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1955年的首次授衔，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期间还发生了不少趣事呢，有人多次申请降衔；也有人觉得自己的军衔有些低了，还为此闹了脾气。
不过，像他这种自己觉得没什么，可旁人都觉得他的军衔给“低了”，还联名写信给总政治部为他说话，更让人意外的是，主要负责人罗荣桓元帅收到信以后，还上门诚恳道歉。
这个“他”，就是谭友林将军，那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才能有这么大的“面子”呢？
1916年，谭友林生在江陵熊家河谭家巷一个穷苦农家。那时候的日子苦得没边儿，稻穗刚黄，地主就带着人来收粮，家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他爹走得早，娘靠帮人洗衣、织草鞋勉强拉扯着他。
谭友林没读过几天书，7、8岁就跟着娘去地里干活，10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寒冬腊月里，田埂结着薄霜，他光脚踩在上面，冻得脚趾头又红又肿，也没跟娘喊过一声疼。娘看着心疼，给他缝了双鞋，他舍不得穿，只有赶集的时候才拿出来套上。
1930年，洪湖的芦苇荡里突然传来了红军的号角，“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顺着风飘进了谭家巷。十四岁的谭友林听着这话，心里跟烧了团火似的。
村里老人劝他：“娃，红军是闹革命的，搞不好要掉脑袋，别去凑热闹。”可谭友林铁了心，偷偷揣了几块干粮就去找红军，成了村里最年轻的共青团员。
那时候他年纪小，没法上战场，就跟着大人夜里贴标语、传情报。有一回，他揣着情报要送到邻村，半路上遇到了地主的民团。他赶紧把情报塞到裤腰里，装作放牛的样子，民团的人踢了他一脚，问他见没见过红军，他摇摇头说“没见过”，才算蒙混过关。
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却咧嘴笑着说：“怕啥？咱穷人的命，本来就不值钱，要是能为革命出点力，死了也值。”
没多久，谭友林被推荐到洪湖苏区的军政学校学习。那学校简陋得很，教室是用竹子捆的，风一吹就“嘎吱”响，纸笔稀缺，学员们都用炭在竹片上写字。
谭友林学得格外认真，竹片装满了一布包，晚上躺在草铺上，还拿着竹片琢磨战术。毕业后，他被分到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见这小伙子机灵，又肯吃苦，就把他调到身边当警卫员。
跟着贺龙的日子里，谭友林学会了看地图、识地势，也摸清了打仗的门道。可没安稳多久，麻烦就来了，王明派来的夏曦到了湘鄂西，打着“清理内部”的旗号搞肃反，好多干部都被冤枉杀了。
16岁的谭友林也没逃过，有人举报他“出身可疑”，是“改组派”，把他关进了土牢。
土牢里又冷又潮，谭友林抱着胳膊缩在角落，听着外面的枪声，心里直发慌。
第2天一早，行刑的命令就要下来了，他以为自己这下肯定完了。没想到贺龙突然闯了进来，大嗓门一喊：
“你们眼瞎了？这娃才16，连‘改组派’仨字都认不全，你们抓他干啥！”
说着就把谭友林拉了出来。谭友林从土牢出来的时候，看见墙根下堆着牺牲同志的尸体，攥着拳头暗暗发誓：“贺老总救了我，我这条命就是革命的，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能当逃兵。”
从那以后，谭友林上了战场，打起仗来不要命。18岁那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他盯着鲜红的旗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得像红军，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开始过玉龙雪山。
那雪山海拔5000多米，风刮到脸上跟刀子似的，生疼生疼的。谭友林的右臂之前中过枪，枪口还没好利索，这会儿又发了炎，绷带渗着血，冻得硬邦邦的。
他就把破布裹在脚上，每走一步都硌得慌，饿了就掰块青稞面，嚼得腮帮子发酸。有好几次，他走不动了，战友想扶他，他摆摆手说“不用”，咬着牙往前挪。
刚下雪山，谭友林就病倒了，高烧烧得他意识模糊，咳嗽都带着血沫，右臂的伤口化脓了，每天都得靠着战友挤脓血。那时候条件艰苦，哪有什么药啊？就连块像样的纱布都难找，只能用草药熬水敷着。
贺龙听说以后，拽着医生就往谭友林的住处跑：“必须把他救活！这娃跟我打了多少硬仗，不能就这么没了！”
战士们全动了起来，钻进雪山脚下的林子找草药。有个小战士为了采一株能消炎的草药，脚滑了一下，手抓住藤蔓悬在崖边，战友们赶紧把他拉上来，他手里还攥着那棵草。
熬好的药汤，战士们先尝过，确定没毒了再端给谭友林。几十副草药灌下去，谭友林总算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1937年，长征结束到了陕北，谭友林因为战功升了96师政委。可贺龙又找来了，递给他一封封好的信，说：“你去中央，亲手把这封信交给周总理，路上别拆。”
谭友林揣着信就上路了，一路上都小心翼翼的，到了延安见到周总理才知道，贺龙在信里举荐他去红军大学进修，还特意提了他的旧伤，想让中央找好医生给他治。组织上很快就安排了手术，前前后后一共做了好几次。
那时候麻药稀缺，每次手术，谭友林都是紧紧咬着毛巾硬抗，听着手术刀划开皮肉的声音，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硬是没哼一声。手术结束后，医生从他胳膊里取出了一颗子弹，他却虚弱地笑了笑：“这下好了，以后能好好打仗了。”
1938年，武汉抗战正打得激烈，谭友林在豫东游击支队当政治部副主任。有一回他去汇报工作，遇上了奉命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彭雪枫。
