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复兴与再造：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来 | 天涯·作家立场|乌托邦|南方|原住民|大陆|天涯|殖民主义|非洲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1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2025年7月12日，《科幻人文》编辑部组织策划主题为“抵抗、复兴与再造：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来”的研讨会，聂韬、范轶伦、张媛、程莹、王侃瑜、肖明矣、李广益等七位嘉宾与谈。嘉宾们探讨了全球南方的文艺工作者如何在生发出超越西方中心的未来想象，以及这种想象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可能性。这一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历史发展不断展现出其独特的理论脉络。在尼日利亚裔作家内迪·奥克拉弗眼里，马克·德里1993年提出的非裔未来主义脱离了非洲本土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因此，她创造了“非洲未来主义”和“非洲巫术主义”这两个强调非洲本土化的概念。从非裔未来主义到非洲未来主义的思想流变中，该理论所承载的含义已远非最初的解读——这种既具民族性又强调世界性的文化传播行动很快在全球南方得到响应，形成了第三波未来主义风潮，包括但不局限于阿拉伯未来主义、拉美未来主义、原住民未来主义。全球南方艺术家不断在建构着超越西方中心的未来想象，以争取未来定义权和历史叙述权。

对谈人

聂韬：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范轶伦：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科幻研究学会（SFRA）2023—2024年度青年学者。

张媛：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教授。

王侃瑜：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博士，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

肖明矣：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比较文学项目博士生。

李广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持人

谢恺晴：重庆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来

谢恺晴聂韬范轶伦张媛程莹王侃瑜肖明矣李广益

谢恺晴（主持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灵感来自马克·德里1993年提出的观点。他指出“非裔未来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矛盾：历史被有意地抹除，而人们却要耗费精力去寻找那些可辨识的历史痕迹。这不禁让人思考：这样的群体还能想象未来吗？如今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幻作品正在被不断发掘和重视。因此，重新审视和思考德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不仅有关注非裔文学的，还包括研究非洲和拉美文学的专家。所以，我们把德里的问题稍作调整，提出今天的第一个讨论话题：“全球南方如何想象未来？”

聂韬：我当前对“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思考，主要围绕其概念内涵、如何对抗、抵御与融合展开。破题时，我发现“南方”是核心词。从方位词角度看，南方概念实则源于北方，其政治身份（无论作家的政治立场、地域的政治地位）、文化特质及文艺思想建构，我认为是为消解后殖民思想在当代暴露破绽后的悲观态度而产生的南北定义。对我而言，从南方到南方文学，其意图是在世界舞台上展开新一轮交涉、抵御，试图摆脱北方控制并重建自主体系，进而完成命名。我甚至认为，南北讨论及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讨论，与当下世界文学中有意替代“殖民”“后殖民”、形成新二元话语与言说机制的趋势息息相关。即便用地域概念覆盖殖民概念展开思考，现实问题仍未改变——谈论南方时，我们仍需直面后殖民话语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蒋飞老师文章中提及的全球南方文学大众文艺问题相关。文章提到非洲、中国等南方作者及文学市场需面对长期朝向北方的读者视野与文化选择，这与斯皮瓦克“作家无法代表底层民众发声”的观点接近，但更为复杂：南方作家在北方精英话语与南方大众书写间，常呈现矛盾、无助甚至消极状态。若谈论未来及这一概念的定义，何种大众文艺创作能摆脱北方精英主义话语建构？蒋老师在最新文章中未给出明确答案，仅作呼吁，但南方及南方文学的定义是否需继续解决后殖民理论留下的消极、失败问题，仍有讨论空间。

第二个问题源于“南方”的地域性——它作为地域与方向名词，与殖民、帝国主义及后殖民风尚存在显著区别。当非洲、中国及其他符合南方定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构建南北界限时，是否只能依靠对抗北方来形成南方联盟、充实主体内涵？我们共称“南方”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我想请教专家：南方的定义究竟是地域，还是存在更深层机制？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民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当代各领域知识生产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极为困难，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与未来中国交织复杂，无论是大众文艺的本土反抗实践，还是警惕北方（西方）文化渗透的意识形态性话语，都未能轻易破解困局。若后者（警惕渗透的话语）占据主导，南方定义是否会如后殖民概念般易被收编、利用，陷入新的北方陷阱？当南方寻求融入北方的“包容”时，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以非洲为例，其习俗传统在殖民前后有自身发展逻辑，当代也并非一成不变。即便强调非洲未来主义，其中的“神灵”是否仍是传统神灵？这意味着南方概念的内涵处于动态演变中，其发展变化比北方（已稳定数百年）更为剧烈，结构更松散（类似联盟与邦联），规范也更分裂。因此，我想提出：如何不依赖“树立敌人”来定义全球南方的核心要素？在中国特色话语与可联合的非洲力量中，如何找到不依赖对抗北方的南方定义？这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值得思考。

我仍以提问收尾：我们前往的“未来”是谁的未来？北方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常需通过他者定义自身——有南方就需以南方视角审视北方。若建构起自主的全球南方未来主义体系，北方是否仍在其中？未来主义概念的演变本身带有批判性，例如有人并不认同非洲未来主义，而“非裔未来主义”“非洲未来主义”“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在不同国家、地域、种族、性别及性向的文艺批评者中定义各异，虽有迭代，但“未来”涵盖的元素及指向已极为复杂。这种多元概念的建立，究竟是终结北方霸权，还是成为其更隐秘的新形态？

以相关核心人物为例，罗克珊·盖伊与尤娜·哈维被称为“漫威女神”，为《黑豹》中瓦坎达女子皇家护卫队创作独立漫画三部曲，其作品中的“非洲未来主义”实则在抵抗非裔未来主义。此外，李广益老师文章提及的吉布提作家瓦贝里的小说《非洲合众国》中，非洲成为繁华世界中心，世卫组织位于冈比亚，萨卡拉以南环保者获“阿巴拉特和平奖”，白人难民从欧美涌入非洲，甚至出现“滚出去”等话语。这种构想与清末民初《新纪元》等作品内核相似，不禁让人疑问：这究竟是非洲的未来、南方的未来，还是仅有南方地理外壳的北方未来实质？文中的“世卫组织”“和平奖”等表述，换用北方话语反而更易成立。当我们立足当下讨论南方未来主义、重塑南方历史与想象未来时，北方的位置何在？我们会接受北方援助、使用北方话语，或依照北方历史演进与世界地位勾勒南方未来吗？

