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一个清晨，河州茶马司的号旗迎风招展。街边上，一位脚户哥说着半生不熟的藏语，谈笑间，和吐蕃人交换了茯砖茶和羊毛。
▲1937年夏，被誉为“西部旱码头”的临夏八坊北大街。（图片来源：临夏融媒体中心）
明洪武七年（1374年）河州茶马司设立，这里成为明廷西北茶马贸易的核心枢纽。史料记载这里：“万马腾骧，殆成云锦”。
河州能成为明代“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旱码头”，因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处在河湟走廊的核心要冲。这也造就了当地独特的运输需求——陆路需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拉脊山垭口，水路则需渡过黄河的急流险滩。
支撑起这座“旱码头”百年繁华的，不是某一位巨商，而是河州的“运输三杰”——脚户、牛帮和筏子客，他们贯通了河湟地区的经济血脉。
▲临夏八坊十三巷的河州茶马司。（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河州二十四关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河州官府绘制的一张临夏原始地图。（图片来源：临夏州信息档案网）
（一）河州脚户哥：沟通中西部贸易的“二传手”
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牲口运输的从业者的称呼。当地人都称他们为“脚户哥”。“北乡的骡子，南乡的马”，道出了脚户的地域特色。脚户哥主要来自河州北乡（今永靖）和南乡（今和政、广河）的回族、东乡族和汉族。
▲河州脚户哥。（图片来源：临夏青年）
脚户的装备极为简单：一头骡马、一副鞍架、一条毛口袋。他们驮运的货物品种繁多，几乎包括各种关乎社会民生的物资。
长途贩运，他们可以到达青海、四川、陕西、湖北、甘肃、新疆等地；短途贩运，则以驴驮为主，往返于各县之间。
“走罢凉州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这首“花儿”唱出了脚户常走的路线。
据统计，河州脚户的运输路线多达15条，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东线从河州经锁南坝至兰州，连接着回汉商贸；南线经土门关深入甘南的藏族聚居区；西线渡黄河至青海循化、化隆，沟通撒拉族、藏族、回族聚落；北线经平凉、固原到达银川。
脚户行走四方，足迹遍布西北。在明清两代，这些走南闯北的脚户，常常拉着大批骡子，把棉布、茶叶、食盐、纸张、铁器，日用杂货从千里之外的云贵、川陕运至本地，加工后再销往青海、西藏。返程时，又将当地的药材、羊毛、皮张等土特产运出来，成为西部地区经贸发展不可或缺的纽带。
▲明代茶马司版画。（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走在寂寞的山川沟壑间，脚户们即兴歌唱，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对旅途的感慨。他们将河州“花儿”的旋律和唱词，带到了甘南、青海，甚至四川松潘，成了河湟地区汉、回、藏、土、撒拉、蒙古、保安等民族喜爱并共享的民歌。
为了与沿途的各族贸易伙伴顺畅交流，脚户们大多掌握了“双语”。因此，河州方言中参杂了大量藏语词汇。
从古至今，河州脚户在与青藏高原上的各民族经济往来中，既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又适应了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因此成为高原牧区同中原农区物质交换的最佳“二传手”。
▲河州八坊商队驮运路线。（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八坊十三巷河州茶马司）
（二）牛帮：连接汉藏贸易的“中间人”
如果说脚户是山地的轻骑兵，牛帮则驾驭着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组成河州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的商队。
牛帮的黄金时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一个完整的牛帮由数个“锅子”组成，每个“锅子”10人管理100-200头牦牛，他们住在一起，吃饭在一锅，故名“锅子”。
▲河州牛帮。（图片来源：《临夏老照片》一书）
牛帮的贸易路线主要是来往四川，分为松潘帮、马尔康帮、黑水帮。按运输时间分为冬帮和夏帮。冬帮从河州出发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于次年正月返回；夏帮每年农历五六月出发，七八月返程。
