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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1910—1985）
夏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胡乔木曾高度评价夏鼐的学术成就，认为“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为了深入了解夏鼐的生平经历和思想业绩、继续推进夏鼐学术思想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与夏鼐子女精心整理夏鼐日记，历时10余载。夏鼐日记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夏鼐突发脑出血当天，历时50余载。日记整理本全套10卷440万字（前9卷为日记正文，第10卷为“生平事迹年表”“交往人物索引”及“主要亲属一览”），于2011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记因涉及方面之广、时间跨度之长、阅读价值和学术价值之高，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剪影”和“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实录”。夏鼐日记不仅记载诸多学术活动和人物交游，亦记录若干生活细节。比如，富有重要节日气息的春节，夏鼐是如何度过的？他的春节和今天我们过年的方式有何不同？这些内容我们都可透过他的日记进行了解。
读 书
综观夏鼐日记，“读书”可谓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命。日记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读书记载，包括读了哪些书、读了多少页，等等。夏鼐堪称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积累，他的阅读范围之广、阅读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春节假期的几天时间里，读书自然是他不可或缺的活动。
1930年秋至1931年夏，夏鼐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2月18日（正月初二），他阅读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00余页，将新学期“西洋史”一课改作张尔田“中国史学概论”及俞平伯“小说研究”课程，并感慨自己“念书成了瘾”。他的“读书瘾”是自己喜欢读书，而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故即使不选修“西洋史”，他仍发誓于这一学期读完《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上册（他果然于次月19日读完该书）。夏鼐读书，确实是由表及里地喜欢。他自诩“念书成了瘾”，并以此视为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和生存态度。夏鼐所读之书，经常与当时社会形势和学术研究动态紧密相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当前革命性质、“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国内甚至共产国际都引起激烈论争，学术界则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便是当时以历史的视角看待社会性质问题的代表作。夏鼐不仅及时阅读陶希圣的著作，还撰写了有关中国社会史的文章。
在燕大社会学系，夏鼐感到主持系务的人主要是宗教人士，有点偏重社会服务，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许多教员连宗教的颜色眼镜也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故对燕大社会学系常流露出不满之意。他后来通过考核选拔，于1931年秋由燕大社会学系转入清华历史学系。1934年10月，夏鼐考取留美公费生。按规定，出国前需先在国内预备实习一年。1935年春节，他的阅读书目便集中于考古专业书籍，包括高本汉、步日耶、法兰克福等外国学者的著作。
夏鼐不仅在日记中记载所读之书和具体页码，亦常反映不同的读书方法以及记录读后感受或评论。这类读书评论，无不是后世学者研究学术史的绝佳材料。如1958年2月18—20日（正月初一至初三），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上、中、下，指出“这三本书共1388页，其重点在戏曲和小说二部分，以新材料的介绍为主，走的是胡适小说考证的路线与他的演化观，郑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其贡献的”。正月前3天，夏鼐本身就很忙，他仍能挤时间阅书高达1388页。即便如此，他也不以此为满足。2月21日（正月初四），开始上班，他感叹春节已过，谦虚地指出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养病休息而已。即便是在科技迅猛发展、信息不断更新的当今社会，夏鼐的这种阅读数量和质量也无不让人汗颜。学习和研究常需“苦作舟”，没有捷径可走。如果说有一条捷径，那可能就是坚持不懈地读书。