最后，我想提及非裔未来主义先驱德莱尼，他虽未明确提出该概念，却早于德里达提出“去二元的科幻道路”，挑战“以他者定义自身”的逻辑。这一看似二律背反的悖论让我思考：谈论南方时，是否应更清晰认识北方对南方的塑造？如何摆脱对抗、实现融合，是更深层的议题。

以上为我的分享，抛砖引玉，留给后续老师与同学讨论。谢谢。

谢恺晴（主持人）：感谢聂老师从多个角度提出的深刻问题。这让我想起范轶伦老师在《从第三世界科幻到科幻第三世界》一文中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探讨，或许能与聂老师的问题形成对话。下面有请范轶伦老师分享她的见解。

范轶伦：谢谢邀请。聂老师的发言确实为讨论开了个好头。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这一领域诸多学者一直在思考的核心议题，包括如何定义“南方”、如何处理南北关系，以及南方未来主义作为话语场域的合法性何在。今天我想从更熟悉的拉美科幻创作实践切入，谈谈拉美如何在科幻创作中实践本土的科幻未来想象。

先从一则近期新闻说起：特朗普再次将矛头指向拉美，计划从2025年8月起对巴西所有商品征收50%关税。巴西是拉美最大经济体，也是少数对美贸易顺差的拉美国家——美国从巴西进口大量铁矿石、农产品、能源等，对拉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则相对较少。

特朗普及部分保守经济主义者认为，这种贸易逆差冲击了美国本土产业，因此试图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保护本土企业，让巴西商品因涨价减少美国对其的依赖。这一事件直接体现了全球南方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被动地位：即便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且处于贸易顺差，仍易被美国这样的强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中制裁或边缘化。这让我再次意识到，“全球南方”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现实权力结构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对象。在这种结构中，拉美国家既是资源提供者，也是被动承受者。而科幻——尤其是全球南方的科幻，正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工具：重新讲述这些不平衡，构想属于自身的未来。

拉美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欧洲殖民带来的资源掠夺与文化断层、20世纪中叶频发的军事独裁、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此后艰难的民主化进程。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与经济，更塑造了民众对未来的想象方式。对拉美人民而言，整个20世纪充满剧烈动荡与变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间反复拉扯，深刻体会到民主制度、国家发展乃至科技进步并非线性演进或普遍适用的存在。

以阿根廷为例，其科幻传统存在两种张力：一方面，因与欧洲联系紧密，继承了欧洲启蒙思想与早期博尔赫斯式的哲学幻想，追求面向世界的普遍理想。例如早期作家卡萨雷斯的作品多带思辨性，甚至呈现元小说色彩的哲学科幻，体现文学与思想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阿根廷科幻也深刻反映本土社会现实与政治矛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拉美科幻漫画《永航员》。这部作品原著发表于1957年，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核战一触即发的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突降“死亡之雪”，任何活物接触后瞬间死亡，主角胡安·萨尔沃因与家人在家中幸免于难，随后穿上自制防护服穿越时空，成为“永航员”拯救人类与地球。

后来证实，这场雪是外星入侵的产物。作品以胡安向作者厄斯特黑尔德讲述经历的方式展开。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源于作者的悲剧性遭遇：厄斯特黑尔德是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政治原因“失踪”的著名受难者。1976至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推翻民心所向的庇隆政府，掌控陆海空三军权力，开启镇压异见分子的“肮脏战争”，数万名被视为左翼分子、知识分子、学生及工会运动家的公民遭秘密处决、酷刑迫害，成为“失踪者”。厄斯特黑尔德本身是左翼政治支持者，《永航员》之后的创作更融入政治理念，1977年他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其四个女儿也先后遭绑架杀害，全家几乎从历史中被彻底抹去。

Netflix 剧集《永航员》海报上贴着厄斯特黑尔德及其儿女失踪的广告

《永航员》虽为科幻漫画，后续影响力却超越科幻范畴，成为反对独裁与帝国主义的象征作品。厄斯特黑尔德本人也成为拉美“殉道者式知识分子”的象征，其作品与命运深深嵌入阿根廷人民抵抗的集体记忆。该系列多次重印，粉丝创作的番外同人不断涌现，2010年依然有续作问世，还被改编为电影、广播剧，2016年获漫画界“奥斯卡”艾斯纳奖，2025年Netflix制作的剧集问世。2022年中文版通过众筹出版，得到阿根廷驻华大使馆的高度重视与支持——这是其首次推出亚洲语言版本。众筹模式颇具深意：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科幻创作与传播不依赖大型出版社或集团，而是由粉丝通过社群力量推动，这正是全球南方科幻实践的重要特征。

在拉美及阿根廷科幻发展中，粉丝始终扮演关键角色。2024年我在智利参加国际幻想文学大会时，见到了阿根廷著名科幻人塞尔吉奥·高特·维尔·哈特曼——他既是作家，也是阿根廷历史最悠久的粉丝杂志主编，曾通过网络推动阿根廷网络科幻运动，编写多部文集。但他提到，近年来情况与中国相似：办好粉丝杂志已非常困难，阿根廷如今已无纸质粉丝刊物。关于拉美及阿根廷科幻迷的情况，推荐阅读《拉丁美洲国家的四条西班牙语科幻迷群体活动阵线》（河流著），文中详细讲述了拉美科幻迷如何推动本土科幻发展的经历。

