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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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巴黎的家中去世，一晃整整30年过去了。曾经在中国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杜拉斯热”，大家讨论着这位远在法国的作家，她特立独行的人生经历，她惊世骇俗的《情人》，她无所顾忌的言论……而今这些喧嚣早已湮灭，杜拉斯逐渐退到一个“经典作家”的位置，喜爱她的人当然还在反复阅读她的作品，曾经追逐热点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更新更酷的一批作家。
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去怀念杜拉斯，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而要在短时间内深入了解一位作家，且是如此丰富复杂的作家，最好的选择就是读她的传记。引进国内的杜拉斯传记不止一本，侧重点各不相同，我选择是法国作家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我非常认同《纽约客》对这本传记的评价，“她将她的经历转化为荒凉、诗意的小说，即使不熟悉这些作品，阿德莱尔这本精心建构的传记也会如杜拉斯的小说一样紧紧抓牢读者”。
《杜拉斯传》
[法]劳拉·阿德莱尔 | 著
袁筱一 | 译
大方 楚尘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3月
好的传记作者是不会匍匐在传主脚下的。我以前读过的一些传记，让我不满的地方在于传记作者对待传主，如同粉丝看待偶像一般，用讴歌的笔调去铺排传主的传奇人生，缺少了一种审视的目光，也丧失了冷静的距离，这样的作品让我腻味。但这并非说传记作者就不能崇拜传主（很多传记之所以诞生恰恰是因为作者喜爱传主才去写的），而是这个体裁需要作者退后一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看待另外一个个体，平等的对视尤为重要。
劳拉·阿德莱尔写《杜拉斯传》便是如此，她不是杜拉斯的狂热粉丝，也不是杜拉斯的知心密友，在起心动念写传记之前，她也没有那么熟读杜拉斯的作品。她在序言里回忆自己只是在租房里发现了一本租来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于是给小说作者杜拉斯写了一封信，随后没多久杜拉斯就给她来了电话，“那时的玛格丽特似乎属于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圈子，虔诚地宣扬那种洋洋得意的圣徒传记式作品，宣传作品的‘真’不复存在，至少她自己是那么做的”。
或许，杜拉斯以为这位来访的年轻女人，又是一位要为“杜拉斯神话”添砖加瓦的角色，所以不加拒绝地接纳了此人，同其交谈，回答其提问，很可惜她来不及看到传记的出版，否则她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劳拉·阿德莱尔不是专职写传记的作家，从她过往的作品可以看出，她的代表作有《女性主义伊始》《闺房的秘密》《砒霜之爱》《从政的女人》等，其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女性”，而非杜拉斯。杜拉斯当然是女性。这里引申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作者在写杜拉斯的生平时，她作为一位始终研究和书写女性境遇的作家，自然会分外注意到杜拉斯作为一个女性以及女性作家的际遇。这一点是这本传记区别于其他杜拉斯传记的地方。有自己创作的脉络和思想，又不是杜拉斯的狂热粉丝，而且很难得的是她跟杜拉斯本人深入接触过，这样的人来写杜拉斯，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与杜拉斯面对面交流过，既好也不好。好的地方是可以直接与传主对话，言语上的，还有形体上的，神情上的……活生生的人在面前，有时候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不好的地方在于，传主本人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撒谎”，你该如何去甄别，“一边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真实的生活，另一边则是她所讲述的生活。如何区分真实生活与故事，真实生活和谎言呢？在岁月的流逝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
作者很快就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一位特别讨厌别人来挖掘自己生活的人，一位极其擅长写自传作品的作家，一位终其一生都在构建杜拉斯形象的自恋者，“玛格丽特做得非常艺术，在她一生当中，她弄乱了所有的线索，就是让我们相信她自己的谎言，甚至她自己到最后都成了这谎言的一部分，并且非常虔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故事！她以那么多的方式讲述过这个故事，因为她想要让它不朽，虽然传记作家仍然持怀疑态度”。
