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深秋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风有些凉。国庆观礼的人群里，多了一位头发斑白、军装笔挺的特殊客人。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他面前，伸手与他紧紧相握，略带感慨地向身边的中央领导说了一句：“这是老朋友啊，当年若没有他，红军八万多人，怕是很难走到今天。”这句话，听上去简单，背后却牵出了一段从大革命、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最后延续到建国初年的漫长恩怨与交往。
这位“老朋友”，正是曾经的国民党少将莫雄。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少军旅回忆中，他曾经是叶剑英的“死对头”，两人早年在战场上分属敌对阵营，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特意“找回来”，不仅没有被清算旧账，反而担任了重要职务。这种安排，若不了解其前后因果，很容易让人困惑：一位曾参与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为何会被毛主席亲口称作“革命功臣”？叶剑英又为何要以极大耐心去保护这位旧日对手的性命和名誉？
要把这一连串问题理清，只能从1920年代开始说起。
一、一份情报改变红军命运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队，着力扶植一批可信任的将领。当年，年仅三十多岁的莫雄，因在同盟会时期就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被任命为少将旅长，在粤军中颇受重视。从出身和经历看，他是典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军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却又停留在“军人救国”的思路上。
192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东征，伐陈炯明。莫雄率部参战，在这支军队里，已经加入了一批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莫雄晚年回忆，当时部队里那些共产党员冲锋打仗不要命，政治主张又鲜明彻底，这种对理想的坚持，让他多少有些震动。他并没有立刻改变立场，但心里对共产党人，已经不再像许多国民党军官那样排斥。
到了1930年，风向变了。蒋介石掌握党政军大权后，对旧部的清洗一波接一波，许多原本依托孙中山起家的粤军将领纷纷边缘化。莫雄也在这一轮斗争中被一步步剥夺军权，离开了前线，只能前往上海，投奔金融大佬宋子文，希望重新谋求机会。
上海是当时中国政治力量最复杂的城市之一。就在这里，莫雄结识了几位关键人物——项与年、华克之、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工作者。几轮接触下来，这些人发现，眼前这位前国民党少将对共产主义理论并不熟悉，却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极为反感，对内战持坚决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国民党军官中并不多见。
有意思的是，中共中央特科很快意识到，像莫雄这样身份特殊、与各路军政势力都还有联系的人，如果贸然秘密入党，反而不利于工作。李克农亲笔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不必急于加入共产党，以现有身份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更有价值。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如何通过“中间力量”获取战略情报，比简单多发展一名党员更重要。
1934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蒋介石在前几次“围剿”失利后，迫切需要重整策略。经过幕僚的游说，他决定重新启用一些老粤系军官，希望借他们的地方基础，加强对苏区的封锁。莫雄就在这种背景下，被任命为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重新掌握相当规模的军队。
外界看上去，他回到了国民党将领的队伍里，似乎又要与红军为敌。实际上，莫雄重新掌兵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悄悄与中共地下组织恢复联系。他安排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进入司令部工作，以参谋、文职等身份掩护其真实任务。这种安排，既便于掌握他的动向，也便于及时向中央传递重要情报。
同年五六月份，庐山召开了一场对红军生死攸关的军事会议。蒋介石召集一众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专门研究如何一次性解决中央苏区问题。负责提供作战思路的，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汉斯·冯·赛克特。他提出了一个颇具现代战争色彩的设想：以几十万国民党军为地面主力，配合两百多架飞机，从多个方向构筑“铁桶”，一点点压缩红军生存空间，每天前进几公里，将中央苏区层层封死。
在纸面上，这个计划极为严密。如果顺利实施，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不是被困死，就是被打到失去有生力量。会上，莫雄在场，他能够清楚地听到各路军政首脑如何部署封锁线，如何计算兵力投放。会议一结束，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围剿”，而是可能决定红军命运的致命一击。
回到驻地后，莫雄立即与项与年商量对策。涉及最高机密，电报很可能被截获，只能采取更冒险的方式。短暂讨论后，两人达成共识：必须由人亲自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这是刀尖上行走，稍有差池，就是灭顶之灾。莫雄提出由项与年亲自前往，具体路线和联络方式都由他全权安排。
为了避开各地路卡盘查，项与年做了一个极为痛苦的决定——敲掉自己四颗门牙，伪装成面容破损的乞丐。他穿着破烂衣服，手里拎着破碗，一路沿途讨饭，从江西北部绕行，日夜兼程，向瑞金方向逼近。路上，遇到军警抽查，他就佝偻着背，含糊不清地应付；到了僻静处，再加速赶路。
