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一的动物保护措施正在失效？致命的“组合拳”
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导读
△ 研究显示，暴露于外来物种入侵的脊椎动物种群，其年均衰退速度是没有任何威胁物种的五倍（−6.01%年−1）。
△ 在同时面临污染、气候变化和疾病威胁的情况下，脊椎动物种群的年均衰退速度高达16.74%。
△ 数据表明，大多数多重威胁的交互作用是加性的，占气候变化、疾病、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和污染威胁交互作用的80%以上。
△ 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移除所有威胁时，脊椎动物种群数量的回升幅度为2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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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野生动物保护时，习惯于把目光投向那些最显眼的“杀手”，比如森林被砍伐导致栖息地丧失，或者因过度捕猎/盗猎造成的种群危机。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注意到，布里斯托大学科研团队在2026年2月11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给这种传统的保护思维敲响了警钟。
研究团队对1950年~2020年间全球3129个脊椎动物种群趋势的深度分析之后发现，单纯盯着某一个威胁因子已经远远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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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刚刚被宣布灭绝的细嘴杓鹬（Numenius tenuirostris）。图源：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
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生命星球数据库”（Living Planet Database，LPD）的3129个脊椎动物种群的时间序列数据，深入探讨了多重威胁如何共同作用于物种衰退。他们用贝叶斯统计模型，量化了不同压力对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影响。数据表明，当气候变化、疾病蔓延、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速度，竟然比单纯遭受栖息地破坏或过度开发时还要快。换句话说，现代野生动物面临的是一套“组合拳”，多种压力正在产生协同效应，加速了物种的流失。
例如，在同时面临污染、气候变化和疾病影响的情况下，某些脊椎动物种群的年均衰退率高达16.74%。这种加剧的衰退趋势，突显了多重威胁对物种生存的复杂影响。
有趣的是，这个研究还打破了一个常见的认知偏见。虽然学术界常讨论“协同增效”（即1+1>2的破坏力），但大规模数据分析显示，现实中大多数威胁其实是以“相加”、或“拮抗”的方式共存的。这意味着虽然威胁没有变得更“毒”，但由于它们数量众多且无处不在，依然构成了所谓的“千刀万剐”效应（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还用“反事实分析”模拟了不同威胁被移除后的情景，发现当所有威胁都被有效移除时，脊椎动物种群的数量趋势可能会增长226%。而当仅移除其中某一单一威胁时，种群数量的回升幅度要小得多。特别是，当移除过度开发和栖息地丧失的影响时，种群数量的回升效果最为显著。
▲上图：脊椎动物种群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威胁现状。图中(A)部分标记了研究涉及的1281个物种、共3129个种群的地理分布；(B)部分揭示了不同生存压力的普遍程度：过度开发（30.60%）和栖息地丧失（27.20%）依然是波及面最广的“头号杀手”，而污染、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疾病虽然占比相对较小，但其潜在的复合影响同样不容小觑。论文出处：Pol Capdevila et al.(2026)
▲上图：日本鬣羚（学名：Capricornis crispus）是偶蹄目牛科鬣羚属的哺乳动物，也是日本的国宝之一。主要分布在日本的本州北部和中部，以及四国和九州的小部分地区。它们栖息在浓密的山坡森林中，以树叶、栓皮栎等为食。它们是白天活动的动物，早上和晚上摄食，其余时间在石间休息。通常独居，或与配偶及幼羚生活，具有领地意识，会通过眼部腺体分泌类似醋的物质来标记领地。©孔宏德（Peter Corne）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具体的研究方法
为了厘清多重威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之间的真实关联，布里斯托大学研究团队依托LPD数据库，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数据筛选与建模体系。研究并未直接取用数据库中全部两万多条记录，而是设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剔除了所有监测时长不足10年、或是数据点少于5个的样本。这种“洁癖”式的处理方式，主要是为了排除环境随机波动、或调查力度变化产生的虚假增长，确保每一条曲线背后都是真实的种群兴衰。这么一来，最终，1281个物种、3129条时间序列构成了研究的基石，其时间跨度从1950年延伸至2019年，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生命线的影响。