回到创作层面，21世纪后，更多新生代作家关注现实中的裂痕与不平等，借用幻想元素揭示阶级、性别、暴力、生态危机等议题，以科幻批判拉美在全球政治与科技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通过反思未来图景为当下困境寻找可能的解决路径。这些新生代作家中，有的专事类型文学，有的从主流文学转向科幻创作，这一现象与中国当代科幻创作颇为相似。我个人推荐的作品是萨曼塔·施维伯林的《侦图机》（Kentukis），英文版翻译为Little Eyes。小说中，“侦图机”是一种动物外形的可爱机器，操纵者称“机控”，购买者称“机主”，二者通过随机匹配连接。故事构建了一个近未来世界：秘鲁独居老妇人操纵兔子形状的侦图机与德国女孩连接，克罗地亚男孩贩卖定制侦图机却卷入巴西绑架事件……诸多小故事交织而成。这是作者的一次思想实验，探索虚拟连接世界中，在线体验如何让人们看见自我与他人，以及科技赋予人类力量的同时如何影响情感感知。表面上是虚拟全球网络连接彼此的故事，实则批判了“技术中立”表象下阶级与种族分化的进一步固化——在虚拟化、全球化的世界里，拉美人物虽大量出现，却仍未在核心技术中获得话语权。这让我意识到，拉美科幻在想象未来时，常带着“是否会再次错过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全球科技竞争中拉美基础科研投入有限、偏重工程与应用的现实。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拉美作为地区有相似历史文化，内部差异却不容忽视。例如阿根廷科幻受欧洲哲学文艺影响较深，呈现高度智力性与实验性；墨西哥科幻因原住民文化影响，更强调本土传统、文化身份及美墨边境经验；加勒比地区（如海地、多米尼加）因非裔人口占比大及奴隶制历史，作品多融合原住民传说与奇幻元素。可见，拉美并非同质化文化实体，而是多语言、多种族、多历史交错的复合空间，拉美科幻正从这种复杂差异中生长而来。

此外，谈论拉美时不能忽略北美的“拉丁裔未来主义”（Latino/Latina Futurism，现拓展为Latinx Futurism），它更关注性别、种族、移民、边界等议题，发展出创伤叙事模式，但其脉络与拉美大陆的未来主义需加以区分。更细致地看，拉美本土也有亚裔、非裔等少数族裔作家群体，虽非主流，却在不断涌现与被挖掘，这些多元视角让拉美的未来想象更复杂立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并非总是聚焦对抗与殖民愤怒的宣泄。本次圆桌主题“抵抗、复兴与再造”中，“再造”尤为重要——拉美科幻中的未来主义并非单一的苦难叙事，也可以很酷、很有趣，体现在漫画、游戏、电视剧、音乐等多种形式中。近期华语科幻圈的积极信号便是例证：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路》开售半小时销量达12万本，在出版业萎缩的当下极具意义。

无论身份与行业，每个人都有想象未来的权利，不必局限于宏大叙事或沉重民族责任，也可落脚于日常娱乐、街头社群。例如，拉美虽科幻游戏不多，但巴西电竞产业的粉丝与从业者规模全球排名第三。我曾玩过委内瑞拉小工作室开发的《赛博朋克酒吧行动》，这是一款视觉小说类游戏，玩家在反乌托邦未来城市的赛博朋克酒馆中担任调酒师，为客人调酒并倾听故事。整体而言，应看到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多元面向。谈论全球南方未来时，不妨多留些想象空间——不是“我们能不能有未来”，而是“我们如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重塑未来”。

谢恺晴（主持人）：范老师的观点很有启发性。这让我想起她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不同地区文学特性的有效路径。虽然“非洲未来主义”这个术语无法涵盖非洲大陆的全部复杂性，但它的出现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重新想象未来、书写未来的可能性。在非洲本土，科幻文学曾长期不被重视，被认为缺乏严肃文学的批判性。但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科幻作家通过未来想象，为非洲大陆开辟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下面有请第三位嘉宾张媛老师分享您的见解。

张媛：感谢主持人和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我觉得，北美原住民未来主义存在一定矛盾性：从地域上看，它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全球南方”，但原住民遭受的殖民压迫、未来想象的实践方式与全球南方形成强烈联盟，具有显著的“南方性”。正如范老师所言，其并非北方未来主义，而是“既在北方地域，又具南方想象方式”的存在。这种特殊性或许能为相关探讨提供更多启发。范老师提到南方未来想象并非“苦大仇深”，也包含积极乐观的表达。

在本次学术沙龙背景下，奥克拉夫重构非洲未来主义的启示下，全球南方掀起争夺未来定义的浪潮。作为这一思想运动的重要分支，北美原住民未来主义通过解构殖民时空、重塑技术伦理、践行集体创造，构建了根植于本土宇宙观的未来想象体系。它既是文化抵抗的武器，也是社会再造的蓝图，为全球南方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未来叙事提供了范式。

杰森·路易斯在《未来想象》中阐述，当代原住民的未来想象理念与未来主义思潮的认知、实践方式具有共性：未来想象是群体共同拥有、用以激励当下变革的未来图景，既包含对理想未来的构想，也包含抵达未来的策略；既涉及宏观的社会形态、技术、基础设施、政治结构，也涵盖微观日常，共同构建出“未来事实的场域”——它是时间线上已完整实现的现实，正等待人们与之会合。

“未来想象”概念源于长达25年的原住民社群研究、创作与实践，作为方法论，它既能描绘渴望的未来，也能厘清抵达未来的路径。杰森通过追溯20世纪末原住民数字艺术作品及未来想象论述指出，这实质是原住民在日益计算机中介化的未来中重新定义自身位置的集体探索。1997年，受原住民艺术网络空间启发，他希望将建构未来的科技能力融入原住民语境，而这一动机源于“赛博空间原住民领地”（Aboriginal Territoriesin CyberSpace，简称ABTEC）的实践。ABTEC由斯卡纳体育与杰森于2005年共同创立，汇聚关注原住民与数字技术交汇的艺术家、学者、活动家及技术专家（不限原住民身份），其核心项目“原住民叙事与数字媒体设计皮仿工作室”开创性融合部落文化知识体系与数字创作技术，培养参与者的数字媒体制作能力，让部落共同体的未来在此延伸。工作室中，原住民青年围绕“多重未来”展开深度对话，涵盖个人未来、部落共同体未来、人类文明未来及星球未来，这些实践最终催生了2012年ABTEC发起的专项计划“原住民未来倡议”（Indigenous Futures Initiative，简称IFI）。IFI以“第七代原则”为根基，将未来想象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推动人们以百年为尺度思考未来。

