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宁

人生如长卷，我以自觉起笔，以自驱行墨，以自在留白，将一生起落，描绘成一幅未竟的写意。

人生的前20年，我是在幼稚和懵懂的妄想中走过的。

生于战乱，在“放养”的状态中，我看了不少历史、文学，包括武侠小说之类的“闲”书，满脑子都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梦，心心念念想走文学道路。中学时，我已在《文汇报》和《亦报》上发表过不少“豆腐块”文字。可我是家中长子，父亲说学工科才能养家糊口。于是，在父亲的坚持和姑姑的推荐下，我于1952年懵懵懂懂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

当时的我，连建筑学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美术基础。与受过良好美术训练的同学相比，我就是个“菜鸟”。绘画第一课，我握着铅笔的手，显得很僵硬。

但我不服输。大学的前两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死磕素描和水彩。元旦前夜冰冷无人的教室，盛夏家里燠热的亭子间，都留下了我埋头画画的身影。很多次在外面写生被制止，说我“形迹可疑”，但我“屡教不改”。最离谱的一次是在从学校回上海的夜车上画画，因为乘警干涉而我态度不好，被带到列车警卫室关了半夜，到站后还以“屡犯”的罪名被押解到上海北站派出所，好在一位独臂的所长只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放了。

现在想来，最初的痴迷与其说是爱上了建筑，不如说是骨子里“不想认输”的劲头在支撑我。有意思的是，当你为一件事投入全部心力时，爱会悄然生长。在征服那些色彩、线条和光影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建筑学的魅力——不仅是工程技术，更是空间与美的艺术创造。曾经模糊不清的建筑世界，在我眼前慢慢清晰起来,我爱上了这门学科。

真正让我把建筑当作一生事业的，是时代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作为建筑学子，我知道尽管中国有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但在现代建筑话语体系中，我们的声音太微弱。我多想让中国建筑重新站立在世界舞台中央，让中国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1961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现场观看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团首冠，我心潮澎湃，脑海里突然萌生出要用我的专业在世界建筑赛场上为中国“夺冠”的想法。

1956年毕业后，我先后被分配到国家建委中国建筑科学院筹建处和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三四年间，我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三个项目的方案设计(后两个项目都只做了一轮设计便中止)，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全国设计竞赛和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碑国际设计竞赛，还承担了不少国家级科研项目。业余时间，我练画，看书(包括文艺、美学、音乐、绘画发展历史和评论的书籍)，泡图书馆(建研院图书馆的建筑藏书堪称全国之最，能看到国外最新的原版书籍和期刊)，整日沉浸在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的建筑世界里。短短几年间，我的视界和格局有了明显提升。

就在我对自己出道的专业水准充满自信、以为能在专业上大展拳脚时，时代风云突变，专业工作全面停顿，而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旋涡中。

1970年，我从北京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工作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法预测未来，能做的只有修炼内功，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我边看书边找项目。没有大项目，就做小项目；没有公共建筑，就做“五小”工业厂房(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钢铁厂和小机械厂)。我人生中第一个建成作品，就是位于临汾的解放军某部的一座公共厕所。渐渐地，我参与了一些中小型工程。尽管投资很有限，我还是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建筑构想，并在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实施中，夯实了施工图绘制和解决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离开临汾时，我已经有了自信，无论项目多大、多复杂，应该没有我解决不了的困难!

1981年，从临汾调到浙江杭州。随着设计的杭州黄龙饭店以及加纳国家剧院、马里共和国会议大厦等项目的陆续建成，我迎来了创作黄金期。

黄龙饭店的方案，前后做了整整一年，一共进行过三轮评选。另外两个非本土团队的设计水平都很高，酒店设计的经验也比我们多。我们之所以能够拿下这场竞赛，不全是因为技术，更是中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哲理启发了我们。黄龙饭店坐落于西湖景区与老城区之间，我们不希望建筑像一堵高墙切断城市和风景区的空间联系，而是把风景区、自然、城市与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于是，我借鉴中国绘画的“留白”手法，采取单元成组分散的、具有空间渗透性的方案，让酒店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江南的地域文脉和中国文化精神和谐共生。有建筑界前辈评价，黄龙饭店的设计指出了一条新路，我想，这条新路就是中国建筑师的自主创新之路。后来，我设计了加纳国家剧院和马里共和国会议大厦，让“中国设计”登上了世界建筑舞台。

