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伟
【农商部给山东实业厅指令文件封面】
【申办潘家沟煤矿的呈请书】
莱芜在中国古代冶炼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冶炼中心之一。
究其自然条件，不仅因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更离不开冶炼所需煤炭的支撑。
莱芜开采煤炭的历史记载源远流长。
民国期间，山东济南振华矿务公司协理陈翰轩在莱芜开办潘家洼煤矿，成为近代矿业开采史上的重要环节。
实业救国者的跋涉
家住济南真武庙街振兴里的菏泽人陈翰轩，为清光绪时期附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2年任山东布政司会计科科长，后出任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陈翰轩仕途顺遂，1917年充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怀揣实业救国的抱负，他亲赴莱芜县东南乡潘家洼考察，发现地层蕴藏丰富煤炭：地表为一尺八寸厚的黄土，其下是厚达二十一尺的黄砂石，黄砂石之下为十一尺厚的白砂石，白砂石下方便是第一层煤层，厚约三尺七寸；第一层煤下为二尺七寸厚的黑树石，黑树石之下依次为青页岩、石板石，石板石下方是第二层煤层，厚约三尺五寸；第二层煤下为青页岩，其下为第三层煤层，厚约三尺；第三层煤下分布着砂石、青渣及黑青渣，黑青渣之下为第四层煤层，厚达五尺五寸；第四层煤下是二十二尺厚的页岩，页岩之下为桃花渣，桃花渣下方则是第五层煤层，厚约三尺五寸。此地不仅矿藏丰沛，地理位置亦十分优越——位于莱芜县东南方向，距县城仅35里，矿区以西150里便是泰山，且临近津浦铁路车站，交通运输极为便利。陈翰轩联合齐鲁银行董事李鼎臣、众议院议员李翼亭、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教员李三台、河务局委员陈文轩、潍县商人陈厚可、菏泽商人油伯龙、家住南新街的教员王旭夫等人，拟联袂创立莱芜县潘家洼煤矿。
陈翰轩严格遵照农商部审查矿商资格的规则，以莱芜辟利公司代表人的名义编制《矿商履历表》，将潘家洼煤矿主办人及合办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信息制订成表格，聘请济南大东草帽公司协理李玉璞担任保结人，声明遵照《矿业条例》及相关法律，“禀请开采山东济南道莱芜县城东南三十五里潘家洼煤矿，必无藉端招摇情事。所具保结是实，须至保结者”，形成《矿区保结书》。陈翰轩依据现场勘验结果编制《矿床说明书》等文件，与李鼎臣共同撰写《采矿申请呈文》，于1919年3月20日正式向农商部递交开采莱芜潘家洼煤矿的申请。
矿区图上的笔墨官司
农商部接到陈翰轩等人的申请及所附《矿区图》等文件后，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同年3月17日，矿商楼箴亦向农商部呈请开采莱芜辛里莲花池等村矿区，且陈翰轩与楼箴申请开采的矿区存在很多重复之处。农商部批令山东省实业厅，要求陈翰轩与楼箴协商划分矿区。
在山东省实业厅的协调下，楼箴与陈翰轩进行会商，二人达成一致：在陈翰轩所请矿区内“潘家沟中间划分界线，庄东归楼箴，庄西归陈翰轩”。4月19日，陈翰轩与楼箴分别绘制《矿区图》呈请实业厅核示。实业厅审查后，准许陈翰轩按照原呈《矿区图》内的基点及尺寸、角度，并与楼箴的矿区妥行划分，留出公界。
实业厅根据陈翰轩与楼箴重新编制的《矿区图》，将陈翰轩的矿区定名为潘家沟，并指出陈翰轩的《矿区图》“所注尺寸尚欠精确，批令更正”。6月1日，实业厅委派技术员饶汉祾前往矿区实地查勘，确认是否还有“重复、纠葛、障碍”之处。饶汉祾现场查勘后认定“图与实地大致相符，亦无重复、纠葛、障碍等情事”。6月7日，实业厅令历城县署查复陈翰轩及其合办人的履历及资本情况。经历城县署查证，陈翰轩及其合办人李鼎臣等“籍贯来历均相符，办矿资本甚属充足，并无外人关系，内签名盖章及公司图记均属实”。至此，山东省实业厅认定陈翰轩呈请开采潘家沟煤矿的手续完备、真实有效。
1921年12月16日，山东实业厅厅长田步蟾向农商部致函，详述该案办理经过：矿商陈翰轩在1919年3月20日呈请开采莱芜县潘家洼煤矿后，因与楼箴同年3月17日申请的辛里莲花池等村矿区“重复甚巨”，经陈翰轩会同楼箴协商，后派实业厅技员饶汉祾前往矿区实地查勘，确认双方“请采之矿尚无不合之处”。据此，实业厅将700元注册费及第一期矿区税另案禀解外，并附上《矿床说明书》《履历保结》《核办矿案经过日期表》《矿区位置方向距离表》各一份，连同金库收据呈请农商部鉴核发证。
1922年1月6日，农商部矿政司经鉴核，认定陈翰轩呈请创办的莱芜潘家洼煤矿面积3597亩1分2厘6毫，与申报矿地相符，准予核准；创办人陈翰轩的资历与资本均符合矿商资格；合办人李鼎臣、王旭夫、李翼亭等多人，均为山东本地士绅或商界人士，资本充足，无外人牵涉，履历、保结均属实。“所呈文件齐全合规，矿区实地查勘与图载相符，准予核发采矿执照”。遂以农商部第37号令，指令山东实业厅准予莱芜潘家洼煤矿注册，并填发采矿执照。
一纸执照与一段历史
从1919年递交申请到1922年获发执照，历时三载，手续繁琐、波折不断，陈翰轩等人终于完成了莱芜潘家洼煤矿的申办工作。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济南道莱芜县最早在农商部正式注册的煤矿之一，潘家洼煤矿不仅见证了近代山东矿业从民间探索走向官方规范管理的转型，更承载着当时中国人实业强邦的初心与抱负，也彰显了山东本地士绅、商界人士凝聚力量、开拓实业的担当，为后世研究近代中国矿业发展与地方社会变迁留下了鲜活而厚重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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