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重庆歌乐山的山坡上蝉声震天。山脚下的黄山官邸里，电话铃此起彼伏，军统、保密局的头面人物出出进进，一派紧张。就在这样一个官邸林立、特务云集的地方，有个名字却始终像影子一样晃来晃去，却没几个人真正看得清——程一鸣。
这个人后来用一句话，把军统几十年的“吃饭家伙”概括得干干净净：“军统的刀，不只是一把。明刀是特务，暗刀是间谍。”
很多年以后，他才把这套刀法拆开来说：特务分三类，间谍有五种，用间又分三步。听上去有点玄，其实逻辑极其简单，手法也很固定。戏看多了容易当故事听，但在当时，这玩意是要命的，走错一步就是枪毙。
有意思的是，把他那些拆解一条条捋顺，反过来再看军统内部许多熟人，比如沈醉、霍立人、沈之岳这些人，位置一下就清楚了：谁是特务，谁是间谍，谁是“死间”，谁是“反间”，大致一对照就能看出门道。
一、从“诈降”那一枪说起
时间往前拨回到1949年春天，云南昆明。局势已经明显倾斜，国民党一天天往南退，军统、保密局的人心里也都明白，局面已不可挽回。但表面上，命令还是照下，文件照发，谁都不敢先动。
就在这种气氛里，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出现了。毛人凤找到沈醉，半真半假地说了一句话：“可以学学王佐，诈降嘛。”
这句话的意思不用过多解释。沈醉自己也明白得很：“这是要我冒着脑袋不保的风险，装起义，实则继续听他指挥。”所谓诈降，本质就是“死间”和“内间”的混合体：表面投向一方，暗中为另一方服务。
等到昆明起义通电上，沈醉在枪口顶腰的情况下签下名字，事后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想不通：自己不是也算起义了吗，怎么还成了战犯？直到1980年恢复起义将领身份时，他才算彻底把这段理清——那次签字与其说是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怕吃眼前亏”的下意识行为。
然而，从军统系统内部的“用间”角度看，这件事又有另一层意思：沈醉这个人，其实早在云南局势崩盘之前，就被毛人凤按在“可以诈降继续利用”的棋子位上了。这种安排，在程一鸣的定义中，就很接近“死间”的范畴。
所谓“死间”，在《孙子兵法》里说得很清楚：故意让敌人相信某些假情报，甚至把自己送上绝路，但要换来更大的布局利益。只是到了军统这里，这套理论又被拆解得更细，配合特务系统一起运用，才形成了后来那一整套“特务三类、间谍五种、行动三步”的体系。
要理解这套东西，不妨先把角色分清：谁是特务，谁是间谍，这两个词在军统眼里，从来不是一个意思。
二、三类特务：谁在前台，谁在暗处
程一鸣1964年结束三十四年潜伏回归后，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其中有一篇专门讲“军统组织的真相”。在那里面，特务被分成三大类：秘密特务、武装特务、公开特务。
这三类，表面差别不大，穿起军装都能叫“军统的人”。可一拆开，门路就出来了。
秘密特务，是最不好识别的那一批。他们又分三个亚种：情报特务、破坏特务、交通联络和电讯特务。统一特点就是：不穿军装，不亮身份，白天是商人、店员、记者、教员，晚上就是情报员、行动员、报务员。
沈醉刚进圈子时，就是这一类。他被姐夫余乐醒介绍给戴笠，当上了“联络员”，名字也换成了一个听上去毫不起眼的化名——陈沦，专门给法租界、英租界、华界以及沪西几个情报组送文件、取情报。后来又冒充消防员，甚至当过通讯社驻沪记者，一层层身份叠上去，外人很难看出绺子。
有一段细节挺能说明问题。1933年在上海，沈醉带人去江湾，准备抓地下党。他自己既是情报员，又亲自上阵当行动员。枪战中，他左肋被小口径手枪打中，子弹卡在两根肋骨中间，他硬是自己拔了出来，还强撑着指挥行动。这种折腾，已经不是一般“写材料、找关系”的特务，而是兼着破坏特务的活儿。
交通联络、电讯那一批就更隐蔽。电讯监察员有的在军统据点，有的直接混在邮电局里，一边上班，一边偷拆信、拦截电报，顺手看看内容，必要时破译密码。旁边人就算天天见面，也未必晓得对方晚上是给谁工作。
和这一类“暗刀”相对的，是武装特务。
武装特务的招牌比较响，往往挂着“忠救军”“别动军”之类的名字。看上去是军队，实际上就是特务武装。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绥靖公署第二处、陆海空三军联络处这些机构，多半都是公开的特务机关，只是穿着军服打掩护。