等这份关于“铁桶计划”的情报送到中央苏区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中央领导迅速研判形势，意识到敌军围剿规模和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苏区若继续固守，很可能陷入被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转移由设想变为现实，后来为人熟知的长征，由此拉开序幕。换句话说，这份情报直接影响了中央红军的决策走向。
很多年后，毛主席回忆这段经历时，一句“要不是他，红军八万多将士很难说啊”，并非客套话。在1934年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一度对“围剿苏区”信心满满，若“铁桶计划”顺利实施，中央红军确实有被重创甚至被歼灭的现实危险。从这一点看，莫雄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一次果断决定，已经不只是个人立场问题，而是与红军的生死攸关。
二、从“剿共司令”到“老朋友”
很多人只记得莫雄提供情报的这一件事，容易忽略的是，他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段短暂交集，而是持续了近二十年。在多个关键节点，他都在用各不相同的方式，站在共产党一边。这种选择，对一个身在国民党军界的人来说，代价并不低。
1935年，蒋介石继续调整军队部署。莫雄被调到贵州毕节，担任“剿共”保安司令。表面看来，这是对他的再度重用，实际上也是另一种试探——毕节一带是红二、六军团可能经过的区域，蒋介石需要有人堵截红军西进路线。若真按命令行事，莫雄的任务就是在当地设防，等待红军上门。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没有这么简单。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确实通过毕节一线，向大西南转移。面对上级下达的围堵命令，莫雄的决定很干脆：主动避让。他下令部队撤开关键通道，在不引起上面注意的前提下，给红军留出一条安全通路。对于表面上“合作剿共”的军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已经接近明着“通共”。
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通过毕节时，并非人人行走如风。队伍里有重伤员，有体力不支的老兵，还有来不及搭上主力行动节奏的后勤人员。莫雄在自己的辖区里，有意默许甚至暗中安排地方力量，将相当一批红军伤员掩护转移到偏远山区，为他们留下一条活路。这种行为，只要被上级查出，就足以定为“通敌叛国”。
不久，蒋介石方面果然接到了关于莫雄“与红军接触过密”的报告。他再次被剥夺兵权，关进牢房，关押时间约有一百五十天。这个时间不算短，对一个早已习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来说，在狱中随时可能面临审讯甚至整肃，压力可想而知。
冤狱结束后，中国局势很快迎来新的巨大变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全面展开。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许多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军政人物，又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莫雄凭借与粤系军人的旧交情，再次在军界露面。
抗战时期，他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利用职权释放被关押在广东南雄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南雄当地曾有一批起义失败后被捕的红军，其中不少是老红军骨干。国民党地方当局对这些人盯得非常紧，一般人根本插不上手。莫雄通过调动关系，以“战时需要团结人心”“吸收地方武装为战时预备队”等由头，陆续把几百名共产党人和战士从监禁状态中放出，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到敌后战场或地方工作岗位。
1938年10月，莫雄担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这支部队主要在华南地区活动，对日军的后方交通线形成牵制。随着部队规模扩大，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以各种名义进入他的部队，其中一部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展组织，最终在这支纵队中建立起党支部，发展党员一百余人。这件事在当时非常敏感，因为国民党内部对“党外势力渗透军队”格外警惕。
有趣的是，莫雄并不是一无所知。对部队内部的真实情况，他心里有数。甚至当他察觉到手下副司令很可能是共产党员时，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有意把具体事务交托给对方，自己退到相对靠后的位置，专注于对上级“交差”和对外协调。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已经是一种鲜明站队。
从时间上看，莫雄与中共的实际合作，贯穿了1930年代到抗战中后期，前后延续近十年。哪怕在国共关系再次紧张的1946年至1949年间，他也没有成为顽固反共阵营的一员。反倒在国民党内部斗争加剧时，因为立场模糊、态度不够强硬，再度被边缘化，甚至遭到暗杀威胁。
1949年广州即将解放前夕，国民党内部的恐慌迅速蔓延。莫雄因为过去的种种“通共嫌疑”，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危险人物”。有资料显示，国民党特务一度策划对他下手，他不得不匆匆离开内地，避走香港。对于当时已经年过五旬的他而言，从军半生，竟落到四处避险的境地，这其中多少带着一点辛辣的讽刺。
三、“死敌”与“老友”：叶剑英的抉择
广州解放是在1949年10月中旬。城市秩序刚刚恢复，新政权的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却给广东方面发来了一份让人稍觉意外的电报。发电报的人是毛主席，电报的主要接收人之一，是刚刚负责广东军政工作的叶剑英。
毛主席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莫雄一切罪过饶恕，他是有功的，请尽快设法找到他。这句话表面看只是对一位旧日朋友的一种肯定，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含义。一方面，是对莫雄长期提供情报、掩护红军的明确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在提前打一个“招呼”，防止地方在不清楚全貌的情况下，凭过往战场记忆对他“秋后算账”。
