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丨上书房|上书房|中国|乌孙|古国|张骞|武帝|殷商|秦汉

中国历史的正统叙事往往自夏商周起始，对夏以前的模糊叙事，让夏朝宛如从天而降的神灵。如何确证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让远古与上古不再只是神话与传说？答案或许可以从翻开《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这本书的那一刻开启。

本书是由现象级考古历史纪录片《何以中国》衍生而来，上编以八个章节突破“上下五千年”的陈规框架，用百年考古成果复原万年中国史。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特别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专家学者增补万余字导读，帮助读者真正读懂“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长尺度，非线性，多重视角

从考古实物资料出发，打破王朝更迭的单线史观，跳出“上下五千年”的传统叙事，《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以“长尺度，非线性，多重视角”的8个章节重构中国史万年脉络。

书中开篇即以《秦汉》呈现成熟形态的“中国”，再层层回溯其形成过程——

《摇篮》聚焦距今4万年至8000年的关键节点，以江西仙人洞的世界最早陶器、湖南玉蟾岩的稻作遗存、河北四台遗址的定居村落，展现北方粟作、南方稻作农业的萌芽与社会组织的雏形；

《星斗》时代，以辽宁牛河梁的红山玉猪龙、安徽凌家滩的玉版玉鹰、山东大汶口的礼器，呈现距今6000—5000年各区域文化的独特成就，通过彩陶纹饰的跨区域相似性、玉器工艺的远距离交流，解读“文化中国”的初步形成；

《古国》则聚焦良渚的庞大水利与神权体系、石家河的城邦集群、大汶口-龙山的社会分化，解码距今5500—3800年的早期国家形态，还原东亚最早的区域性王权国家的治理模式，呈现古国林立、多元竞放的文明格局；

《择中》展现距今4500—3600年的文明聚合，解读“天下之中”理念的形成，着重还原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的诞生，其兼容并蓄的文化吸纳能力、辐射四方的礼制传播，标志着文明从“多元”向“一体”的关键转折；

《殷商》以殷墟甲骨文、青铜器为核心，解读商人“事神尚鬼”的信仰体系与等级制度，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展现商王朝的都城规划与统治网络，并特别以四川三星堆呈现商文明影响下区域青铜文明的独特创新；

《家国》以何尊铭文为线索，通过陕西周原遗址的宫殿、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礼器，还原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建构，以湖北随州曾国的青铜编钟、山东高青齐公墓地的遗存，呈现诸侯国对周文化的继承与地方化改造，解读“家国同构”理念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色；

《天下》勾勒春秋战国至秦统一的一体化进程，以山西侯马盟书、河南新郑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展现“礼崩乐坏”下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激荡，借甘肃张家川马家塬的戎人墓葬、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兆域图》，呈现华夏与四夷的族群融合，以商鞅方升、云梦睡虎地秦简还原秦国变法与统一战争的制度支撑，最终落脚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全书由此完成从“什么是中国”到“何以形成中国”的完整解答。

一书解锁

中国百年考古成果

翻开本书的学术支持名单，中国考古学界的“现役主力”几乎全员在册，从大纲设计到文稿撰写，从细节考订到整体把关，最终的成书汇聚了120位一线考古历史学家的集体智慧与心血。顾问团队的核心成员中：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的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深耕海岱地区40余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标杆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是中国史前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主持过伊洛河流域调查、灵宝西坡等关键遗址的发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是中国农业起源与史前经济考古的领军学者，长期主持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天门石家河等超大型聚落发掘，并首次在长江中游揭示出与良渚媲美的史前城壕体系与稻田遗迹，极大拓展了“最早中国”的地理与文化边界。

自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征程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大量关键性遗址被发现、研究与阐释，中国早期文明的轮廓日益清晰。