不少秘密特务梦寐以求的，就是从地下转到这类武装单位。一旦进了军队，军衔上升就快了很多。沈醉二十五岁当上上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挂着“稽查处长”的职务，而这个处长在军队序列表里就是上校级别。
更夸张的是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里的刘安国就是以他为原型。1946年，他当上军统东北区区长时同时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这两个督察处按惯例是中将级别，胡宗南、孙连仲替他向蒋介石一打招呼，很快就被批升中将。那年他才三十九岁，而毛人凤还只是少将。他自己在口述中说起这事颇为得意。
再往外一层，就是公开特务。这类人一般挂在一些名义上很体面的机构里，做的是特务工作，拿的是军政系统的薪水。外人看简历，觉得风光，其实内部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属于情报、督察、保密系统，权责都比较特殊。
看似这么多层，其实有个牢记的要点：特务，是执行者，是具体干活的人；他们可以打人、抓人、监视人，也可以翻信件、埋炸药，但能不能上升到“间谍”层级，是另外一回事。
程一鸣讲得很直：所有间谍都是特务，不是所有特务都够格做间谍。看着风光的区长、处长，派出去几十个特务，结果一个像样情报都没拿回来，这种事在军统并不少见。
三、五种间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
说到间谍，军统自己并不避讳来源。《孙子兵法·用间篇》里那句话，他们几乎可以倒背：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程一鸣既当过军统西北区区长，又担任过本部行动处处长，对这套东西拆得尤其细致。
照古书的原意，“因间”是借用当地百姓，“内间”是利用敌方内部官员，“反间”是把敌人的间谍拉过来为己，“死间”是故意让敌方接收到假情报而牺牲掉的那一批，“生间”则是可以活着回来汇报的那些。
军统在此基础上加了自己的分类方法，再结合实际去用，形态就更丰富了。粗略归纳一下，大致是这么操作：
因间，主要依托各类社会人士和社团组织。有时候是地痞流氓，有时候是商会骨干，也可能是文化界名流。表面上他们只是“混得开”“人脉广”，背地里则给军统提供路线、场所、情报。因为出身不同，掩护职业非常自然，不容易引起怀疑。
内间，专盯敌方党政军机关干部，包括基层文书、中层科长、机要秘书、参谋等。这个群体，一旦被拿捏住几个关键人，情报量和破坏力就成倍放大。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些“漏情报”事件，多多少少都和这类人有关。
反间，就更讲究火候。军统常常让自家特工假装叛变，再让对方收编，之后反过来给己方送情报。电视剧《风筝》里郑耀先和“影子”韩冰的较量，就借用了这种模式。当然，现实中没那么戏剧化，但基本原则差不多：表面上站在敌方阵营，实际接收的指令来自另一个系统。
生间，一般以合法身份出现，经常出入于双方都相对认可的场合，比如记者、商人、教会人员、留学生等。对方知道他背景可疑，却碍于种种原因“不能随便动他”。这种身份最适合长期潜伏，慢慢摸情况，关键时刻送上一份“价值极高的情报”。
死间，是最残酷的一层。军统会刻意安排一条假情报，通过精心挑选的渠道传给对方，让对方信以为真，并因此做出错误判断。那名负责传递假情报的间谍，往往很清楚自己被当成“弃子”，但在一些极端环境下，他也许没有选择。等对方查实情报有误，多半就把他处决了，而军统内部则把这类人列入“任务完成、但无法回收”的名单。
这五种间谍并不是分得泾渭分明的死格子，而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战场相互交叉使用。程一鸣自己就同时兼具了几种特征：他被中共中央派去军统，是红色特工的“内间”；又在军统系统里不断利用“反间”手段，把对方派出来的特务一批批送进解放区，最后使得西北区“派了无数人，没一个传回有用情报”。
在他之前，军统西北区区长曾经换人做过多次尝试，结果都是“派出去，抓回来”，整个西北情报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直到后来换成霍立人，才稍微有点起色。霍立人自己都说，派人混进边区打探消息不算太难，真正难的是搞破坏和建组织。破坏一动手，很容易被边区政府逮个正着。