没错，本书作者就是其中一位怀疑论者，她原本也遵循杜拉斯的建议，按照编年的顺序来阅读其作品，但疑问随着阅读的深入与现实的比对反而越来越多，她不敢在杜拉斯面前发出质问，只能沉默。但杜拉斯去世后，她得以翻阅其诸多遗物，比如，“我去了一趟越南，并且得到了一本在她死后发现的私人簿子，或许这可以给这个故事带来新的线索”。但我们据此就认为杜拉斯撒谎成性吗？其实，作者的主观意愿也是传记作家需要去认真对待的，“这是杜拉斯的特权，滋养事实，让它变得更为引人注目，重新加工以避免堕入平庸”。
正如杜拉斯在《平静的生活》里，以女主人公的口吻说道：“如果我事先知道有一天它将成为我的故事，我就会选择它了；我会非常注意，让它更加有魅力，更加真实，我喜欢这样。”请注意“更加真实”这个饶有意思的说法，而传记作者既要写到传主为何以及如何实现“更加”的意图，又要以第三者的视角来复原“真实”。我想本书的作者已经尽力去兼顾两者的平衡。总之，杜拉斯那丰富、复杂、自恋、暴躁……的人生，现在以长达50余万字的篇幅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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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这本传记能“紧紧抓牢读者”，其关键原因在于传记作者用翔实的文字书写杜拉斯颇为“抓马”的人生，正如此书译者袁筱一在《译后记》总结的，“杜拉斯，一个世纪的传奇，印度支那长大的穷白人，没有提交论文的法学院大学生，抵抗组织的成员，‘总统的朋友’，其作品畅销世界的作家，电影家，戏剧家 ，给了无数个版本的自传作家”。
虽然有这么多的身份，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创作者。她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衍生出其他的身份。她当然也拍了很多电影，但正如作者指出的，“其实玛格丽特明白，她是不可能在这门艺术上留下持久的痕迹的，她更多的是把电影看成满足她写作欲望的一种别样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自治的表达方式”。
事实也的确证明：我们如今谈杜拉斯，还是围绕她的书，少有人会看她的电影和其他舞台作品。传记里也提到了1983年《萨瓦纳海湾》首演成功后，作者认为，“杜拉斯只能以杜拉斯的方式生活，构筑超杜拉斯：她不再是生活中的某个人，她是仅仅因着她的书而存在的存在。书里的一切远比写书的作者要真实”。
如果不嫌作者刻薄的话，她不断提到杜拉斯强烈的“自恋”，“玛格丽特在她活着的时候亲手炮制了杜拉斯崇拜。自此以后她毫无羞耻之心地谈论自己，所有朋友、同伴和兄弟姐妹都这么说。不能忍受就只有离开。玛格丽特什么也不怕”。
尤其是在她成名之后，不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作品指手画脚，也丝毫不能容忍批评，哪怕是最亲的朋友也不行。而且她特别容易被得罪，出版方、导演、批评家……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杜拉斯的痛恨。她谈论自己，不断地、反复地谈论，甚至不说“我”，而是说“杜拉斯”。
1980年，杜拉斯在一次演讲中讲，“如果我敢说我是个天才，如果说我有时敢于厚颜无耻地把自己写的东西视为天才之作，这不是出于虚荣心。这是一种谦虚的形式。虽然我说的是自己的书，但即便这些书不是我的，我也会这么说。萨特式的谦虚，知识分子的罪恶感只能让我觉得恐怖”。
这让现场的听众大为震撼。作者还引用了让-弗朗索瓦·若瑟兰的话来佐证大家对此的感受：“我们总会有一点嘲笑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欲望。我们这样是有道理的。这个女人一向把自己很当回事，简直到了夸张的地步。”
当然，杜拉斯有这个资本这样做，《情人》之后，她得到了来自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当时出版社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的邮件，简直比总理的邮件还要多——大家都模仿杜拉斯那样说话，带有停顿的沉默；甚至，颇令玛格丽特开心的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街上，好多人模仿起了她的穿着：围脖，没有袖子的背心，小靴子”。
她在一本小学生的簿子上得意地写道：“我觉得我为文学增添了新的一页，一个名叫杜拉斯的作者。”作者提到一个饶有意思的细节，“她在住处的入口处贴了一张《世界报》的广告页，上面是《情人》的销售曲线。旁边她还贴了一张浮冰上企鹅的照片，亲手注释道：《情人》的读者”。这不禁让我想起看过的一部关于华人音乐家陈其钢的纪录片《隐者山河》。在片中，陈其钢一直提到人是渺小的，要谦卑地面对这个巨大的世界，而杜拉斯，她的个人意识大于这个世界，“我就是天才”，绝不谦卑。真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格特质。
不过极端自恋的另一面，作者也写到了，“因为玛格丽特虽然声名卓著，虽然获得了龚古尔奖，虽然成了百万富翁，虽然书卖得越来越好，她却处在永远的恐慌之中，像个胆怯的小姑娘，每次书出版之际，都希望能够得到认可，希望读者能记住她。所有的评论家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夜半时分——她把书寄出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得到她抖抖索索的电话，问他们印象如何，评价如何。无度的自傲？极度的自恋？不断重复的场景？当然，但同时还有她的疑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本书出版，她总是遭到被评论界拒绝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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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这个词在传记中出现了很多次。有着强烈自我的人，比起常人，既能体验到强烈的爱，也得承受极致的恨，她的生命状态要么能量饱足，要么彻底放任，中间状态的灰是她无法忍受的。她是一个始终需要舞台的人，而且强光必须打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杜拉斯对扮演她母亲的演员玛德莱娜颇为恼火，因为其精湛的表演，导致媒体没有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她身上。