未来想象的理论基础根植于两个关键理论：一是卡斯托里亚迪斯、泰勒与安德森关于社会想象的理论，揭示人们构想社会存在的方式；二是文学学者格雷斯蒂文阐述的“原住民未来主义”，开创了在未来时空中确立原住民在场的方法论。这一理论立场还吸收了作家阿德里安·玛丽·布朗的洞见，将推想小说视为未来演练的实践载体。

作为首部以北美原住民作家为主体的科幻选集，《漫步云端：原住民科幻小说选集》不仅呈现了崛起中的亚文化优秀作品，更通过“原住民未来主义”概念重构了类型边界。迪伦提出这一术语，旨在界定原住民作家自视为科幻却令主流读者困惑的创作——它们突破类型窠臼，呈现全新形态。选集导论《构想原住民未来主义》指出，原住民始终在践行“科幻创作”，但在主流科幻文化中几乎“不在场”。导论通过揭示身边的原住民未来叙事，唤醒族人集体记忆，回应了“为何需要原住民科幻”“为何是现在”的问题：尽管阿莱克斯·维兹诺等作家早有类型文学实验，但近年才形成科幻、奇幻、恐怖等类型的创作集群，借后殖民科幻蓬勃之势，用曾被白人垄断的叙事工具书写对抗帝国的另类历史。选集按“原住民跨流接触”“原住民科学与可持续”“原住民启示录”“回归自我”等五大类别划分，让读者洞察形塑文本互文关系的复杂历史、社会与文化进程，同时与非洲未来主义、主流科幻及原住民研究的相似主题形成互动。杰森认为，未来想象既是概念框架，也是实践策略，可归纳为五个维度：提出自身问题、重构边界、宣告未来在场权、浪漫化主权实践、共同织就未来图景。这些维度与本次沙龙主题“抵抗、复兴与再造”共同构成原住民未来主义的实践策略。以下结合原住民当代文艺创作与技术应用，具体讨论三者现实情境化的可能性。

首先是“抵抗”：解构殖民时空，追求原住民的无限可能，宣告未来在场权与主权。殖民主义的暴力本质是对时空的双重侵占——既掠夺土地，又通过线性进步史观将原住民永远放逐于“过去时态”。抵抗的核心在于重构时间政治：原住民不屑于殖民社会的时间与分类框架，拒绝被规训牢笼禁锢。

以引擎电影《和平使者归来》为例，作品将3025年的星际外交与13世纪部落联盟盟约并置，揭示原住民和平智慧对宇宙文明的引领作用。历史上，“和平使者”终结了莫霍克、奥奈达、奥农达加、卡尤加和塞内卡五个部落的战火，带来团结与尊重；影片未来中，地球实现真正联邦制，人类领悟“同属一星球”的真谛，宗教、语言、性向与肤色差异不再构成隔阂，和平不仅是停战，更是根除不公。当星际挑战来临时，莫霍克女外交官与四位使者穿越太空开启星际会晤，传递古老和平智慧如何引领当代人类及地外文明，瓦解了“原始—现代—未来”的殖民进阶神话。

这种抵抗还体现在原住民学者对西方科学范式、知识体系与殖民主义、科幻文学共谋的拒绝。迪伦曾说：“原住民自古就在创作科幻，它融入血脉——传统医药、故事本就是治愈的良药。”这与“复数形式的原住民科学”认知密切相关。学者格雷格·卡耶特指出，原住民科学的精髓难以用文字清晰描绘，误用词语会破坏对自然的完整体验，其核心是围绕“直接参与自然行动”发展的具身认知。因此，科幻作家笔下角色多根植特定地域，让读者习得植物知识、医药智慧及融合叙事的食物主权实践方式。朱莉在第一届IFI研讨会上谈到“将技术作为去殖民化工具”的理念：技术能帮助发掘失落的传统智慧、重现被遮蔽的地理认知，贯通传统思维与未来科技的交融应用。唯有古今智慧创造性结合，技术才能释放当代真正的魔力——按文化需求重塑属于自己的技术应用范式。技术既是抵抗殖民主义的工具，也是原住民重新理解自身科学范式、重塑未来主体性的关键媒介。

其次是“复兴”：原住民未来主义拒绝将技术视为殖民工具，转而通过文化转移激活传统知识的未来适应性。这种复兴不是怀旧，而是存在论层面的再创造——技术是当代仪式，网络空间是原住民宇宙观的延伸领域。这呼应了斯卡沃纳提的作品《玩偶屋》：基于其短篇故事《唯恐我们记得》创作的90秒引擎动画，通过投影映射技术呈现在微缩版豪德诺索尼长屋模型上，构想2100年人们重拾近乎遗忘的家族共居长屋传统，唤起童趣般的惊奇感与淡淡乡愁，追问“哪些传统可革新”“哪些本质必须坚守”。复兴还包括唤醒传统器物的当代生命力。贝壳穿珠带艺术将传统技艺与数字技术结合：斯卡沃纳提的创作中，《和平使者归来》包含数字渲染的穿珠带，既有历史复刻版，也有未来变体，部分实体道具用杰克玻璃彩珠替代传统材料，在保留历史形式的基础上构想外星文明时期的未来。穿珠系列印证了传统的生命力——当代创作者续写未来联盟故事时，穿珠带仍是铭刻约定的神圣载体。