当然，由于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较忙，故抽时间阅读相对轻松的自传或通俗类著作，是一种很好的选择。1957年2月3日（正月初四），夏鼐记录“这几天偷闲阅读毕”克劳福德《言谈与行为——一个考古学家的自传》（共312页）。更有意思的是，1984年2月5日（正月初四），他阅毕《企鹅考古学辞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并感慨“将辞书从头至尾，读一遍，亦为罕见者，自思殊为可笑”。一本辞典，他居然也能从头至尾阅读一遍，可见读书带给他的愉悦是持久的。他的这种“自嘲”，恰好是上述“念书成了瘾”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此外，审稿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与读书相似，夏鼐春节期间审稿时，亦常将相关审读意见记录下来。1965年2月2日，时值新春第一天，夏鼐除了到友人处贺年外，还“钻空子，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战国部分”。此后数日，他又继续审阅该书稿其他部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由夏鼐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集体编写，中文版于196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综合性论著。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应英国一家出版社的约请，将该书译成英文，由夏鼐校订译稿。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译稿被搁置下来，未正式出版。
写 作
“写作”也是夏鼐整个学术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期间，他亦不忘写作。
1943年2月4日（除夕），夏鼐仍继续作新王国时期串珠分类登记表。此乃夏鼐博士学位论文《埃及古珠考》的一部分。夏鼐1935年留学英伦，后在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以埃及古代串珠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1938年10月，因欧洲战事，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停办。1939年10月底至1940年12月初，夏鼐在埃及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研究考察，为撰写博士论文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于1941年初留学归国，1943年7月最终撰写完成博士论文，同年10月设法寄往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但他无法前往现场参加答辩。经申请，校方特许免予答辩，同意授予他埃及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夏鼐凭此学位论文，被后来研究者誉为中国“埃及学之父”。
西北考古调查和发掘期间，夏鼐在外度过春节。1945年2月13日（正月初一），各处皆休息，他将佛爷庙M101墓的墓门图依比例重描一张。此前，他曾在敦煌佛爷庙发掘过墓葬。2月14日（正月初二）下午，他阅读《汉书》 ，并作札记。次日（正月初三），写作《汉代用兵西北之供养问题》一文。此文乃应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赵文龙之约而作，文中札录《史记》和《汉书》中关于此事之材料，以证明当时实以全国力量解决此问题，并不专赖甘肃一隅。可惜的是，该文后未发表。
夏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手稿
1950年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所长等职，统筹、协调新中国考古学各项工作，并身体力行，著书立说，不断提升新中国考古学研究水平。1951年2月6日（正月初一），他至梁思永处贺年，即返舍整理辉县发掘记录。1950年10月，他曾率团前往辉县（当时隶属平原省，后属河南省）进行为期4个月的发掘。《辉县发掘报告》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影响深远，对此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起到了典范作用。
1985年2月21日（正月初二），夏鼐抽空写“考古学史”稿，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条之用。2月23日（正月初四），他在家继续写作此稿。《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学术性、综合性、知识性于一身的大型工具书，其考古学分卷编写工作于1979年4月开始酝酿，展开筹备工作。1979年5月和1980年4月两次召开分编委会筹备会议，设计编写体例、框架结构和具体条目，确定各分支学科编辑组负责人。1981年1月正式召开分编委会成立大会，确定由夏鼐担任分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少分卷的卷前特长条，并非由担任主编的知名人士亲自撰写，而是由他人协助代写。