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整个中国。东北某地的战俘营里,一个三十出头的日本兵呆呆坐着,盯着墙上渐渐暗淡的光影。他叫小林武司,三年前还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一名新兵,如今成了战俘,等着被遣返。
营房里很安静。有人低头写日记,有人闭着眼不知想什么,有人小声嘟囔着“总算能回家了”。小林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脑子里反复闪回一个画面——浙江江山一座茅草屋,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眼神绝望的姑娘。那个画面像一根刺,扎了三年,越来越深。
他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这样一段话:“当着病重父亲的面,我们对他的女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禽兽的行为。我该下地狱。可中国人饶了我一命。”
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
浙江江山的八月,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庄稼地里玉米刚抽穗,稻田里一片青绿,看上去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可村民们知道,鬼子又出城了。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一个中队,从江山县城开出来,沿着乡间土路朝周边村子推进。中队长骑在马上,举着望远镜看了一圈,确认没有埋伏,手一挥:“扫荡全村。”
“扫荡”这两个字,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清楚。
村里人跑了大半。有躲进山里的,有钻地窖的,有投奔远处亲戚的。可总有人走不了——卧病在床的老人,舍不得那几间破屋的农户,还有那些觉得“家里啥也没有,鬼子不会来”的穷人。
小林武司那年二十二岁,入伍不到半年,跟在老兵身后,绕过村口几间显眼的砖房,从一条偏僻的小路摸进村子。老兵说,越穷的人家越好搜,跑不远,也没人管。
他们盯上村边一间茅草屋。
那屋子确实破。土墙裂着缝,茅草顶歪歪斜斜,门板薄得一脚就能踹开。老兵抡起枪托砸了几下,门晃了晃,没开。屋里静悄悄的,不像有人。两人正想转身,一阵咳嗽声从屋里传出来。
老兵眼睛亮了:“有人!”
咳嗽是从里间传出来的。一扇更结实的木门挡在面前,枪托砸上去,木屑乱飞,门板就是不开。每砸一下,里头的咳嗽声就急一阵,越急越咳,越咳越压不住。
小林跑到院里,找到一把生锈的锄头,对着门板一阵猛撬。木头终于裂开一个大洞,老兵一脚踹开残破的门板,两人跨进昏暗的内间。
屋里光线很差,只有屋顶破洞漏下一小束光,照着一张破旧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老人,头发花白,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剧烈地咳嗽着,每咳一声,胸膛就像要被掏空。床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正慌乱地替老人掖被子,见到两个日本兵冲进来,整个人僵住了,脸色白得像纸。
老兵手里的刺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他一步步逼近床边,刀尖指向老人。姑娘猛地站起来,挡在父亲身前。刀尖顶在她蓝布衣上,她没有躲,脚下却不由自主地退了一小步。
她盯着眼前两个敌兵,嘴唇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手按在父亲盖着的破棉被上,像是在提醒老人别动,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老兵一把扯开她的肩,将她推到一旁,伸手就去抓病床上的老人。
接下来的事情,小林后来在自述里写得很简单:“老兵让我抓住老人往外拖,说要把他扔到院子里。老人死死抓着床沿不放,姑娘扑上来抱住父亲,用方言骂我们,叫我们滚出去。老兵火了,让我用枪托砸。”
枪托砸下去的时候,小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只记得老人闷哼了一声,姑娘尖叫着扑过来挡,几下没挡住,枪托落在她身上,又落在老人身上。每砸一下,老人就咳一阵,越咳越厉害,最后咳出来的全是血沫。
老兵嫌他动作慢,自己抡起枪托,对准老人的头和背狠砸了几下。血从老人额头上渗出来,染红了花白的头发。
姑娘被老兵压在一边,动弹不得。小林按照老兵的吩咐,抓住老人盖着的破被子,把人拖下床,往院子里拖。老人的背蹭过门槛,蹭过院子里的石板地,最后被扔在院子中央。
老兵把门故意掰开一道缝,让躺在院子里的老人能听见屋里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跨进屋里,把门带上。
小林守在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开。他把步枪靠在门板上,低头看着地上的老人。老人已经不怎么动了,胸口微弱地起伏着,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小林踢了他一脚,没反应。又踢了一脚,老人被踢得翻了个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屋里传来杂乱的声音。蹭动声,压制声,压抑的啜泣声,还有几声被掐住喉咙似的低喊。小林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蝉在树上拼命叫,叫得他脑子里嗡嗡的。
过了很久,老兵从屋里出来,蹲在老人旁边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吐着烟雾,像在休息,而不是刚刚参与了一场暴行。
小林走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姑娘缩在床边,衣衫不整,头发散乱,眼睛直直地盯着某处,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有喉咙里发出撕裂般的气息。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退出来,把门带上。
傍晚,中队带着抢来的粮食和财物离开村子。走出村口的时候,小林隐约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嘶哑的哭喊,尾音拖得很长,像要把整个村子的悲苦一口气喊出来。声音很快被山谷和树林吞没,中队继续前进,天边只剩一抹血色。
老人没能挺过那一晚。村里人回来时,只看见冰冷的尸体和一个失魂落魄的姑娘。
三年后,小林在战俘营里反复回想这一幕。他想起老人死死抓着床沿的手,想起姑娘挡在父亲身前的背影,想起枪托砸下去时老人的闷哼和姑娘的尖叫,想起老兵蹲在老人旁边抽烟的样子。
这些画面像刻在他脑子里,怎么都抹不掉。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些年,他每天都要学习,要写材料,要交代自己参与过的每一桩罪行。起初他只是写“随队执行扫荡”“有反抗者予以镇压”之类的空话。管教人员反复强调:不得隐瞒,必须写清具体过程。
他慢慢开始写真实的细节。写那间茅草屋,写那扇被撬开的门,写病床上的老人,写挡在父亲身前的姑娘,写枪托砸下去时自己脑子里的一片空白。写到后来,手开始发抖,笔都握不住。
有一次,他在回忆时终于崩溃了,嘴里反复念叨:“那个老人……还有那个姑娘……我该下地狱。”同屋的人劝他冷静,他只是摇头:“中国人没有杀我,我还活着。”
一九五五年,小林被特赦回国。离开中国之前,他写下最后一篇反省文字,后来被收入《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他在里面写道:“当着病重父亲的面,日本兵对姑娘犯下了暴行。这是禽兽的行为,我该下地狱。可是中国饶了我一命,我将用后半生来赎罪。但愿和平永在,罪恶消弭。”
那户人家的命运,如今已无从详细追问。能被确认的,是时间——一九四二年八月;是地点——浙江江山某个小村;是部队番号——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某中队;是当事者的供述——收录在《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里的那段文字。
历史的重量,有时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这些具体的细节里——一个病重父亲被拖下床时死死抓着床沿的手,一个姑娘挡在父亲身前的背影,一个年轻士兵举起枪托时脑子里的一片空白,一个老兵蹲在垂死者旁边抽烟时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才让人看清一个事实:所谓战争,落到具体的人头上,就是一场场赤裸裸的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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