为了让这些长期深藏于专业报告中的成果真正走进公众视野，《何以中国》学术团队在系统梳理300多万字前沿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精心搭建叙事框架，既做到每一句话都有考古实证支撑，又不拘泥于考古发现的简单罗列，既还原远古器物的工艺之美，更着力揭示“瓶瓶罐罐”背后的人群、社会与精神世界。已故考古学泰斗、《何以中国》学术总顾问严文明先生曾在审读过纪录片全部文稿并亲力指导修改后评价说，这是“做了一件好事”，让考古的成果可以真正普及到老百姓，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中国确实有悠久的历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对于建设现代的中国就会更加增强信心”。

“一次深度的再创作”

作为纪录片的衍生作品，本书是一次基于考古实证的系统性再创作。全书配图400余幅，拍摄自全国230余个考古遗址、博物馆及研究机构，图文互证，便于读者直观理解。特别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老师撰写万余字导读，深度解析考古学如何重新定义“中国”、为何必须超越“五千年”框架、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如何影响政治中心的转移、“多元一体”结构如何在史前就已奠定等核心命题，更详述了创作幕后的考量与抉择——为何以《秦汉》作为开篇倒叙？如何平衡三星堆的独特性与整体文明逻辑？为何聚焦曾国等“文献失载”的诸侯国？等等，帮助读者把握全书的学术骨架与叙事逻辑。

书中还收录了学术顾问团队及创作团队十余位主创人员的学术对谈与创作手记。对谈部分，有严文明、赵辉等考古学家与主创面对面拆解核心命题：从“重瓣花朵”理论如何诠释文明格局，到二里头、石峁等遗址的断代争议，再到“古国”“王朝”的划分标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专业概念，直面创作中的争议与取舍，还原了学术观点从碰撞到共识的全过程。创作手记则解锁了更多鲜为人知的幕后细节：如何从海量的考古报告中提炼叙事线索，从简牍残片中挖掘普通人的故事，从相似的器物纹样里捕捉远距离文明交流的痕迹；小到一枚玉饰的纹路、一件陶器的器形，大到古城的布局、祭祀的流程，均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力求还原历史本真。

从万年前江西仙人洞的陶罐稻种，到秦汉时期的城池文书，《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以坚实的考古材料为经纬，织就一幅跨越万年的历史长卷。这不仅是一部面向大众的中国早期文明通识读本，更是一份由当代中国考古学界集体交付的时代答卷。

以下内容为本书选摘：

《秦汉》选摘

为汉朝卫护北部边境国家安全的，不仅有使者、将士，也有和亲的公主们。乌孙是西域诸部族中较为强大的一个，随畜逐水草而居。张骞向武帝献策：以财物相诱、送公主和亲，说服乌孙与大宛、大月氏形成夹击匈奴之势。

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她的爷爷在景帝时参与了一场史称“七国之乱”的反叛行动，最终兵败自杀。或许因为皇室宗亲和罪臣后嗣的双重身份，她成为汉朝派往乌孙的第二位公主。此前不久，江都王女刘细君刚刚死在异乡。细君公主生前所作的悲歌早已传遍长安：“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与草长莺飞的故乡迥异的风物与习俗，是武帝诏书中“欲与乌孙共灭胡”的重托也无法冲淡的忧愁。

在政治旋涡中成长的解忧，有着与细君公主不同的坚韧心性。她带着王朝的托付，一意西行。陪她同往的还有聪慧的侍者冯嫽。从长安向西，她们第一次看见天地间如此空荡的景象，四面八方的风无所阻滞地在莽莽平野间来往。第一次看见尘世间如此壮阔的奇观，雪山、沙漠、戈壁，以及镶嵌其间的湖泊与绿洲。

到乌孙后，解忧嫁予国王（乌孙称“昆弥”）军须靡，冯嫽则为右大将之妻。她们居毡帐，饮酪浆，白天听着群马嘶鸣，夜晚枕着猎猎风声。对故乡的思念，此刻被化作对故土的使命，开始了她们在西域长达数十年的斡旋。