极端自恋其实还会引发一个后果，就是极端孤独。杜拉斯曾经在影片《娜塔丽·格朗热》的拍摄笔记上，如此描绘她的女主人公：“她看着自己的孤独在周围蔓延开来，充满了整座房子。就像一只猫，她成天蜷缩在自己的地界里。但是这种得到重建的孤独正是女人所希望的，是她深切的向往。”
不妨把它视为杜拉斯的自白。她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外人看来其实并不孤单，在她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与她恋爱的人也从不缺少，可是“孤独”从未离开她，让她害怕，又让她迷恋。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孤独其实是必须的，如此才能潜入自我的意识之海打捞语言的碎片。作者提到杜拉斯写作时并没有预先拟定的写作计划：“写一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在冒险。但是接下来，一切都重新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总的来说，起因和主题在开始时都不重要。”
杜拉斯的很多书都是这样写成的，“耐心而感觉敏锐的玛格丽特很善于捕捉自己的所见，然后她会通过筛选词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感觉和印象”。不过，有时候这样写成的作品像是梦呓一般，甚至就连杜拉斯本人日后看也说不清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
到了传记的后半部分，杜拉斯得到了她渴望的名利，可她也老了。她经常感受到写不出来的恐惧，她不断地酗酒，不断地在城市里盲目地走动，不断地在沮丧和绝望的情绪烂泥里翻腾。她曾在日记中写下让我非常动容的一段话，“我在找一句话，有点醉了，坐在桌前，我找一句话，它再也回不来了。昨天这句话还在飘荡，今天它就在我的心里碎了。它再也重建不了啦。它很长，很活泼，像曲子一样和谐，有一种重唱的意味，像是很有抑扬顿挫，很有规律的抱怨。我还想得起来的词包括：淤泥，死亡，风扇，受惊的小鸟，小偷，我在寻找这句话。今晚我找不到它，这是怎样一种令人赞叹的痛苦啊。明天它会回来的，就像一条小狗在捕完猎物后又回到主人身边，夜晚多么不可告人”。
同样作为一位创作者，我非常能够理解话中的挣扎情绪。但无论怎么艰难，都要写，写，写到死为止。杜拉斯后来在一本簿子里又写道：“……很多次，我们都害怕一张纸还没写满就要死了……我们知道方位标在何处，我们知道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事件，但问题是要把作品领到那里。必须到达那里，走完整个旅程，有时这……我觉得正是这种活动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死亡就在那里，每天如此。”死亡最终的确是来了，在杜拉斯旷日持久的昏迷之后，最终带走了她。
读传记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可能会对传主“祛魅”，也可能会“赋魅”。具体到这本传记，可能很多人会对如此自恋的杜拉斯产生嫌恶之心，也可能让一些人欣喜，“我就是喜欢这样性情的人！”端看读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在了解传主的同时，其实也在内心产生了对话，“我羡慕她能这样……我好讨厌这个行为……她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呢？……”其实由对传主产生的爱憎，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读这本传记时，经常会在爱憎两难的情绪中摆荡。杜拉斯不是一个圣人，她也绝不想成为纤尘不染的人，她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不正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人！也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人！
她曾坦言道，“我写作只是为了把我放进书里。为了减轻我的重要性。但愿书能够取代我的位置。我是想借助书的出版把自己杀死，溺死，彻底损毁。推销我自己。在大街上睡觉。这成功了，我写得越多，自己的存在越轻。”
或许她是对的，她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杜拉斯”。而多事的传记作者，敲碎了这尊塑像，又为我们重塑了另外一尊“真实”的杜拉斯。而只要我们还在谈论杜拉斯，这个重塑的过程就不会就此完结。
（作者 邓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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