在处理这些复杂的生态乱麻时，研究团队没有采用传统的线性逻辑。他们借助多层贝叶斯模型，将栖息地丧失、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疾病和外来物种入侵这六大威胁及其组合，转化成了精密的代码。每一组数据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坐标，模型在运算中会自动剥离地理位置和物种演化背景带来的噪音，从而锁定那些真正致命的干扰因子。这种方法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能看清单一威胁在“独奏”时，以及与同伙“合谋”时，对动物种群杀伤力的细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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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物种灭绝是指一个生物类群在地球上彻底消失的生物学过程，其科学判定标准是该物种最后一个个体死亡。从演化生物学角度看，当一个种群的死亡率持续高于出生率，且环境改变速度超过了物种通过遗传变异产生适应性的速度时，该物种的演化谱系便会中断。这种消失通常是不可逆的，意味着该物种携带的独特基因库和在生态系统中所承担的功能位点永久性丧失。上图是北京麋鹿苑的世界物种灭绝碑（多米诺骨牌）。©郭耕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一作者波尔·卡普德维拉博士指出，过去的保护工作往往存在局限性，通常只侧重于解决最普遍的单一问题。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现实中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
研究人员模拟“如果消除某项威胁”的多种假设场景之后发现，如果只孤立地处理某一个问题——比如只保护一片森林，却忽视了温室气体排放或外来致病菌的入侵——全球脊椎动物种群衰退的趋势很难得到根本性逆转。真正有效的策略必须是协同作战、同时针对多种威胁采取行动。
▲上图：外来物种、疾病和气候变化正加速脊椎动物种群的衰退。图中（A）是1281个物种、3129个种群在不同威胁下的数量变化趋势：当外来物种、疾病、污染或气候变化介入时，种群衰退速度明显加快，且多种威胁交织（互动威胁）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高；（B）对比了随机因素与威胁互动对种群趋势的影响，证实了多重威胁互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流失的核心驱动力；（C）基于模型估算的种群趋势分布。圆圈代表中值，条状图则反映了不同置信水平下的波动范围。数据清楚地表明，虽然栖息地丧失最为普遍，但上述其他威胁因子往往具有更强的致命杀伤力。论文出处：Pol Capdevila et al.(2026)
优先级参考
当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研究也给出了一定的优先级参考。
如果被迫只能选择一个切入点，那么减少过度开发、保护栖息地或应对气候变化，依然是目前能够带来最大全球效益的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其他因素，因为当疾病或污染与气候变化重叠时，种群的脆弱性会呈指数级增长。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它不仅仅由单一的威胁因素引起，而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致。为了遏制物种的衰退趋势，保护工作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各种威胁的互动关系，并采取综合性和协调性的管理措施。所以，未来的生态保护协议不能再“头痛医头”，需将栖息地保护、气候减缓、污染防治和外来物种管控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才有可能真正稳住那些正在消失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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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原文：
Pol Capdevila et al., Halting predicted vertebrate declines requires tackling multiple drivers of biodiversity loss.Sci. Adv.12,eadx7973(2026).DOI:10.1126/sciadv.adx7973
互动效应（Interactive Effects）
互动效应是指，当两种或多种威胁同时作用于一个种群时，它们产生的后果往往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这包括“协同效应”（1+1>2，破坏力倍增）和“拮抗效应”（相互干扰，表现出的破坏力小于单项相加）。理解这些复杂的互动，是弄清动物为何加速死亡的关键。
比如说，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某种蛙类。如果只是单纯的全球升温，它们或许还能找阴凉的溪流勉强生存；如果只是出现了一种致命的真菌疾病（如壶菌），健康的种群也许能产生一定的免疫抵抗。但，当气候变化与疾病同时袭来时，情况发生了质变。气候变暖导致雨林湿度和温度波动，这让蛙类的免疫系统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变得极度脆弱。与此同时，温暖潮湿的环境反而加速了真菌的繁殖。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威胁产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它们各自作用时的总和。这就好比一个长期加班、身体透支的人，遇到流感病毒时更容易演变成重症。这种“1+1>2”的现象，就是保护生物学中最令人头疼的协同效应。