最后是“再造”：原住民未来主义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仅是想象，更是培育替代性未来的社会实践，通过IFI的多种实践艺术方式落地多维行动网络。

一是教育延续工作坊：指导原住民青年将本民族传统故事改编为实验性数字媒体作品（含电子游戏、引擎电影、3D建模与动画、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既保护延续原住民的故事、语言与传统，又让青年掌握当下及未来的数字媒体技术，从“消费者”转变为“创作者”。目前工作坊正与IFI合作伙伴推进导师培训计划，通过培养新一代培训师扩大覆盖范围，逐步构建专业人才与导师社群。

二是思想对话平台搭建：IFI主办的年度“未来想象研讨会”构建了跨部落知识联盟，汇聚加拿大及全球的艺术家、学者、社区代表、文化传承者与科技专家，交流原住民对未来的多元构想。研讨会秉持高度跨学科理念，涵盖主题演讲、工作坊、艺术展览及土地实践教育，核心命题始终是“原住民如何构想自己的未来”。IFI还通过数字档案、原住民协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等，使未来成为可触摸、可认知的集体实践场域。

回顾这场原住民数字艺术运动，其核心是探索“技术主导的未来中，原住民如何确立自身主体性”。这种文艺实践本质上是对未来归属权的宣言：通过数字媒介重构原住民在技术趋势中的在场证明，用交互叙事打破线性殖民时间，借虚拟化身延续部落口述传统，实现数字时代的文化转移。它为原住民未来主义提供了三个重要维度：技术本体论（重新定义原住民与技术的关系）、叙事认识论（基于部落认知的未来主义叙事）、文化存在论（在数字领域重新演绎原住民宇宙观与科学观）。

谢恺晴（主持人）：感谢张媛老师的精彩分享。张老师从原住民视角的探讨，不仅回应了聂老师关于南方定义的问题，还通过串珠艺术、数字短片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了传统书写中蕴含的科幻元素。这让我想起程莹老师关于非洲传统主义审美倾向的研究。

其实聂老师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延伸：首先，本土性是否真实存在？它能否完全独立于全球北方？其次，本土性是否被民族国家或左翼话语工具化？我记得程莹老师曾提出过超越这两种批判路径的独特见解。下面有请程莹老师分享她的观点。

程莹：刚才的讨论以及聂韬老师的提问都非常重要且很有意思。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讨论似乎始于“命名”——比如活动主题“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就体现了这种命名的冲动。聂韬老师提出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性，甚至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当我们用新命名描述某一体裁或类型时，究竟是在用新方式讲新故事，还是在术语或形式包装下重复旧叙事？换句话说，我们立足于“南方”的思考，是否真的能够跳脱二元对立的框架？我们是否被置于一种不得不回应“北方”的处境之中，丧失了超越这一叙事的可能性？

有关命名的问题，我注意到在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分支下，可能还存在诸多细分命名。我刚才临时想到的一个例子是2025年6月底参加非洲文学研究协会年会时，肯尼亚女性电影导演瓦努莉·卡修（非洲未来主义的代表性电影导演之一）提到了一个术语Afrobubblegum来形容她自己的创作。原本，这一称谓来自对她作品“不够严肃”的批评，她却反转性地接受并赋予其新的意义，用来标识一种以愉悦、轻盈与日常为核心的创作立场。这种姿态在我看来折射出不少“南方”创作者乃至批评家所处的共同背景：他们往往不得不与既有的创作与批评规范进行互动和回应，这一语境是他们创作/批评工作的一部分现实。我想这些和命名有关的冲动与焦虑也可能恰恰指向了我们在南方社会中所面临的一些共通的批评语境。由此,针对聂老师的核心问题——“讨论南方的基础是否只能是北方及其理论框架”，我的个人看法是：北方的确是无法绕开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在南方的影响与存在延续至今，构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只能被动回应北方，更不意味着必须始终陷入二元对立的逻辑。

在这样的意义上，命名不仅仅是对外部批评的一种回应姿态，它也可能成为创作者和批评家积极建构自身话语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三世界”或“南方”未来主义的概念显现出其合理性，或许这未尝不是一种整合批评性与创造力、在回应现实的基础上创造话语空间的方式。

也正因如此，未来主义在南方或非洲语境下的显影，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类选择，而是与批评语境和历史经验密切相关的文化实践。我在课上有时会与学生讨论，为何未来主义在南方或非洲语境下似乎是一种非常可见的类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科幻文学的一些经典叙事结构提供了便利框架来处理南方社会的核心议题，比如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外来的现代性逻辑对非洲及南方国家社会的深远影响。科幻体裁常涉及“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因此天然具备与这些问题相契合的问题意识和表达形式。

南方未来主义是否必然被限定为针对北方的“二元反写”？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出路在哪里？这恰好与前面张媛老师提到的本土思想资源挪用或动员相关，我理解，这不只是后殖民意义上的“反写”，对传统的回溯也未必等同于“怀旧”。更重要的，是通过本土思想拓宽科幻的定义与谱系。例如，非洲本土的本体论、宇宙观等哲学体系未必符合西方经验主义范式，却能提出不同于经典科幻的理解未来的方式。比如，有理论家甚至主张将尼日利亚作家图图奥拉、索因卡、奥克瑞等人纳入未来主义框架，尽管他们的作品未必涉及精密科技或宇宙飞船，但这恰恰说明我们不必以狭隘的方式想象南方未来主义。