彭雪枫早听说过“娃娃政委”谭友林的名声，跟他聊了聊战局，发现这小伙子眼光锐利，对打仗有自己的想法，当即就说：“跟我去河南抗日吧，咱们一起干一番事业。”谭友林一听，立马答应了。
到了河南确山，他们组建了豫东游击队，22岁的谭友林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队伍刚起步，缺人缺枪，谭友林主动请缨去扩编。他带着几个警卫员，就去收编杞县的李寿山大队，这伙人其实是土匪，没纪律，靠劫掠百姓为生。
有人劝谭友林：“这伙人不好惹，小心出事。”谭友林却不慌：“只要咱们真心待他们，总能把他们拉回正路。”
刚见到李寿山的时候，对方全员持枪戒备，气氛紧张得很，谭友林却一句没提收编的事儿，先跟他们说百姓的苦难，后来又讲抗日的道理。
之后的日子里，他又跟着土匪们一起啃窝头、睡草棚，晚上围着火堆，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有个土匪腿受了伤，谭友林亲自给他换药，那土匪红了眼，说：“政委，以后我听你的”。
没多长时间，这几百人的土匪队伍就被收编了，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
不过，对汉奸他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宿迁有个汉奸叫张振福，打着“抗日”的旗号，实则欺压百姓，抢粮抢钱。谭友林连夜领兵包围了张振福的据点，天刚亮就发起进攻，没几个小时就把汉奸全消灭了，还缴获了几十支枪和两挺机枪。
百姓们听说后，扛着粮食、提着鸡蛋往部队送，有个老大娘拉着谭友林的手说：“娃，你可给咱们出了口气！”
到了1940年，谭友林已经是6旅的旅长了，彭雪枫经常跟人说：“谭友林这娃，打仗厉害，做思想工作也是把好手。”同年冬天，谭友林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彭雪枫送给他了一把手枪：“等你回来，咱们接着打鬼子！”
谁都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1944年彭雪枫牺牲的消息传来，谭友林攥着那把手枪，在营房里坐了一夜，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暗下决心要完成战友的遗志。
解放战争时期，谭友林被调往东北，担任哈贝军分区司令员，专责剿匪。面对谢文东、李华堂等顽匪，他总结出“钉子、锥子、楔子”战术，配合群众封锁山林，断其粮道。
寒冬腊月，他带兵深入老爷岭，在雪地里追踪匪踪，最终将四大股匪一网打尽，为辽沈战役扫清后方障碍。
1949年，他随39军南下，参加宜沙战役，亲手解放家乡江陵。可惜母亲已在一年前病逝，未能见到儿子凯旋，也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谭友林站在老屋前久久无言，心中满是愧疚。
抗美援朝打响后，他作为39军副军长首批入朝。
云山一战，对手竟是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这支部队自诩“从未败过”，装备精良，有坦克、飞机支援。
谭友林却大胆采用夜战近战战术：部队反穿棉衣，白布裹身，悄无声息贴近敌阵；火箭筒抵近15米才开火；打完还往敌炮管塞盐，利用热胀冷缩炸毁火炮。这一仗，39军歼敌4000余人，击毁缴获坦克28辆，打得美军措手不及。
就连彭老总都盛赞：“39军打得好！美骑一师这回栽了！”
此后，他接连参加第二至第五次战役，从平壤打到汉城，始终冲锋在前。直到1951年春，中央调他回东北任公安军副司令员，他才依依不舍离开前线。
按理说，这样的一位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路打到志愿军的老将，资历深厚、战功卓著，就算是授予中将军衔都毫无争议。
但1955年授衔时，他只得了少将。原因也并不是他能力不足，而是四野名将如云，名额有限，必须兼顾各部队平衡。像钟伟这样的纵队司令也只授少将，谭友林不过是“被平衡”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红二方面军出身的萧克、王震、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8人坐不住了，联名写信给总政治部，力陈谭友林的资历与贡献，要求重新评定。罗荣桓查阅档案后，也觉得这有些不妥，更是亲自找谭友林道歉。
没想到，面对罗荣桓，谭友林却摆摆手说：“罗帅别这么说。我能活下来，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很幸运了。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有家有孩子，还能当将军，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不光婉拒了升衔，还把少将礼服叠进军用挎包，此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
晚年，他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兰州军区政委，生活极其简朴。住在北京万寿路一栋老旧公寓，冬天只开一台小太阳取暖。女儿问他冷不冷，他却笑着说：“零下几十度的天都待过，这有啥冷的。”
1998年长江抗洪的时候，他更是直接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给家乡江陵，还写着：“替我回家”。当地政府想为他建一栋“将军楼”，可他却说什么都不同意，还说“不如盖几所小学”。
2006年5月22日，谭友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走的时候还是那样安静低调，就像生前一直以来坚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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