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物的入选，绝非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与中国风骨紧密相连，承载着特殊的精神内涵。” 方云解释，“五月石榴花神张骞，因出使西域带回石榴，成为丝绸之路开拓精神的象征；十月芙蓉花神王昭君，以和亲之举促成民族和睦团结，是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在方云看来，将这些历史人物纳入花神体系，让花神文化超越了单纯的花卉崇拜，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载体。“徐渭的狂放坚韧、陶渊明的隐逸风骨、李清照的才情清雅，这些人物的性格特质与对应花卉的品性高度契合，也让花神形象更具生命力。” 她说，“他们可喜可爱、可学可敬，让观众在欣赏美学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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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历史人物与花神文化结合的方式，正是民间与文人共同推动的结果。民众将历史人物的轶事与月令花卉相连，文人则通过诗词、绘画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人格与神格相互迁徙”的文化现象。方云表示，花神信仰源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与花朝节的形成直接相关。在农耕社会，花农们通过祭祀花神祈祷丰收，“花艳兆丰”的农谚便源于此，花神信仰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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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江南一带，文人对花神的喜爱则与文人画、诗词审美深度绑定。“文人将自身的品格追求寄托于花卉，又通过尊崇花神，将这种追求升华为一种文化认同。”方云说，“这其实是人格到神格的迁徙，再从神格回归到民间有血有肉的情感，让花神文化既有神圣性，又有烟火气。”
男性花神的出现，正是这种文人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男性花神多为隐士或文豪，他们留下的咏花名篇，成为‘君子比德’的最佳注脚。”方云举例，林逋 “梅妻鹤子” 的轶事，让他成为正月梅花神；周敦颐的《爱莲说》，则让他成为六月荷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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