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滨江绿康阳光家园，春节前夕，组织老人穿旗袍表演。受访者供图
杭州滨江绿康阳光家园，春节前夕，老人写春联。受访者供图
2月23日，早春的风还凛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个县城的养老院里，吃过早饭的老人聚在院子里太阳能照到的地方，有人在聊春节请假出去吃的席，还有人小跑追上来向别家儿女反映情况：“你给你爹买来的年货全让别人偷吃了。”
这家养老院容纳了来自周围村镇的190多位老人，大约85%的老人都选择留在养老院里过年，负责人介绍，“有人吃了顿年夜饭就回来了”，还有的老人“精明”，待在养老院里，图个“自由”。
千里之外，丙午马年的浙江省杭州市，“老人去哪里过年”这个问题，催生出了一种更新答案——把在家的老人送去养老院过春节。这种短期托养也叫“喘息服务”。每天128元或99元的春节体验价，让常年照护老人的家人能暂卸重担，过个轻松年。
我家也有一位老人。爷爷去世后，奶奶的精神和身体就像突然失去了支柱，以往老两口能搀扶着过马路，如今奶奶出行大多要靠轮椅。姑姑不放心她夜里独睡，怕她起夜摔倒，从爷爷走的那天起就陪着睡，算下来已近一年没回自己家过夜。“一听见她‘窸窸窣窣’起床的动静，我就起来扶一把。”
我回家看望奶奶的两天，老人强烈要求姑姑回自己家睡个好觉，叫“放假”。我亲身体验后才知道，要多“轻浅”地睡眠，才能捕捉到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在老人需要时及时伸出手。
呼和浩特市某养老院的房间里，老人在阳台上种满花。王雪儿/摄
呼和浩特市某养老院，老人写下新年愿望。王雪儿/摄
春节期间，我刷到一篇引发很多人共鸣的帖子：“和老妈深度捆绑，保姆和家人都回老家过年了。只有我，一年到头一天也不能休息。”帖主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有人将照护这类老人比作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漫长的陪伴。一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很多时候，让家属喘息是为了能让他们再多走几步。
提供春节“喘息服务”的杭州滨江绿康阳光家园市场外联负责人丁理想提到，一些找他咨询的人其实仍会被春节送老人去养老院就是“不孝”的观念影响，会特别注意考察养老院提供的食宿条件，尤其是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有的时候丁理想也要做老人工作，她和老人说“你看我们这里的条件，孩子不是不孝顺，反而是更孝顺”“工作原因，你要支持他的工作”“日常他已经陪伴你了，你要想他也是有小孩子的”。丁理想说，老人会被很快说服，“他马上就会觉得‘是的，我不能变成子女的累赘’”。
对于失能老人而言，更多时候，短期托养是一种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一位85岁的老人因脑梗出院不久需要专业护理，家人照顾不便，就选择了这样的短期托养。
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的家属告诉我，母亲平常由护工帮忙照料，但每年春节，护工从除夕前休假至元宵节，照护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去年春节，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和“开盲盒”一样，不知道母亲是会因为水瓶带子断了还是收音机按不出来声音而“大闹”。
他心疼母亲总是处于焦虑和惊恐的状态中，也发现自己顶不住了——去年照护半个月下来，身体一向正常的他“血压飙到了150”。今年春节，他决心为母亲寻找更专业的护理，“自己活，老人才能活”。
“团圆有时也意味着压力。”杭州缤纷康养中心负责人徐利娟这样理解。一些失能老人，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环境不宜大变。但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在所难免，嘈杂可能加剧他们的情绪与行为问题，影响家庭氛围。
杭州滨江绿康阳光家园，春节前夕，老人打门球。受访者供图
呼和浩特市某养老院，老人们聚在大厅聊天。王雪儿/摄
还有一种特别情况，是杭州这类高速发展城市正面临的。
提供“喘息服务”的养老院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这些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效应，这里吸引了一批人才，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区域聚集了很多“新杭州人”。徐利娟所在的缤纷康养中心自2025年10月便开始试水短期托养服务，契机是国庆期间有小区居民咨询，希望为来探亲的老姐妹寻找短期、方便且经济的住所。这是一家在小区里面的养老机构，“探望或者走动吃饭非常方便”。
丁理想也提到，为外地来杭的父母选择短期照护服务的家属也不在少数，在寸土寸金的杭州，人均享有的住房空间有限，“家里面原本就是一家三口，突然增加一个人也不好住”。这种离社区不远，能提供短期托养服务的养老机构就成为了首选。