夏鼐则亲自撰写卷前特长条“考古学”第一部分“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及第二部分“考古学简史”。但是，他当时年事已高，且社会活动较多，难以按时撰写完成特长条全部内容，因此他列出特长条第三部分“考古学的方法论”及第四部分“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提纲，请王仲殊参与撰写，最后他再全部定稿。《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正式出版，但夏鼐已于前一年逝世，所以无法目睹这本凝结着他晚年心血的著作。该书共200万字，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著作，其卷前特长条的前半部分，集中反映了夏鼐的考古学理论和思想。
团 聚
春节，本是阖家团聚之日，是无数人的精神寄托。但自1931年至1942年，夏鼐或在北平求学，或在南京中研院停留，或在伦敦留学，或在归国和返乡途中，故而10余年间，每逢春节，他均无法与家人团聚。客居在外，他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1932年2月5日（除夕），当看到友人能够回家吃年夜饭时，夏鼐生出羡慕之情。他自己漂泊北平已一年有余，且接下来的二三年内恐怕依然无福在家中享受除夕团聚的乐趣。1936年春节，是夏鼐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年1月27日（正月初四），他临睡觉时，街灯由窗帘上映入，犹似月光，令他不禁想起李白的诗，于是低头吟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免伤神起来。1941年1月27日（正月初一），夏鼐回到阔别5年半的祖国，途经云南保山，拍了一封电报给家中，虽只有“抵滇”二字，但可以给家人无限安慰，他心里还思索着家中此时会作何光景。1942年春节，夏鼐正在返乡途中。2月14日（除夕），他经停江西赣州，听着街上的爆竹声，想起自己十多年没有在家中过年，这一次本可以回到家中，但路途中又错过了机会，思之不免黯然。晚上10时许，旅店门外街上店铺除夕关门的鞭炮声愈来愈多，夏鼐心想，千里外的故乡当亦同此光景，但不知家中此时作何情状。次日（正月初一），他觉得这是“可怜的客中新年”，由于天气寒冷，他早起后重新缩回去蒙上棉被，并低吟着“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此时，他距离温州尚有800余公里。
1943年春节，夏鼐终于有机会与家人团圆。2月4日（除夕）傍晚，家中人在庭院中堆柴作燔祭，点岁灯，令儿童辈分置于家中各处，然后吃除夕酒，分压岁钱给儿童辈。他还记录了故乡温州过年风俗的诸多细节，为民俗学家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后，他对其他地方的春节风俗亦有记载。1946年春节，正值夏鼐西北考古结束返回重庆途中。2月2日（正月初一），他早餐食挂面，听闻此乃“川俗”也。
定居北京后，夏鼐家里仍保留着温州的过年风俗，尤其体现在除夕夜的分岁酒和正月前几日（一般在正月初二）的新年酒。1954年2月4日（正月初二），他家中摆新年酒，4个冷盘除香肠外皆是温州过年货（鳗鲞、酱鸭、腊肉），另有5个菜（扣肉、泡胶、鸡、甜羹等）。1962年2月4日（除夕），分岁酒有10碗冷菜（白切肉、酱肉、酱鸭、红烧鱼、鱼饼、炸鱼丸、年糕、花生、桔、银豆红萝卜），热菜则有水饺、敲鱼片、清炖肘子、红豆汤、菠萝蜜。夏鼐当时还惊叹“今年居然也能搞到10碗冷菜”。1963年1月24日（除夕），分岁酒仍依照温州的惯例，有10个高脚红花碗（年糕、柑橘、山楂糕、花生、白肉、酱肉、酱鸭、带鱼、松花蛋、芹菜拌鸭肫肝），几个热菜（面筋、火锅、素什锦、蹄髈、烧鸭、红豆及枣、罐头梨）。夏鼐指出“今年副食品供应比较多”。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就当时旱灾的延伸和转移而言，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旱灾，大致延续了4年，直至1962年春夏、夏秋之际，华北黄河流域、东北部分地区仍有旱灾，此后情况明显好转。1962年除夕，对于家里能弄到10碗冷菜，夏鼐自己都表示惊讶。等到1963年除夕，他则明显感觉到副食品供应丰富许多。可以说，夏鼐前后两年除夕分岁酒的细微感观，是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变化的一个缩影。1965年2月3日（正月初二），夏鼐家里的新年酒席有小碗10个，他特别强调这仍是温州式的。
1957年10月，夏鼐曾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撰写序言（该书195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到他对于故乡的思慕之情，反而常常因为离乡越长久、越辽远而越发强烈。次年元旦，他阅温州寄来的《温州近代史资料》，感慨自己的桑梓之思常萦心中。自从到北京工作后，夏鼐忙于各项事务，返回家乡温州只有3次（即1952年返乡接眷、1956年返乡整理家务、1982年参加温州一中80年校庆）。离开家乡愈久，他的思乡之情愈强烈。因此，在京每年的除夕分岁酒、新年酒，他都格外重视，不仅能与家人欢聚、享受天伦之乐，更是桑梓之情的一种仪式寄托。
除了与家人团聚外，与师友、同事等相互贺年、交谈，亦是夏鼐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他十分重视礼节，遇有师友等来他家贺年，他都要抽时间回贺。日记涉及的相关人物春节交往的记载较多，兹不赘述。
察 时