这封电报为什么要专门发到叶剑英那里？原因不难理解。追溯到1927年，广州的枪声曾经让两人的经历交织在一起。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作为起义主要军事领导之一，在城内组织起义军，试图夺取广州这一重要城市，作为革命的一个支点。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薛岳的统一指挥下迅速反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血腥镇压。那一场战斗，伤亡极为惨重，许多青年将士倒在街口巷战之中。
当时，莫雄正是薛岳麾下的团长之一，参与了对广州起义的清剿。从单纯的战场立场看，他和叶剑英站在完全对立的两面。对于当时在广州战斗过的人来说，那段经历留下的是血与火，是战友牺牲的记忆。多年以后再提起，很难不带入个人感情。
也正因为如此，1949年毛主席在电报里专门强调“他是有功的”，其实是在提醒叶剑英：看待这个人，不能只看1927年的身份，更要看他此后十几年对中共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要求新政权的干部，用更长的时间线来判断一个人的功过，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瞬间。
叶剑英接到电报后，很快行动起来。当时的香港，复杂势力云集，国民党残余特务、英国殖民当局、各路商贾都在盘算自己的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莫雄，并不容易。叶剑英一方面通过香港的中共组织打听消息，一方面让原来与莫雄有旧交的人悄悄联络，尽量降低引起不必要注意的风险。
几轮打听之后，终于在香港找到远离军界、隐居一隅的莫雄。据说，见面时他自己也有些忐忑，毕竟过去的经历千头万绪，很难不有顾虑。接到来自内地的邀请时，他曾试着问一句：“现在回去，还算不算一条人命？”对方只是笑着回答：“有人早就替你打了保票。”
不久之后，莫雄回到广东。新政权并没有把他当作“战犯”处理，而是安排他参与土地改革等地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旧身份并非全然成了负担，反而在部分地区发挥了缓冲作用。许多乡绅、旧军官对他有所了解，更容易在他的劝说下接受新政策。
然而，基层对他的复杂身份未必了解。有一段时间，在清查反革命的运动中，有的干部在调查材料时翻到他曾任国民党少将的经历，又看到“剿共司令”“参加镇压广州起义”等字样，立刻给他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甚至在内部拟定材料时，写出了“应以枪决处置”的意见。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并不罕见，但对个人命运来说，却可能是一刀两断的生死界限。
叶剑英得知情况后，并没有简单地说一句“稍后再查”，而是立刻出面干预。一方面，他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当前的处理意见和基层的误判风险；另一方面，在广东当地明确指出，莫雄不能按一般“历史反革命”处理，应当严格依据中央指示看待其贡献。在这种顶层态度的加持下，原本可能走向极端的处理，最终被叫停。
此后，莫雄在广东政坛逐步稳定下来，先后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虽然他已经不再少年意气，也不再统兵沙场，但在建国初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政策的落实中，他的存在多少起到了一种象征性作用——共产党并非简单地“斩草除根”，而是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党外人士，给予应有的尊重。
1956年国庆前后，毛主席在北京亲自接见莫雄，再次肯定他“有功”，这既是个人层面的礼遇，也带有一种向社会公开传递信号的意味：无论过去立场如何，只要在关键时刻真正站在人民和民族利益一边，都可以在新中国的政治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在后来对待像张治中这样长期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将领时，也有类似体现。
张治中在抗战时期担任西北行营等要职，对新疆局势有相当影响力。抗战胜利前后，他多次从中斡旋，为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重庆谈判结束那天，他亲自到机场送行。临别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对和平是非常有诚意的，你永远是我党的老朋友。”这句“老朋友”，与当年对莫雄的评价，异曲同工。
建国后，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即便是在政治环境最为紧张的那些年，毛主席和周恩来也尽可能在既有框架内保护他的基本安全和政治尊严。这样的安排，并非简单出于私人情谊，而是统一战线政策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从1920年代广州的巷战，到1930年代庐山会议后的情报传递，再到抗战时期的释放战俘与支持地下党组织活动，最后延伸到1949年后新政权对旧部的安排，一个人物贯穿其中：莫雄。叶剑英与他的关系，从“战场对手”到“革命友军”，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革命内部处理“敌”“友”关系的方式——不是一刀切，不是只看一时之恩怨，而是把人的一生放在更长的历史线索里去衡量。
1980年，莫雄在世事变换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回头看，他的名字在许多公开史书中并不算显赫，远不如一众开国将帅那样为人熟知。但在一些重要节点上，他报送的一份情报，放走的一支队伍，释放的一批战士，却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近年播出的纪录片《山河岁月》中，曾专门用章节讲述他的经历，这倒也算是一种迟到却并不缺席的历史注脚。
从毛主席那封电报，到叶剑英在广东的那次决断，这些故事连接起来，其实指向一个朴素而又不那么容易做到的道理：在大风大浪的年代里，如何看待“老朋友”，如何处理旧账新帐，是一道极考眼界和气度的难题。对莫雄这样的历史人物而言，正是这些背后不为外人轻易知晓的态度和决定，让他的功过评价，愈发显得有迹可循，而不是被一时的标签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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