又比如前几天我们发布的加州山狮的案例，也是此类“多重威胁互动”的一个典型缩影。在北美西海岸，这些顶级掠食者并非死于单一的某个因素，而是被几股力量同时逼入了死角。如栖息地破碎化，被不断扩张的高速公路网物理隔离在了大大小小的“生态孤岛”中，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近亲繁殖，导致种群遗传多样性锐减；在这些破碎的栖息地周边，人类广泛使用的抗凝血杀鼠药进入了食物链，间接二次中毒，毒素削弱了它们的免疫系统，小小疥癣可能就会要了它们的命。这就是研究中所说的“协同效应”——栖息地破碎化、污染（抗凝血杀鼠药）与疾病（疥癣）相遇，产生了远超三者简单相加的破坏力。
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
反事实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如果当初不那样，现在会怎样”的逻辑推演。在这项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它被用来精准评估某一特定威胁对种群衰退到底贡献了多少。科学家们先用过去几十年的真实观测数据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反映出在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偷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动物数量是如何变化的。随后，科学家会在这个数字模型中进行“模拟手术”：人为地将某个威胁因子的参数给强行清零掉。比如，在模型中模拟一个“完全没有气候变化”或“不存在非法捕猎”的平行世界。通过对比这个虚拟世界里的种群走势与现实中真实发生的衰退曲线，两者的差值就是该威胁造成的具体伤害。
在本研究中，这种方法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帮识别出哪些努力是真正有效的。因为在复杂的现实中，种群减少可能是多种原因纠缠在一起的结果，很难直接看清谁才是主谋。反事实分析就像一个“数字实验室”，让研究人员在无法进行大规模野外对照实验的情况下，依逻辑推演来判定：如果只解决某一个问题，种群是否真能停止流失。这直接揭示了为什么单一的保护举措往往收效甚微。
思考题·拓展思维
这个研究揭示了多重威胁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加剧物种衰退的。照例我们来拓展思维、思考几个小问题。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作为读而时思之、举一而反三。
Q1、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世界中，你觉得，应该优先救助那些受单一因素威胁的“濒危种”，还是去治理那些正遭受多重压力“慢性折磨”的普通种呢？
Q2、如今，人类活动已经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多重威胁网。时下流行的、追求的“生态修复”，究竟是让自然回到过去呢，还是在被迫训练野生物种去适应一个永远无法复原的复杂环境呢？在多重压力的持久影响下，自然界是否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弹性？我们是否正在步入一个只能“减损”而无法“复位”的生态时代？
Q3、这个研究中在模型中人为“关闭”某个威胁因子来模拟恢复效果，但这预设了一个前提：生态破坏是可逆的。毕竟在现实中，物种间的捕食关系、竞争格局以及遗传多样性一旦因多重压力而改变，即便撤除外界威胁（如停止污染），生态位可能已被外来物种占据，或者基因库已因近亲繁殖而枯竭。这种模型上的“一键撤销”，是否低估了生态系统演化路径的不可逆性，从而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过于乐观的修复蓝图？所谓的“反事实分析”，有没有可能只是一种基于数学模型的“保护幻觉”呢？
Q4、在这个论文的方法论中，“威胁”被编码为独立的变量、以便做统计分解。但，在真实荒野中，气候变化本身就是导致栖息地丧失、疾病蔓延和外来物种扩张的根源，也就是说其实它们并非并列的“合伙人”、而往往是因果嵌套的关系。将它们强行拆解为独立的百分比贡献度，虽然在数学上很美观，但这种还原论的处理方式，是否有可能弱化了对全球性系统危机的整体认知，反而误导当下试图通过解决末端变量来缝补系统性的裂痕呢？
本文参考资料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x7973
https://www.bristol.ac.uk/news/2026/february/global-analysis-of-wildlife-decline-warns-conservation-action-must-be-coordin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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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DOI:10.1126/sciadv.adx7973
文 | 王芊佳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2月23日
海潮天下
引用本文
王芊佳.3129个脊椎动物种群，70年追踪！新研究揭示多重威胁下的野生动物保护困境.海潮天下.2026-02-23
海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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