牛帮生活本身，就是一幅多民族协作交融的画卷。他们的队伍中，锅娃是整个牛帮的总负责人，通常由管理经验丰富、对藏族十分熟悉、懂藏语，且经济实力强的回族掌柜担任，负责整个牛帮的管理与指挥，与路途中各藏族部落联络，处理牛帮内一些日常具体事务；沙娃多由熟悉地形的藏族向导担任；索娃通常由回族或东乡族担任，主要负责整个牛帮的后部安全。
从甘南的黄库尔出发到达四川松潘要经过好几个藏族部落，拜访部落头人是牛帮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整个牛帮的安全和行程顺利。
牛帮每进入一个部落前，都议定拜访时间、参加人员、礼物准备等相关事宜，并派熟悉该部落头人的人带着礼物前去，礼物产生的费用由各个锅子承担。
串乡牛帮穿行于几个部落之间做生意，到了夜晚就在部落中住宿。如果在部落中交易，要获得部落首领的许可，并得到首领的保护。当他们返回河州后，会把买来的皮子加工成藏袄，再销往藏族聚居区。这种深入的生活互助与文化互鉴，远比货物交换更为深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西北后指出，回族商人（牛帮）正是沟通高原与内地，完成这一“互补”使命的关键队伍。
（三）筏子客：助力解放军顺利渡黄河的“摆渡人”
河州筏子和筏子客，曾名扬西北及黄河流域。清末民初，从青海到内蒙古包头，千里黄河上漂流着浩浩荡荡的牛羊皮筏子，把青海的羊毛、洮岷的药材、兰州的水烟、河州的粮食、太子山的木材运往包头，再用火车运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
从事筏子运输的人被称为筏子客，以保安族、撒拉族、回族居多。
筏子的历史久远，据说汉代赵充国将军经营河湟屯田时，就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转粟湟中”。
筏子分为羊皮筏和牛皮筏，其制作工艺堪称绝技。宰杀后的羊或牛，从颈部剥下整张皮，去毛，鞣制后，灌入盐和胡麻油防腐，最后吹气扎口。一只羊皮可承重300斤，将数十乃至上百个皮胎捆扎成排，便成为能载重数十吨的巨型筏子。
▲河州筏子客。（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筏是玩命的活计，技术高超的舵手被称为“峡把式”。他们熟知黄河里每一处暗礁险滩，靠着一杆桨，在“狼舌头”这样的险地穿梭。一首河州“花儿”唱出了他们的豪迈与艰险：
“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子耍花子哩；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
筏子客的航线是河州通往北方的水上动脉。从莲花渡（今炳灵寺附近）启航，经兰州、中卫，最远可达内蒙古包头。日常贸易中，他们将河州的羊毛、皮货运往包头，返程时装载津京的百货、布匹。
▲八坊十三巷。（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筏子客不仅在和平年代承担商贸重任，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挥独特作用。
1949年8月，为解放青海、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10万大军要渡过黄河天堑。河州各族筏子客在短时间内筹集牛羊皮筏子150多个，500余筏子客从永靖、大河家、循化三路抢渡黄河，向青海挺进。
经过连续五六天日夜奋战，筏子客们协助10万解放军官兵和2000多匹战马、粮食、大炮等武器装备顺利渡过黄河，谱写了一曲“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
今天，高速公路与铁路取代了当年的骡马古道，现代化的海铁联运替代了古老的“运输三杰”。但“运输三杰”的历史不该被遗忘。他们以血肉之躯和非凡的勇气，在西北大地编织了一幅活态的、流动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共同铸就了河州旱码头的百年繁华。
千千万万脚户、牛帮与筏子客，通过货物交换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交融、情感相亲，让这条古老的河湟走廊、河州这座“旱码头”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马红艳，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陈玉锋，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特别感谢临夏州图书馆的苏维奇老师，他曾多次不厌其烦地帮忙借书和查阅资料。）
来源：道中华 作者：马红艳 陈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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