这话其实印证了一个事实：间谍系统如果只停留在“混进去看看”，价值并不算高。只有和特务系统、破坏行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威胁。这也就引出了军统最常用的一套流程——物色、交往、确立关系。
四、三步用间：先看人，再拉近，再上手
军统的“用间三步骤”，程一鸣在回忆中写得非常具体，也很冷静。他没有用夸张的语气，只是平铺直叙地列出三个环节：物色对象，建立交往，确立关系。
听起来普通，但拆开看，每一步都有讲究。
物色对象，是所有工作的起点。军统从来不会随便抓个路人就往里塞，而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身份能不能掩护，经常接触什么人，能不能接触要害部门，有没有经济压力，有没有情感弱点，思想上是否容易动摇。这些东西，负责物色的人要提前摸清，做到心里有数。
等觉得“下手值得”，才进入第二步：开始个人交往。
这一阶段看上去很“人情世故”。请吃饭、偶尔帮个忙、逢年过节送点礼，甚至帮忙解决一些小麻烦。时间拉长以后，对方慢慢把你当成“朋友”“老相识”，有些心里话也会不自觉说出来。军统在这一段最喜欢使用的一招，是先帮忙解决一个难题，再顺势说一句：
“还得靠你以后多照应一点。”
这种话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听的人如果只当客套话，那就算命硬；如果默默记在心里，觉得“欠了人情”，下一步就很容易被拉进关系网。
第三步，才是真正建立间谍关系。这个阶段，一般会有一个明确的“摊牌”过程，有的直接开出条件，有的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有的人被抓住把柄，不得不低头；有的人只是贪图钱财、地位，也有人是受所谓“反共、救国”思想鼓动，自认为在做正事。
一旦关系确立，就不是普通朋友了，而是军统的“线人”“关系户”，再往后，逐级发展到“正式间谍”。这时对方的生活节奏就会彻底改变：有固定的接头方式，有专人收取情报，有时还接受技术训练，比如密码本使用、安全通话、如何反跟踪等。
程一鸣之所以能把这三步说得如此细致，是因为他看过太多这样的过程，从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观察，知道每一个动作的目的。
在延安方向，这套三步法用得尤其频繁。沈醉提到，军统办过临澧等地的特训班，扣押了数千名准备去延安的进步青年，把他们身上的介绍信、学历证明、工作证明收走，交给伪装好的特务顶名混进去。一个叫袁某良的人，就顶替别人去抗大学习，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离开，才把这段经历说了出来。
面对这种渗透，延安方面花了极大精力甄别。有些伪装得不高明的，很快就被拆穿；少部分隐藏得深的人，则给安全工作制造了长期隐患。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这个数字听上去并不吓人，但考虑到当时延安人口总规模，这个比例绝对不小。
从军统内部的角度看，这一整套操作只是按照“物色—交往—确立关系”三步走。先物色那些准备往边区去的青年，再趁机扣押，选出形象、学识、口才合适的人进行“包装”，之后再让他们顶替名额进入延安，通过长期交往逐步建立“可靠关系”，最后变成“内间”或“生间”。
在这一连串操作的背后，有一个共通点：间谍活动并不是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的，而是早在认识之前，相关的人已经被放进“物色名单”里了。有人一生都在名单之外，有人从一开始就被当成可以利用的对象，这种差别，有时候只在一句无意间说出的话，一个不经意暴露的弱点。
从三十四年潜伏的程一鸣，再到在枪口下签字、起起伏伏的沈醉，再到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无名特务和间谍，这些人的经历拆开看，各不相同。可把军统总结出来的那套“特务三类、间谍五种、行动三步”放在一边，一一对照，会发现很多路径早已被踩出深深的脚印，几乎没有什么“天才灵感”，更多是按部就班的制度化运作。
这一点，倒是值得静下心来细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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