军须靡死后，解忧遵照乌孙的习俗嫁给了他的堂弟翁归靡。公主在内，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乌孙的政局。她的新丈夫不再游移于汉匈之间，而选择了一心归附于汉。冯夫人在外，持汉节为公主行赏赐，邀迎西域诸部族之心。解忧在乌孙四十余年的经营眼看即将换来长久的安宁，翁归靡却猝然薨逝。

60岁的解忧不得不嫁给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泥靡。这是她第一任丈夫与匈奴人的儿子，对汉朝并无好感。她处境艰难，一度生死悬于一线。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泥靡被杀之后。在冯嫽的帮助下，在汉廷的支持下，她的儿子元贵靡最终成为乌孙的大昆弥。一度屯集于敦煌待命的汉军得以不战而还。

这一年是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解忧已经年近70。她尚记得自己来时，明眸皓齿，风华正茂。如今遥望家乡时，她的眼神却越来越模糊。她怕再不回去，便忘记故土的模样。她一生里大部分的时光都在这伊犁河畔度过，为了故国所赋予的使命，变了语言、改了习惯，默默地适应着这里的一切。她的三任丈夫、她的儿女，都在这里，但是她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那灼灼的桃花，那苒苒的桑梓，那方正的文字，那绮丽的丝绸……这也是千百年后仍然嵌在中国文化里的基因，对故乡的眷念始终深深镌刻在骨血里。

从玉门到敦煌，一路皆是茫茫戈壁。汉代的驿骑联翩，也曾由此经行。在距敦煌市区还有60公里的柳格高速南边，悬泉置伫立在连绵而荒凉的山脉之下。这是敦煌郡效谷县属下的一处邮驿机构，日常在此工作的吏卒有30余名，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军情急报，接待往来的各级官员和各方使者。

啬夫弘是悬泉置存在的前后数百年时间里任职最久的一个，从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的18年间，他几乎未曾离开过这里。他为都护、使者、公主、将军、列侯们传过无数封信，准备过无数次行程所需的马匹与粮草。他仍清楚记得，12年前，他刚到悬泉置不久，长罗侯常惠护送少主相夫来到敦煌，不久后又因和亲不成而折返，之后便听说了解忧公主和冯夫人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公元前58年，他看见丞相史李尊护送复员的戍卒返回原籍。在归乡的队伍中，总有轺车上载着的一具具棺木，那是不幸死在异乡的戍卒们。曾经，新征的年轻人从悬泉置经过，去往敦煌等地服役；如今，他们也经这里返回各自的家乡。“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目送那些曾卫护过一方安宁的人们离开，啬夫弘仔细录下公文中戍卒们的原籍。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二月十二日傍晚，平望驿骑带来了长罗侯和解忧公主的书信。他们的书信一向与西域局势有关，啬夫弘未敢怠慢，将之交托给驿骑朱定，让他连夜赶往万年驿。

一年后，啬夫弘收到了下行的公文，让他为从乌孙归汉的解忧公主一行准备车驾。（“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有请诏。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成，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他这才知道曾送出的那封信正是公主归家的恳求。那年冬天，他看见年老的解忧公主和她的3个儿孙，匆忙上前迎接。从赤谷城到悬泉置，是1273公里；从悬泉置到长安城，是1372公里。这位离家50年的大汉公主，已在遥远的西域看过了将近两万轮的日升月落。古稀之年的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岁月轮转，烽火已熄，古道上音尘渺绝，戍卒的书信埋在黄沙下，王侯的宫苑隐在高楼间。而那些城邑、道路、边关、堰渠，曾见证着秦汉时期每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在这片山河湖海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慢慢垒就矗立历史长河中的巍巍王朝。他们曾眼望星辰，他们曾背负长天，他们曾跋山涉水，他们曾生死离别，他们曾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两千年后今日中国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