“非洲未来主义”典型的美学风格（Kaylan Michael作品）

我也非常同意范老师强调的“再造”面向。从我有限的阅读和观影经验来看，我认为非洲未来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观照现实且具有行动导向。例如，喀麦隆电影导演贝科洛将他的未来主义影片视为一种“应用虚构”，认为科幻是行动主义与公民意识的空间。我在前面提到的肯尼亚未来主义电影导演瓦努莉·卡修也提出“激进的愉悦”这一概念，其电影《肯尼亚式友谊》因处理同性题材及其“愉悦而非悲惨的结局”在肯尼亚遭禁。在被悲观主义的外部叙事所笼罩的非洲，这种愉悦被视为一种具有行动主义意涵的“危险”。许多未来主义文本（包括反乌托邦作品）都体现出对悲观主义套路的抗拒，蕴含着重要的疗愈与修复的力量。因此，南方未来主义不仅是批判与想象的空间，其“再造”的力量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想补充的是，范老师提到的流行音乐或流行文化场域的未来想象，也是我很希望在未来探讨的话题。在大众文化与艺术领域，最有可能摆脱北方的阴影与焦虑——大众文化文本更贴近本土语言与日常经验，不必总是以“回应北方”为前提，因而也能够更自由地生成未来的想象。

谢恺晴（主持人）：谢谢程老师的分享。您提到科幻文学不仅局限于反思或回归传统，甚至能拓宽现有哲学体系，这让我联想到相关观点：非洲语境中“奇幻与科幻的边界”不像英美科幻那样清晰；许多拉美科幻作家也反感作品被贴上西方定义的“魔幻现实主义”标签。感谢您的回应。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问题：不同艺术形式如何塑造并传播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愿景？这些形式之间又如何相互影响？请程莹老师继续分享。

程莹：近期我在非洲调研，有一些观察可能也与今天的讨论有些呼应。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时，我参观了一座新建的约鲁巴文化历史博物馆，令人意外的是里面竟有一整个“未来主义展区”。该博物馆虽以尼日利亚和约鲁巴的文化历史为主题，却将未来想象作为理解历史的重要维度。这不仅仅是一种展陈策略，或许更折射出非洲未来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在这里，未来并非与过去和当下紧密交织，共同构成对历史经验的再阐释与对现实处境的思考。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博物馆建筑本身颇具未来主义风格。在未来主义主题展区入口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女孩的背影，她们仿佛正步入一个“未来之门”：展区内包含摄影、电影、视觉艺术装置等不同形式，均由尼日利亚（裔）艺术家创作而成。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共通的元素——从约鲁巴族的奥瑞沙信仰体系到埃约节等传统仪式。

我认为“南方未来主义”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互动并非只是停留在表层的跨媒介合作或改编，而是一种深刻的相互嵌入，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共同根植于本土经验论和知识体系。不同艺术体裁和形式共享审美与思想资源，因此体裁之间的界限模糊、流动性强。例如，非洲科幻作品与本土口头叙事和表演文化关系密切：奥卡拉芙的小说Lagoon中，女性主人公原型可追溯至西非传统信仰中的女性神灵‌瓦塔妈咪；她的作品Binti里也融入了伊博思想。这些并非简单将非洲的神话传说作为抽象的“文化灵感”或原型，而是对本土思想资源的一种深度动员。

再以喀麦隆导演贝科洛的电影《血色佳人》为例。这部电影也被批评家认为是非洲未来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之一。该片于2005年拍摄，故事设定于2025年的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故事围绕两位妓女Majolie和Chouchou展开。她们被塑造成未来式的吸血女性形象，利用自己的性吸引力和身体操控喀麦隆腐败的男性权贵。电影的角色设定与叙事结构都援引了中部非洲地区贝提族的历史与传统。两位女性主人公并非充满科技感的“机器人”，而是跨越过去与未来边界的颠覆性存在。她们的行动与贝提族女性秘密社群“mevungo”深度关联，并借用仪式性元素来突破社会与性别规范的限制。也有学者曾认为，导演贝科洛是在借此讽刺殖民时期错误的、有关贝提族的人类学话语（曾有白人人类学家将贝提族描绘为“食人族”）。

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元素（秘密社群的信仰传说与表演仪式等）不仅是未来主义影像中技术元素的替代，更成为故事的核心。它们不仅塑造了角色行动的逻辑与身份认同，也赋予影片深层的社会批判功能。例如，通过将个体行为嵌入集体仪式和信仰体系，影片将私人复仇上升为具有公共意涵的社会行动。

从小说、电影、音乐到视觉艺术，非洲未来主义不同体裁和形式之间的紧密关联，或许正源于它们对本土信仰体系与认识论的共同依赖，使各类实践能够在不同媒介中互为呼应，共同建构未来想象。

我前面提到的展览中有一张图片我个人特别喜欢：前景是传统的面具仪式Egungun服饰——这种仪式与死亡和祭祀祖先相关，在仪式过程中表演者需要包裹全身。但我们可以从图片中看到，即便在这种传统仪式服饰中，其材质与样式仍展现出某种“未来主义”的审美风格。图片背景是尼日利亚新晋时尚设计师的作品。方寸之间两者并置却毫不违和，打破了我们熟悉的二元叙事，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对我来说，这一意象代表了非洲未来主义中对时间性的理解，以及不同体裁之间密切互动的关系。

谢恺晴（主持人）：感谢程莹老师！您通过博物馆案例和电影分析，生动呈现了非洲未来主义中艺术形式的表演性和行动性——不仅是理念表达，更是能改变物质网络的文化实践。您对形式边界的消解也很有启发，下面正好请兼具创作者与学者身份的王侃瑜老师接续这个话题。

王侃瑜：先简单介绍自己：正如恺晴所说，我既是科幻小说创作者，也是科幻研究者。在今天的主题下，各位老师对中国以外的全球南方可能比我更熟悉——我的博士研究依托由ERC资助的共未来（CoFutures）项目组，聚焦全球南方的科幻与未来主义，项目组内每人负责不同区域，我主要研究中国，同事则覆盖拉美、非洲、中东、印度等地区。因此，我对全球南方整体状况的观察，多来自与同事的日常交流及他们的研究分享。

这些创作首先如程莹老师所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与行动导向——它们不只停留在审美层面，更希望影响现实、参与行动，因为未来正是在行动中被共同塑造的。谈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时，不可避免会思考“全球北方在哪里”。在过往的未来想象中，全球北方定义的未来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默认认知：比如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崭新的宇宙飞船，这类意象通过好莱坞科幻影视等载体植入大脑。但未来并非单一、线性或简单的存在，我的导师Bodhisattva Chattopadhyay提出了三个核心准则来阐释“CoFutures”：

