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8日，重庆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老百姓们围了一圈，正看一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武行戏”。
马路当中间，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抱在一起，连滚带爬，撕扯得那叫一个难解难分。
占上风的那个死死箍住对方的胳膊，扯着嗓子吼：“抓叛徒！
走，跟我去局子里说清楚！”
被压在身下那人一边蹬腿一边嚎：“你才是狗特务！
我是共产党员！
你放开我！”
这场面，怎么看怎么拧巴。
喊“抓叛徒”这位，名叫李修凯，名头响当当——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是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可被他按在地上摩擦、嘴里嚷嚷着“我是共产党员”的那位，叫冉益智，原先坐的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交椅。
堂堂军统少将，大街上玩命要把一个中共高层扭送公安局，理由竟然是让他“去自首”。
这事儿要是搁在半个月前，那就是痴人说梦。
可偏偏在1949年年底的重庆，这却成了人性博弈最露骨的一张底牌。
这背后的弯弯绕，可不是咱们常见的“猫抓耗子”，而是两个都被逼到悬崖边上的人，为了活命，各自心头扒拉了一笔截然不同的算盘珠子。
先瞅瞅那个被按在地上的冉益智。
要是把干革命比成做买卖，冉益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商”。
连罗广斌第一次见他，都觉得这人一副“儒雅绅士”的派头。
但他心里的账本上，从来没写过“信仰”，只刻着“利益”俩字。
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栽了。
抓他的人，是军统里号称“杀人魔王”的徐远举。
按常理，像他这种坐到市委副书记位置的干部，怎么着也得过几轮老虎凳，或者哪怕像许云峰那样，跟敌人兜几个圈子。
可冉益智倒好，创下了一个丢人丢到家的纪录：刑具还没摆上来，他就跪了。
特务不过是甩了他几个大嘴巴子，还没动真格的，他心里的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塌了。
那会儿，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
路子一：咬碎牙关硬扛，命可能保不住，但名节和组织都在。
路子二：立马变现，拿手里的机密换自己一条狗命。
冉益智眼皮都没眨，直接选了二。
更有意思的是，他觉得光“保命”太亏，还得顺手“捞个官”。
这就搞出了情报史上都罕见的“叛徒内卷”闹剧。
当时重庆还有个大叛徒，市委书记刘国定。
刘国定叛变后，国民党赏了他个中校军衔。
冉益智一听，心里那个酸啊：我肚子里的货不比他少，凭啥我不能升官？
为了把刘国定比下去，冉益智开始疯狂“大甩卖”。
他不光把上下级全卖了，还主动把万县的党组织名单捧到了特务面前。
这笔沾满血的买卖做成了：冉益智如愿以偿，换回个“中校”帽子。
那边刘国定一看急眼了，为了保住地位，扭头把广安等地的组织也供了出来，混成了“上校”。
两个叛徒，为了肩膀上那几道杠和那点赏钱，争着抢着把昔日的战友往刑场送。
冉益智这回“清仓大处理”，直接把重庆地下党组织搞了个底朝天，133人被抓，53人惨死。
咱们熟知的江姐（江竹筠），就是被他这一手送上了绝路。
在冉益智看来，这笔账算得太“精”了：虽然脊梁骨被人戳烂了，但好歹混进了国民党体制，端上了铁饭碗。
可这种太会算计的人，往往容易栽在一个大坑里：只顾盯着脚尖，看不见远处的天。
也就过了一年半，解放军的大炮就架到了重庆城外。
这时候，那个把冉益智按在地上的男人——李修凯，该出场了。
李修凯是湖北应山人，黄埔军校出来的，老牌特务。
能混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说明这人既有老资格，眼色也活泛。
1949年12月，重庆变天了。
李修凯躲在“中央合作金库”的宿舍里，面临着这辈子最难的一次押注。
摆在他眼前的道儿，也就是那么三条：
第一条：跑。
往哪跑？
整个大西南都被解放军围成了铁桶，连徐远举那种“西南王”都成了瓮中之鳖，他一个副区长能飞上天去？
第二条：藏。
这更没戏。
他是挂了号的少将特务，名字早就在清算名单上挂着呢。
街上卖报的小孩都在喊“号外”，听在他耳朵里全是催命符。
第三条：自首。
这条路那是提着脑袋走钢丝。
万一共产党不讲信用咋整？
万一自首了还是挨枪子儿咋办？
真正让他把心横下来的，是一个关键信儿：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刘人爵起义了。