但事实上，两位养老院的负责人都提及，对于需要高密度护理的失能老人，这个价格“肯定做不来”。“喘息服务”在商业上是有边界的——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针对相对健康老人的市场引流策略和观念普及手段。
比如，有几位能自理的老人在看到短托服务的新闻后，主动选择来体验，他们想试试看，养老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丁理想也直言，低价是为了“让利”，让更多人走进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养老院能提供的服务”，从而可能转化为长期客户。同时，他们也试图通过营造浓厚的“年味”——写春联、包饺子、做手工、组织观看春晚等集体活动，来区别于传统认知中冰冷、孤独的养老院形象，证明机构养老也可以热闹、温馨。
春节短托是个新鲜事儿，咨询的人很多，需求确实存在。徐利娟准备了10张床位，但过年前，真正预定出去的实际只有2张。她想，春节这个特殊的节日终归还是和其他时间不一样。
即使对于长住老人来说，春节到底在哪儿过也是个需要争取的事儿。很多老人把养老院的房间布置成家的样子，在阳台用一次性餐盆种鲜花，“他们实际上是不愿意离开的”，但耐不住子女央求，吃过年夜饭又自己溜达回养老院。
我的奶奶就是这样。过年时从自己家走到隔壁楼栋的姑姑家对她来说就是个巨大的挑战。春节的午饭吃得格外久，她的精力和腰腿都不允许她长久地坐在饭桌前，尽管家人屡次相劝，但老人总认为坐到最后才不算辜负子女的心。
有的老人想在家多住几天，但吃了年夜饭就被送回来了，护理员发现她情绪不对，才知道老人本想见见孙子，不论是留在养老院，还是留在家里，徐利娟说，“老人其实也没什么选择权。”
我想到很多年以前去参观的一家高级养老社区，入院门槛极高，里面的绝大多数老人都是自愿入住，很多人把房子都卖了，安心在机构养老。春节期间，孩子们也搬到养老院去，租一间两居室，一家人在那里团聚。
搬来这里的老人告诉我，他们是为了享受相对专业的医疗服务。
在呼和浩特市的那家县城养老院的春节心愿墙上，有老人写“天气好的时候有人能推着轮椅带我去院子里转转，回老宅看一看”“如果允许，想在窗边看远处的烟花，或者挂个红灯笼”“想尝一口家乡的炸油糕，或者儿女包的饺子”。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养老机构经历着改变。养老院的定位已从救助“三无”“五保”老人的社会福利机构，转向为大众服务，有的提供商品化服务。其中，民营养老院占比超过七成，成为主力。
去年，来自呼和浩特市一县城各村镇的100多位“五保”、低保老人在民政部门的补贴下，几乎不用花钱住进了这家2020年开放的养老院。如今，一层楼白天有两名护工，晚上有一名，“以后老人多了，我们肯定还会再加。”该养老院的相关负责人说。
这家养老院目前并不提供除了长住之外的服务，但为了拓展客源，负责人提到，“都可以谈”。
姑姑在考察完之后，却坚定了自己照护奶奶的心。一位老人偷偷抽烟，被护理员告诉了“儿女”，没收了烟盒，“再抽烟如果住院了，孩子们没时间照顾你”。
更多老人沉默地坐在餐厅，独自捧着收音机。他们不与旁人交谈，对外来者浅浅一瞥便闭上眼，问起吃了什么也不记得。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吴心越曾在苏南某县级市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她提到：“养老院里常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老人的自主性常不被鼓励。一位奶奶想扫地上的饼干屑，被护理员紧张制止。调研中有负责人对吴心越说：“最好老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多动就多份风险，家属追究起来还是养老院的责任。”
吴心越发现，种种规范与约束反而强化了老人的衰弱感，让他们不敢也不愿离开熟悉的范围。
在一次演讲中，吴心越说：“我们中国人对老年人最大的祝福是健康长寿。但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自己想怎样生活，而不是仅仅以‘为你好’的名义安排一切，然后要求他们听话。”
更良善的照护不能仅寄托于个人品德或专业素养。吴心越总结，它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反映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情感结构，关乎我们是否视老年人为有自主性的“主体”，而非仅是被安排的“客体”。
而老人的愿望有时很简单。在那张新年愿望墙上，有人写道：“希望晚上少起夜，关节疼轻一点”“和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通个视频电话”“一家人吃顿饭，拍张全家福”“想收到一封手写信，听听年轻人讲外面的新鲜事”……
尊重老人的意愿，或许就简单到：想在哪里过年，就在哪里过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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