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过年的仪式感，四十三年来，还真没哪样东西能像春晚这么拧巴。它一边被人骂着“一年不如一年”，一边又雷打不动地出现在除夕夜的客厅里，成了家家户户的背景音，如果不是噪音的话。
其实，春晚就是年夜饭桌上的那盘饺子。
一九八三年，这盘饺子刚出锅，热气腾腾，皮薄馅大，咬一口能烫着心窝子。到了今天，饺子还是端上来了，可仔细一瞧，面皮里裹着的，早已不是当年的馅儿。更吊诡的是，从前慢、从前没得选，除夕夜就这么一盘菜，大家吃得香；如今满汉全席摆在眼前，这盘饺子为了不被撤下桌，愣是把自己做成了汤圆，甜腻软糯，谁也不得罪，可那股子嚼劲，那股子面香，终究是没了。
回头看去，那最早的饺子，满含着粗粝的真诚。一九八四年的春晚，陈佩斯端着一只并不存在的碗，蹲在地上吸溜空气，愣是把全国人民逗得前仰后合。据说节目上台前，领导层心里直打鼓：“让全国观众这么乐，合适吗？”。这话放今天听，简直黑色幽默，可在那个年代，笑，是需要勇气的。正是这份“正合时宜”的勇敢，让春晚有了魂。那时候的饺子，用的是实打实的鲜肉，剁馅儿声都能听见。
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涌进演播厅，饺子馅儿开始丰富起来。一九九五年，老狼的《同桌的你》唱得人心里发酸，赵丽蓉老师跪在台上，大家以为是包袱，后来才知道是老人家真撑不住了。
那一代人，是把命豁出去包饺子。他们的表演里有一种东西，叫“生活”。哪怕赵丽蓉那句“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讽刺的是物价虚高，可听完只觉得乐呵，因为那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幽默，带着刺，也带着热乎气。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饺子开始变味儿了。大概是新世纪的头十年过去后，舞台越来越大，灯光越来越炫，饺子皮越擀越薄，薄到能透出背后的“正确”馅料。创作者们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不好笑要毙掉，太好笑又怕出格，于是只能在钢丝上跳舞。
有演员私下抱怨，一个小品改了几十稿，最后留下的全是安全词，像被消毒水泡过，干净是干净了，可也吃不出味儿了。今年Papi酱那个被全网下架的视频，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共鸣？就因为她把这种拧巴摊在了台面上：为了凑马年主题，非要找姓马的艺人；为了显热闹，硬塞一百个机器人和一百个孩子。
讽刺的是，这些虚构的桥段，最后竟和现实惊人地重合。观众不是傻子，当喜剧失去了讽刺的锋芒，当小品结尾永远是“包饺子”式的强行大团圆，那盘饺子，就成了流水线上的速冻品，看着圆润，咬开才发现，馅儿是早就调好的工业原料，千篇一律的甜。
更要命的是，如今除夕夜的饭桌上，早已不止春晚这一盘菜了。短视频的手指上下翻飞，红包大战的提示音此起彼伏，游戏里的队友还在等着开黑。电视开着，更多是为了那点“年味儿”的象征意义。甚至不用等到零点，第二天醒来，热搜上挂着“沈腾说错词”的片段，两分钟看完，笑点一个不落，何必枯坐四个小时？
说到底，娱乐产品的极大丰富，把春晚从“唯一”变成了“之一”。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老牌IP的宿命。为了留住观众，春晚开始拼命往里加料：请最红的流量明星，用最炫的AI技术，舞台大得能跑马，演员多得像阅兵。
可恰恰是这种“加法”，让它丢了最宝贵的东西。当技术不再是服务内容的工具，反而成了遮掩空虚的噱头；当流量明星站满舞台，却没人能像当年的赵丽蓉那样踉跄一跪，这盘饺子，其实已经煮破了皮。
也因此，春晚这盘饺子的尴尬，在饺子本身，也在时代变了，吃饺子的人也变了。老一辈人怀念八九十年代的春晚，怀念的是那个物资匮乏、精神也相对贫瘠的岁月里，一份难得的集体狂欢。那时候，笑是真的笑，泪是真的泪，演员和观众之间没有那层屏幕的隔膜，大家的心是在一起的。如今的春晚，更像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文化安全演习，每一个节目都经过精密测算，力求照顾到每一个群体，最后却谁也不讨好。有观众说得好：“以前的春晚是创作者想让我们看什么，现在的春晚是创作者觉得我们想看什么。”这中间的差别，恐怕就是“真诚”二字。
当一盘饺子为了迎合所有人的口味，把自己揉成汤圆的模样，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或许，春晚该想的不是怎么把饺子做得更像汤圆，而是找回那个敢让观众“乐呵”的年代，哪怕那乐呵里带着刺，哪怕有人觉得“不合适”。毕竟，一盘没有个性的饺子，在满汉全席面前，终究是会被撤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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