1992年，我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做设计工作。3年后，我到了退休年龄。正处在创作活跃期，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创作环境，暗下决心：不论有什么困难，都会把创作生涯继续下去。

2002年，我67岁，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建设部有关“扶优扶强”的政策报道。这根“救命稻草”，让我在政策和国有大院扶持下，创办了混合所有制的建筑设计研究所——“筑境设计”。创业之初，缺项目，没团队，就连60万元启动资金都是向大院借的。许多人觉得我疯了。我走了过来，并工作至今。

在新世纪的20余年里，我仍在不断更新自己的作品清单。我希望用作品说话，并且是用作品说中国话，用建筑讲中国故事。几十年的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让我在谈“让中国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时，有了更多底气。

我坚持以“全华班”组合参加国际设计投标。通过多次与国外顶级建筑师同台竞技，我认定，“中国制造”的本土建筑师，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程泰宁建筑作品选》已由国际知名出版机构以世界大师系列出版；加纳国家剧院的建筑形象曾印上该国货币“赛地”，这个项目还和埃及金字塔、法国巴黎圣母院、中国长城等180多个建筑一起，收入西方出版的科普读物《世界建筑地图》；2022年通车运营的杭州西站被网友拍成视频发到了海外社交平台上，播放量超百万，数千位网友留言，他们对建筑的未来感、科技感感到惊讶，赞叹不已……

在建筑创作以外，我一直关注中国建筑理论的建构。2008年，我重返母校，2009年，成立了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并以建构中国自己的建筑话语体系为宗旨。我一直觉得建筑创作中的同质化、西方化倾向比较突出，“被人同化而不自知”。只有在“破”“立”之间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走出西方“现代性”的牢笼，展现自己。我提出“科学为术、自然为道；技艺为术、人文为道；语言为术，境界为道；道术相长，转化创新”，这成为“中心”团队正在编写的《境界·意境·语言——中国建筑理论体系建构》一书的基本思想。希望这样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建筑师的“守正创新”有所助益，也能为世界建筑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一种中国思考，为世界文化发展贡献东方智慧。

人生如远行，回望来路的沟沟坎坎，幸得有自觉、自驱、自在相伴。

自觉，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万千道路中选择了自己的方向。对我来说，自觉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建筑做到极致，让中国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

显然，这只是个方向，既没有具体目标，也没有终点。我心中的远方，一如天边的云霞，永远吸引我向它靠近却从不妄想抵达。已有的成就、头衔和荣誉都不过是路边记录里程的标石，一闪而过；而自觉，却让我在几度无路可走、面对多次“入仕”“下海”邀约，以及当下建筑业诸多困境时，仍然坚持朝着心中的方向择路而行。

时至今日，我依然每天上班，依然要画草图方案，要操心建筑完成度并全程把控。许多人对此不相信也不理解，谓我何求？我想这就是“自驱”的力量吧。我这人从小就有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劲头，只要认准的事，就会一直做下去，而且相信能做到最好。这种信念，为我提供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最近，一位朋友在书上了解我的一生经历后，在网上发文感慨：“几十年的奔波、辛劳(应该还有挫折)，竟然在他脸上、身上看不出一丝痕迹”。我想，这应该归因于我一向“自在”的心态吧。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会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就会在看清并看淡现实的种种后，依然持守着内心的平静与韧性。不囿于困境，不在意“风评”，做自己能做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并将无法实现的部分，沉淀为滋养未来的智慧。

我想说，“自在”也源自“爱”与“感恩”。一路走来，家人、师友、一些同行和学生都在护持着我，他们在我周围织就了一个充满温馨和爱的空间场，让我感受到温暖与光明，感受到宁静与自在。

我一直很欣赏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曾写下“跳出三界无挂碍”“笑对青山谱新篇”的诗句，抒发我对“自在”的追求与向往。

自觉、自驱、自在，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生命状态。

建筑如人生，人生如建筑。都需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在变化中把握整体的平衡。

生命是流动的。有人随波逐流，有人逆流而上，而我，选择在流动中寻找自己的形状，在行走中成为自己的样子，用一生所学回馈社会，绽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