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一则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遗产纠纷案引发全网热议。
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她未婚、无子女，父母早已离世，没有兄弟姐妹，祖辈也都不在人世——用网友的话说，她是“24K纯单身人士”。
她留下的遗产包括：位于昌平区一套101平方米、价值约400万元的房产，以及110多万元的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丧葬费和抚恤金，总计约500万元。
因为没有遗嘱，赵女士的叔姑舅姨——一共9位亲戚——纷纷走上法庭，要求继承这笔遗产。他们说，自己曾照顾过赵女士：有的每周送菜，有的陪她看病，有的帮她联系医院。
法院审理后，做出了一份引发广泛讨论的判决：那套价值400万元的房产归国家所有，由昌平区民政局管理；110多万元现金资产由9位亲戚按比例继承，其中一位曾送她去医院的叔叔继承20%，其余8人各继承10%。
判决一出，舆论哗然。有人为亲戚鸣不平：“好歹是自家人，房子凭什么给国家？”也有人支持判决：“平时不照顾，死了来抢钱，凭什么？”
但这场官司背后，藏着一个比“房子归谁”更深刻的问题——在这个不婚不育成为选项的时代，独身者的晚年与身后，究竟该如何安放？
独居者的身后事：一场无法回避的法律课
赵女士的故事，始于一个寻常的悲剧。
她1981年出生，2022年因尿毒症去世，年仅41岁。生前独居于昌平区霍营街道龙锦苑东三区，生活基本自理，有困难时，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助她就医。
她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已故，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都早已离世。按法律规定，她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也没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赵女士是一个“无法定继承人”的人。
她去世后，遗产的处置成了难题。叔叔和姑姑将舅舅和姨妈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赵女士的遗产。9位亲戚各执一词，都称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抚养义务。
法院为此走访了赵女士生前居住的社区居委会，了解到她患有尿毒症，自理能力尚可，能够独立完成饮食起居，有困难时，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助她去医院。
最终，法院根据各当事人的帮扶情况，作出了前述判决。
法律怎么说：为什么房子归国家？
对许多网友来说，最难以理解的是——亲戚不能继承，为什么国家能拿走？
这涉及《民法典》的两条规定。
第一，继承人的范围是法定的。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姑舅姨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
赵女士的情况是“无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无人，第二顺序也无人。叔姑舅姨作为旁系亲属，不属于法定继承范围。
第二，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明确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赵女士的遗产正好符合这一情形。
但法律也留了一个“口子”——对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昌平法院正是依据这一条，认定赵女士的叔叔对赵女士的帮扶较多且持续时间较长，其他亲属亦有帮扶，因此在分配给扶养人适当遗产后，剩余财产归国家所有。
有网友不理解：“叔叔都继承20%了，房子凭什么不一起分了？”
法官的解释是：抚养行为与情谊行为有区别。节假日走动、探望等普通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合法依据；只有提供经济资助或生活上的实质性帮扶，才符合分配条件。赵女士生前一直独自居住，并未与任何亲属共同生活，亲属们所尽的帮扶程度相对有限，因此只能分得存款，不能分得房产。
官方公告：民政局接手管理
判决之后，这套价值400万的房产进入了政府管理程序。
2026年1月30日，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显示：赵宇（即赵女士），1981年3月21日出生，2022年6月1日去世，生前户籍在昌平区霍营街道龙锦苑东三区。昌平区人民法院（2023）京0114民初22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名下房屋归国家所有，由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公告要求与赵女士和该房屋相关的权利方和义务方——债权人、债务人等，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书面声明，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这意味着，这套房子的处置权已正式移交政府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这类收归国有的资产会被纳入地方财政的非税收入，专门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如救助困难家庭、支持残疾人事业、建设社区养老设施等。
有网友感慨：“赵女士的房子，最后可能变成了某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的一间屋子，或者几个孤寡老人的生活补贴。从这个角度看，也算是一种‘善终’。”
另一个选择：把房子留给“外人”
赵女士的故事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正在增长的社会现象——独身者的晚年与身后事。
如果她生前立了遗嘱，或者签了遗赠抚养协议，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是肯定的。
北京日报近期报道的一组数据值得注意：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北京一中院共审结涉遗嘱、遗赠抚养案件243件，去年较前年增长44.2%；三中院同类案件近两年同比增长分别为36.54%、111.27%，呈现爆发式增长。
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选择把遗产留给“外人”——照顾自己的保姆、朋友，而不是留给不来往的亲属。
北京日报报道了两个典型案例：
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独身老太王红英，被保姆李慧照料20余载。亲姐姐们不愿照料她，外甥却在她晚年时突然争监护权。王红英去世后，将房产遗赠给保姆的孙子。姐姐质疑她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法院根据老年人服务中心视频记录——王红英思路清晰、自主阅读遗嘱内容——认定遗嘱有效，房产判归保姆之孙。
另一对失独老两口，张大爷患绝症后立遗嘱：房产份额由保姆李芳继承。他与瘫痪妻子刘大妈的兄弟姐妹有十余位之多，但无人愿接走照料。张大爷去世后，保姆李芳母子将刘大妈接到出租房一起生活3年。刘大妈去世后，兄弟姐妹称保姆照顾不周，但法院认定保姆已尽扶养义务，遗赠扶养协议有效，房产份额由保姆继承。
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官朱一峰指出：“无子女老人选择将房产留给保姆等‘外人’，实属无奈之举。兄弟姐妹及其家人无法来照顾扶养老人、为其养老送终，受扶养人没有更好的选择。”
他呼吁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无子女独居老人的兄弟姐妹明确列入赡养义务人范围，让遗产继承人和赡养义务人的范围相一致。
时代之问：独身者的余生与身后
赵女士41年的人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代社会许多人的处境。
她是独生子女，父母离世后孑然一身；她未婚未育，没有子女；她独居生活，与亲戚往来有限。她努力工作，攒下了一套房和一笔存款——这是她一生的积累。
她去世时，没有遗嘱，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没有为自己的人生终点做任何安排。于是，她的身后事，只能交给法律。
有网友感叹：“人这一辈子，必须想好的那件事，不是‘财产归谁’，而是‘我如何度过这仅有一次的生命’。”
赵女士的故事不是个案。随着社会结构变化，不婚、不育、独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超过2.4亿，其中独居成年人超过9000万。
这些人老了怎么办？病了谁来照顾？去世后财产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赵女士用她的人生给出了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未必是后来者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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