岁末年初，人们喜欢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春节前后，夏鼐不乏对于时事、社会环境的观察和记载。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开启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此后，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相继“陷落”，全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公开表示投降。次年元旦，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1939年2月20日（正月初二），远在伦敦的夏鼐阅报得知日军有进攻台州的企图。他想，如果进攻之事属实，则唇亡齿寒，故乡温州亦不能免。他思之惕然。1943年2月8日（正月初四），居住在家乡温州的夏鼐记载，近几日报纸因节日停刊，但社会上谣传颇多，或谓永康、天台等处失守，或谓丽水遭到敌人投弹，使得人心惶惶。夏鼐颇希望这些均为谣言而非事实。时值抗战期间，不管是远在伦敦，还是在温州，夏鼐对于家乡附近的战事都颇为关注。
1942年2月14日（除夕），夏鼐途经赣州，发现此间物价颇廉，这几天因为过年，已稍涨高，肉3元一斤（重庆6元一斤），鱼2.4元一斤（重庆12元一斤），鸡4元一斤，木炭1元三斤（重庆1元一斤），客栈中客饭2.5元一客，单人房2.5元一天。这可说明当时重庆和赣州两地的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春节前后物价和经济形势的观察，亦是夏鼐此后日记的重要内容。1947年1月24日（正月初三），夏鼐记载，这一春节，压岁红包已经以千元为起码，赏佣工之茶包亦多为千元，并且瓜子已涨至4000元一斤，一般物价皆依此比例而增。1948年2月9日，虽为旧历除夕，但夏鼐发现当天市况萧条，因为经济形势的恶化，市场远非昔日过年时之热闹。他在晚间结算一年家用开支数目，共计3200余万元，其中腊月即达1000余万元，自己个人在外一切费用尚未计算在内。他感慨幸好家中另有财产收入，否则经济情况将不堪设想。1949年1月28日，除夕日，夏鼐提到当天银根奇紧，钱业休假减为一天，初二为星期日，初三开业，利息即达本金之数，现钞更须打八折，因为现钞在当时十分缺乏。他指出，此种现象为前所未有，并认为国事前途当有变化。晚间分岁酒后，夏鼐又将当年开支加以结算，其中腊月的零用开销让他大吃一惊。次日（正月初一），天气阴霾，他感叹国事亦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全然不顾社会的供需比例，开始大量印发钞票，导致国家在短时间内货币过多，并由此引发物价飞升和通货膨胀。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承认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国家财政已极为困难，政府虽曾设法收回纸币达70亿元并节省行政经费20亿元，但对于通货膨胀仍未能压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种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仅在1947年4月，全国就发行了超过16万亿以上的货币，甚至在1948年一年就印刷了660万亿钞票，这直接导致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经济是民生的根本，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让人们对生活感到忧心忡忡。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形势发生转变，一边是国民党的军事溃败，一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人心的天平已逐渐转向后者。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南京政府精锐丧尽，国共大决战的胜负结果已见分晓。夏鼐在1947—1949年的春节前后对于经济情况以及时局的观察，虽短短数语，但颇具深意。新中国成立后，夏鼐日记关于“春节不缺勤运动”“提倡生活革命化，废止贺年”“春节中，所中仍办学习班”等记载，不胜枚举，无一不是时代的缩影。
总之，夏鼐的过年风俗，有的已经简化甚或消失，有的则几乎保持原貌延传至今。他珍惜时间、坚持阅读的精神品格，值得当代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认真学习。区别于一般意义上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民俗史的研究，夏鼐日记中关于日常生活细节的大量记录，仍值得我们重视。或许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夏鼐作为一个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丰富且精彩的生活图景，进而感知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时代。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3年第1期，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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