，卢子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老蒋不去抗日，却来打红军，这算什么？”
赵博生微微一笑，试探道：“你觉得红军怎么样？”
卢子美毫不犹豫：“听老百姓说，他们不抢粮，不扰民，还帮穷人分田地。这样的队伍，才像是为老百姓打仗的。”
赵博生沉吟片刻，压低声音：“如果有机会加入红军，你愿意吗？”
卢子美眼神一亮：“愿意！可我们是国民党兵，人家会要吗？”
那天夜里，赵博生终于坦白身份：“我就是共产党员。”
屋内一瞬间静得落针可闻，卢子美没有退缩，反而激动得拍案而起：“那就带我走这条路！”
不久后，在宁都郊外的一处僻静山沟里，卢子美庄严宣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形势变化得很快，1931年冬，党组织在南昌的联络网被破坏，宁都地下党暴露风险骤增。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起义，12月14日夜，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举旗倒戈，史称“宁都起义”。
这场起义损失极小，却震动全国，部队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力量。
卢子美也由此正式脱下旧军装，穿上红军军服，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
两年后，他被调往少共国际师任45团团长，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肖华。
那时的肖华不过十七八岁，却已是师政治委员，卢子美心中曾有过疑惑：一个毛头小子，能带得动这么多兵？
但几场战斗下来，他彻底服气，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少共国际师屡次担任硬仗。
南雄一战，敌军兵力数倍于我，火力凶猛，卢子美带团正面突击，他腿部连中数弹，血瞬间浸透裤腿，却咬牙不退。
肖华在后方指挥，看见前线血流成河，得知卢子美负伤，立即下令抬他下火线。
那一战，45团创造了以一个团对抗敌军一个师的奇迹，卢子美腿里留下的弹片，终生未能完全取出，每逢阴雨便隐隐作痛。
也正是那场战斗，让肖华对他有了生死相托的情谊，谁也没想到，几年后长征途中，那条命运之线会骤然断裂。
1934年秋，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拉开序幕，卢子美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红一军团序列，肩负起掩护中央机关突围的重要任务。
最初，他率团担任后卫，后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后撤离、最先迎敌，敌军层层封锁，炮火紧逼，稍有迟缓便会被合围。
信丰、粤北、湘南、湘江，一道道封锁线压来，枪声从未停歇，卢子美带着全团边打边退，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可长征的残酷远不止如此，遵义会议后，部队改编，卢子美的团由后卫转为先锋。
先锋意味着开路。山高路险，敌情复杂，他们常常要在主力到达前摸清地形，确保安全。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策应飞夺泸定桥……一场场惊险战斗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935年6月，部队进入四川雅安一带，连日行军，粮草紧缺，山林间迷雾重重，为寻找向导、探明前路，卢子美主动请命外出侦察。
那天傍晚，他带着两名战士摸向附近村庄，谁料村庄早已被国民党便衣队占据，敌人悄然尾随，待他们离开村子时骤然围拢。
枪声骤起，卢子美让两名战士分头突围，自己持枪吸引火力，他在山林间奔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
可枪里子弹很快打光，追兵却越来越近，正当他试图摆脱敌人时，又在归途撞上另一队国民党兵。
形势危急，他当机立断，把配枪丢进草丛，装出惊慌失措的模样：“别杀我，我是伙夫，只是出来找粮的。”
红军干部与战士穿着并无差别，衣衫破旧，脚穿草鞋，敌人见他浑身泥土、无枪在手，信以为真，将他押回营地，安排在炊事班干杂活。
他在敌营里烧火做饭，低头不语，白天干活，夜里观察哨位，一个多月后，趁看守松懈，他悄然逃出。
可当他翻过山坡，看见的却是一片空地，部队已经转移，他沿着山路追赶，询问沿途百姓，却无人知晓红军去向。
两个月，他穿山越岭，靠乞讨和野果维生，双腿旧伤复发，疼痛难忍，可每当想起战友，他又咬牙继续前行。
1938年，他得知红军在陕北重整旗鼓，立刻决定北上寻找部队，他带着三弟卢子华，卖掉家中仅有的家当，徒步北行。
可黄河沿岸被日军封锁，他们无法通过，只得折返，1940年，他又只身前往大别山寻找队伍，战火纷飞，道路阻断，未能如愿。
1942年，他再赴湘西，那一次，侄子执意随行，路途中，日军飞机轰炸，侄子倒在血泊中。
卢子美把侄子草草掩埋在山坡下，然后回到家乡，把对组织的思念，化作行动。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经沈丘一带，部队停留时间短暂，卢子美未能见到熟悉的首长，却毫不犹豫组织乡民支前。
两千多名民工在他的带领下运粮、抬伤员、送弹药，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期间，他再次组织支前队伍南下，昼夜奔波。
战役结束后，部队首长奖励支前队伍几挺机枪和几十条步枪，他没有留给自己，而是全部交给地方武装。
解放后，卢子美被推选为刘堂乡第一任乡长，当乡长的日子，他依旧穿着旧布衣，吃粗粮。他带头交公粮，带头下地干活。
那几年，刘堂乡成为全县第一个完成公粮任务的乡镇，被评为模范乡。
1952年，腿伤复发，弹片折磨得他彻夜难眠，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
抗美援朝爆发后，他把多年积攒的七百多元全部捐出，那是他几乎全部积蓄。
岁月流转，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那压在心底数十年的心愿再次浮现：恢复党籍。
他让女儿执笔，把自己从宁都起义到长征失散的经历，一字一句写下，寄往中央军委、民政部等单位，信寄出后，他日日守在门口等回音。
终于，他在报纸上看到肖华担任兰州军区政委的消息，那一刻，他指着报纸流泪：“我找到组织了。”
于是，便有了1979年兰州军区门口的那场等待。
在肖华、杨成武等老战友的作证与多方奔走下，1982年，卢子美被确认为“在乡红军”，增补为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1983年9月，党组织正式恢复他的党籍。
1985年1月，卢子美走完了86年的人生，葬礼那天，乡亲自发送行。
从西北军连长到红军团长，从长征失散到乡野坚守，从无名老农到恢复党籍的老党员，卢子美的一生跌宕起伏，却始终未改初心。
他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一种沉默而坚定的精神，那是半个世纪的等待，是对信仰的执守，是在风雨中从未动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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