第一个是复杂性的未来：未来想象不应只有高楼大厦与宇宙飞船，城中村、贫民窟、土楼等场景也应被纳入，不能抹去这种复杂性。

第二个是共时性的未来：全球北方的未来并非全球南方必须追寻的目标，宇宙飞船或高楼大厦不代表“时间上更先进”，南方的未来与北方的未来在当下是共时存在的，而非南方要复刻北方的路径。

第三个是可共存性的未来：不同未来并非互斥，多种未来可以同时存在，一种未来的存在不会否定其他未来的可能性。

这些准则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持续讨论的核心。我们的项目组以现实与行动为导向，并非单纯以旁观者视角研究全球南方未来主义，而是深入现场，既分享观点，也聆听和学习一线创作者、实践者、艺术家的做法。

去年此时，我正在拉美旅行，参与了CoFutures项目组与联合国秘书长下属智库UNGP合作的项目，在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三国开展未来主义与推想工作坊。我们邀请当地艺术家、行动者、原住民社群等共同参与，通过“时间旅行到未来某年某地”的设定，让所有人围坐一桌，用卡牌（包含技术、人物、身份等元素）共同编织未来叙事——这不是竞争性游戏，而是每人在前人想象基础上添加新元素，构建更复杂的共同未来。我们希望传递的核心理念是：未来是共有的，而这种推想方法能成为改变现实的推动力，并让参与者将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之所以我们的研究不局限于“科幻”，是因为科幻标签深深根植于殖民主义根基。在全球南方未来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多人希望跳出殖民陷阱，用“未来主义”这一新框架或语汇构想未来，而非被“科幻”“奇幻”“魔幻”等标签束缚——这些标签对科学、魔法、超自然的界定，在本土传统中本就模糊。正如各位老师提到的，拉美或非洲创作者不愿在这些类型间划清界限，他们更愿称自己的创作是“未来主义”。但需要反思的是，“未来主义”（尤其是Afrofuturism）因《黑豹》等好莱坞资本推动的作品走红后，可能成为新的“市场吸金石”。一方面它让更多人关注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也引发批判——就像少数群体曾批判科幻标签一样，新标签可能成为争夺关注度、资本的“靶子”，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

电影《黑豹》剧照

此外，范轶伦老师提到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并非只有苦难叙事，这与我的观察一致：同事分享的文本和作品中，末世想象往往比全球北方更乐观。北方因曾享受资源优势，对未来的焦虑多源于“失去现有一切”；而南方的未来想象基于当下现实——即便资源有限、苦难仍在，人们依然相信能在现有基础上创造新生活方式，在废墟中生长希望。这种生机勃勃的未来想象，或许能为充满危机的当下带来新启示。

谢恺晴（主持人）：谢谢王侃瑜老师的精彩分享！您提到的卡牌游戏很有启发，我们集群或师门下次也可以尝试。程莹老师和王侃瑜老师的研究与实践，完美诠释了德里达将非裔未来主义视作“美学实践”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邀请最后一位嘉宾肖老师分享观点。

肖明矣：非常感谢恺晴的邀请。今天与大家一同讨论、聆听各位老师发言，我收获良多。我目前就读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比较文学系，个人研究尚在探索阶段，主要关注中国与非洲在当代文学、媒介、艺术、电影等领域的交流。

比较文学领域正发生诸多变化。以往比较文学多将不同国别文学进行比较，关注其异同；现在则更多拓宽文学文本与艺术作品的概念，重点关注它们如何交互、形成连接关系。这一转向与“全球南方”概念形成呼应。听各位老师讨论时，我对全球南方这一流行理论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它处于特定概念谱系中，虽背离殖民理论，却仍受后殖民批评的影响。后殖民与反殖民不同，反殖民多基于二元对立逻辑，而萨义德提出的后殖民概念，更多从文化角度考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交互关系。其他重要的后殖民思想家如霍米·巴巴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混杂性及反讽关系；米尼奥洛则指出殖民是现代性的黑暗面。这些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关怀与洞见，在当下讨论全球南方时依然成立且有效。

但全球南方与后殖民存在差异：后殖民更强调批判与反抗，这一点在全球南方中同样成立；但全球南方更强调互相连接，正如侃瑜老师提到的“共同未来主义”（Co-futurism）所关注的共在与共同交流的可能性。我认为全球南方概念可关照其“长历史”维度。

许多学者谈论全球南方时会回归“第三世界”概念——冷战时期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划分中，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国家已存在共同合作、构想未来世界格局的想象。因此，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世界构想在后冷战时期的演变。谈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时，我们通常假定未来是从当下构想的，但或许同样存在着从过去推想的未来。本雅明认为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过程，我们往往无意识选择了胜利者讲述的历史，而历史岔路上存在诸多被遗忘、失败的未来构想，即埋藏于历史中的希望。因此，讨论全球南方时可关注其前身（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理论）；谈论未来时，也可关注过去曾经可能的未来，这会带来诸多启示，例如通过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文艺作品的独立性与构想未来的能力，思考其价值与界限。

我的研究仍在摸索中，希望从媒介理论角度探讨中非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理解可能性。虽然我在比较文学系研究文本、文学及电影等艺术作品，但同时也在思考：通过艺术形式想象未来是否基于表象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否预设了艺术作品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我目前在美国读博，观察到人文研究领域中媒介研究是热门领域。如果对这一潮流进行症候性阅读，我想西方学界对于媒介的关注或许是因其可能超越二元对立，转而研究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及媒介化过程——这不仅涉及艺术作品本身，还包括基础设施、人员流动、对他者的想象乃至自然环境，这些都可成为媒介。这种思路或许能为思考全球南方不同地域的交流可能性提供视角。