人家刘人爵不光没掉脑袋，还受到了优待。
这事儿让李修凯心里透亮了：共产党的“既往不咎”不是哄小孩的，是真真切切的政策。
这笔账，李修凯算明白了：硬抗只有死路一条，自首兴许还能搏个活头。
12月6日，李修凯走进了国府路308号“范庄”，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为了显诚意，他掏出了2支毛瑟枪、2条大黄鱼（黄金）。
军管会代表当面给了他八个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这八个字里，李修凯就把最后四个字听进去了：立功受奖。
但他心里发慌啊。
交两条金子、两把破枪，这算啥功劳？
顶多算个“配合”。
对于一个少将级别的特务来说，这点“投名状”分量太轻，根本洗不掉他以前的罪。
他急需一个大功劳。
一个能让新政府对他另眼相看的硬通货。
接下来的十来天，李修凯跟猎狗似的，跟着部队在重庆大街小巷转悠。
他嘴上说要交出隐藏的特务名单，但他心里清楚，抓几个小鱼小虾没啥大用。
一直熬到12月18日，他在德胜戏院门口的人堆里，冷不丁瞅见了那个戴眼镜的“熟面孔”。
那一瞬间，李修凯的眼睛估计都绿了。
在他看来，这哪里是个人呐，这简直就是一块免死金牌，是一张通往新日子的入场券。
冉益智这个大叛徒，害死了江姐，害死了几十个党员，共产党对他那是恨得牙根痒痒。
要是能亲手把他逮住，这功劳比抓十个国民党上校都要硬气。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出荒诞戏码。
李修凯根本没给冉益智反应的空档，扑上去就是一个熊抱，死也不撒手。
最有意思的是冉益智的反应。
重庆都解放半个月了，这个双手沾满血的叛徒居然没跑，还敢大摇大摆在闹市区晃悠。
为啥？
因为他还存着赌徒那一套侥幸心理。
他觉得自己虽然卖了同志，但好歹“曾经”是共产党啊。
他甚至天真地跑去找罗广斌，想解释自己是“受了冤枉”，居然还想重回组织怀抱。
当被李修凯一把抓住的时候，他下意识喊出来的竟是“我是共产党员！”
这句话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为了保住中校军衔出卖灵魂的家伙，死到临头倒是想起了自己以前的身份。
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李修凯吼出“他出卖了江竹筠”这句的时候，结局就定了。
大伙儿认出了这个魔鬼。
愤怒的人群帮着李修凯把人按得死死的，一直等到解放军巡逻队赶过来。
这次“街头肉搏”的结果，彻底把两个人的命给分成了两截。
冉益智被抓后，关进了“慈居”。
讽刺的是，这地方以前是徐远举关革命者的，现在成了关叛徒的笼子。
审讯的时候，冉益智那副丑嘴脸又露出来了。
为了活命，他故技重施，想靠不断吐新的“情报”来邀功，把当年怎么跟刘国定“比赛当叛徒”的烂事儿抖得底掉。
但他算错了一件事：新政权不需要这种烂到根里的投机分子。
1951年2月，冉益智挨了枪子儿。
临死前，这个算计了一辈子利益的人，终于良心发现了一回。
他留下遗言，求人把他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跟草木一块烂掉”。
可惜，这迟来的忏悔，哪能洗得清他身上的血债。
回过头看李修凯。
他在德胜戏院门口那一扑，赌对了。
因为有主动自首的情节，又有抓捕大叛徒的重大立功表现，政府兑现了“立功受奖”的承诺。
李修凯不光没被清算，反而在政治和生活上都过得挺滋润。
他利用自己在军统的老底子，写了一大堆关于特务组织内部结构的材料，帮着新政权把那些残渣余孽收拾得干干净净。
1952年，李修凯因为严重的肺结核病死了。
在最后那段日子，新中国政府一直给他提供相当不错的治疗，一直管到他咽气。
回头再琢磨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在那个重新洗牌的年月，下场最惨的往往不是以前的敌人，而是叛徒。
别的叛徒下场也不咋地。
那个跟冉益智“比赛”的刘国定，1951年也判了死刑。
连敌人都不拿正眼夹叛徒。
德胜戏院门口那一抱，抱出了两个理儿：
第一，放下屠刀，还真能立地成佛，只要你赎罪的心够诚，手底下的活儿够硬。
第二，拿灵魂换来的好处，永远是带着毒的。
你以为那是救命稻草，其实那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李修凯看清了形势，走了第一条道，哪怕顶着“战犯”的名头，最后也赢得了一份体面。
冉益智算尽了机关，却算漏了最基本的人性——不管在哪头儿，都没人看得起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笔账，历史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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