例如，中国有中华未来主义，非洲有非洲未来主义，但两者的结合并非简单叠加，“共同未来主义”面临挑战：如何真正理解他者？中文语境中谈及非洲时，第一反应可能是遥远、陌生甚至危险的地方，而这些形象是被媒介化、被调控的，中非之间的距离也是被构建的，非洲在媒介语境中常被他者化。

中非交流的悠久历史始于前现代时期，而近现代时期非洲问题及种族理论对中国国族意识构建作用显著；冷战时期与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对于中国重返联合国也至关重要。这些交往过程中存在中断与被刻意遗忘的时刻，而当下中非交流又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复兴。

我曾为研讨会撰写论文，考察播客这一新兴媒介。我搜索了“小宇宙”平台上关于非洲的节目，通过算法统计话题分布，并选取两个探讨主播坦赞铁路旅行见闻的节目作为细读文本。播客是混合性文本，包含音频讲述、音乐（如画外音）、节目备注中的照片及讲述者与听众的互动评论。坦赞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派遣数万人与坦桑尼亚、赞比亚合作建设的铁路，最初用于运输铜矿，当时便是中非友谊的象征，至今仍是重要符号。我所选取的两个播客节目中，主播分享了她们在铁路旅行中的见闻：她们都提到坦赞铁路的车厢十分整洁，对当地人爱护铁路的程度感到震惊；旅途漫长（可能持续六七天），她们与当地人成为朋友，其中一位主播提到，一位非洲朋友感谢中国的“礼物”。

这些交往体现出全球南方在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乌托邦式团结展望。同时，这一案例也让我们反思：哪些要素能成为媒介、促成交流？铁路作为基础设施，不仅承担物质运输功能，还连通了沿途村庄的物质交流、中国游客与非洲当地人的互动，并激发了想象与情感回应。例如，20世纪70年代有诗集《友谊的彩虹》、长篇小说《在非洲密林中》等相关出版物，反映坦赞铁路修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当下浙江大学张勇老师制作了坦赞铁路的访谈与纪录片；赞比亚艺术家斯塔利·姆瓦巴也在反思这条铁路。坦赞铁路不仅连接了过去对未来友谊的想象，还延伸至当下：2024年有外交项目对这一老旧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翻新，重新激活其价值。

回顾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它并非线性的“即将到来的事件”，而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等各种时态与可能性的交互；全球南方是有过压迫历史的不同地方之间互相理解，但同样存在隔膜、误解乃至种族偏见的可能性集合。感谢大家。

谢恺晴（主持人）：谢谢肖老师的精彩回答。您刚提到本雅明，我刚上完关于本雅明的暑期课程，授课老师也提到，本雅明强调“反向的天使”——天使的目光所看到的过去事物都有意义，而非现行历史观认为的过去事物应被抛弃、忽视或视为无用的垃圾。所以肖老师从这一历史观出发，讲述了过去对重构现在、促进未来想象的新历史观及媒介阐释，我此前未想到建筑、铁路等能成为情感交流的中介物。请问听众朋友们对六位老师的观点有何疑惑想问？或老师之间有进一步交流的问题吗？

李广益：刚才听各位老师各抒己见，有一些感想可分享。我认为讨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需明确语境，否则易成不同研究对象的简单拼凑。我想提出一个参照视角：

去年我们翻译出版了马克·费舍200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费舍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弥漫西方世界的支配性文化与精神结构，它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意识，让人觉得这一体系无法改变，即便批判也看不到终结或改变的可能，正如被归到杰姆逊和齐泽克名下的那句话“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更容易”。而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西方知识界这种真诚却绝望心态的回应。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晚期资本主义等体系的判断存在盲区：他们对支配性体系之外的经验与传统了解不足，未能在全球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展开思想，因此看不到改变的可能。若援引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提法，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实则将现实乌托邦化，让人觉得即便现实糟糕，改变后的状况可能更差。

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并非成熟、命名与对象有清晰线性对应的概念，而是需要在时事中以敏感把握、召唤的存在。以奥科拉弗提出的“非洲未来主义”为例，2019年其宣言发布后的五六年间，世界各地出现大量以区域为前缀的“未来主义”，形成全球南方未来主义风潮，即便许多提法源自西方内部，仍构成精神与思想趋势。这与我们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相关值得思考。从前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控制的未来想象与话语对全球思想的宰制正松动，取而代之的并非某一成熟新想象（否则只是霸权更迭），而可能是多中心兴起——不仅政治经济多极，文化思想也多极。如侃瑜老师所说，科幻文类因强烈殖民性或被英美科幻、好莱坞电影塑造的特定认知，可能阻碍多元想象，因此用更宽泛的“未来主义”承载不同想象的发展。

刚才提到，未来想象不仅是当下形而上的展开，还需纳入过去的地方性经验与传统。这一好处在于，未来想象如“共同未来主义”所言是“百川归海”，并非将某一特殊性升华为普适性，而是真正吸纳多样文化传统，朝向尚未清晰界定却可能存在的新形态。若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容许能动性发挥，可借用贺雪峰老师“呼啸着走向田野”的说法，我们应“呼啸着走向全球南方”，实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想象虽有灰暗反乌托邦内容，但更多带有乐观、希望或乌托邦性质，这构成对虚无、绝望、反乌托邦颓废主导的未来想象，以及对刻板现代化城市生活想象的回应，朝向可能性开放的新方向。

需提醒的是，“过去”不应局限于古代或前现代的传统民俗（无论民间或庙堂），还必须包含20世纪的革命、斗争、冲突历史——这是全球南方过去的一部分。唯有融通文明传统与现代革命斗争解放历史，全球南方的未来想象与探索才真正接地气、具建设性。

谢恺晴（主持人）：正如广益老师所说，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想象并非取代另一种普遍性或霸权，而是提倡不断变更、开放、召唤新话语的未来世界。如科幻始终伴随现实技术与境况生发新思考和故事，我们今天探讨的未来议题也将在开放语境中随时代变迁更新。谢谢广益老师的分享，为今天的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整理：陈梦蝶、黄亚菲）

*配图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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