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诞辰160周年之际，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于2月25日（克罗齐诞辰当日）发表正式声明，高度赞誉这位深刻影响意大利乃至世界文化进程的学者，称其为“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马塔雷拉系统梳理了克罗齐在学术领域的广博建树与动荡年代的政治抉择，将其塑造为“自由的宗教”这一理念的终身践行者，并强调了他在战后意大利民主秩序重建中的奠基性作用。
贝内德托·克罗齐于1866年2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的佩斯卡塞罗利，逝于1952年。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望族，祖父曾任波旁王朝那不勒斯大法官，母亲路易莎·希帕莉是一位极具文化修养的妇女，酷爱读书和造型艺术，在她的熏陶下，克罗齐自幼便“表现出重视和酷爱历史、文学的倾向”。然而1883年，在伊斯基亚岛上的卡萨米齐奥拉度假时，一场突发的地震夺去了他双亲和姐姐的生命，他本人也被埋在瓦砾中受了重伤。这一悲剧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移居罗马叔父家后，他曾经历最痛苦灰暗的时期，甚至萌生过自杀念头，但很快克服精神危机，到罗马大学法律系注册就读，虽不专注听课，却经常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继承的遗产使他得以摆脱生计之忧，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最终在那不勒斯的家中成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马塔雷拉在声明中指出，克罗齐作为世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其研究横跨人文知识的多个学科，从艺术、哲学到文学批评和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浩瀚而深邃的学术遗产。
克罗齐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精神哲学”，这是他学术大厦的基石。他将精神活动划分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前者以直觉（艺术）与理智（逻辑）为其从属形态，后者以经济和伦理为其从属形态。1902年，他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作为表现科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美学》，这部著作集西方古典美学之大成，开现代西方美学之先河，在欧洲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随后被译为德、英、法等多种文字。在这部著作中，克罗齐提出了著名的“直觉即表现”命题：直觉是一种知识，是心灵赋予杂乱无章的质料以形式的存在，没有在表现中对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或表象。在他看来，直觉、表现、艺术几乎是同义词——艺术是幻象或直觉，艺术家创造一个意象，而欣赏艺术的人则在自己身上再现这个意象。他通过五个否定来阐明艺术本质：艺术不是物理事实，不是功利的活动，不是道德的活动，不是概念或逻辑活动，也不可分类。这一美学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文艺界，也为后来者如朱光潜等中国美学家所译介。
在历史哲学领域，克罗齐同样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15年，他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以德文出版，两年后推出意大利文版，这部著作标志着其精神哲学体系建构的完成。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后世广为传颂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并非如字面误解的那样否认过去的存在，而是强调历史只有与当代生活产生关联、在历史学家脑海中“震动”时，才成为真正的历史。克罗齐从“精神一元论”出发，认为历史与哲学是同一的，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思想或精神。他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将历史视为单纯求真的科学，主张历史学兼具求真与求美两种属性——历史除了被准确地建构起来之外，还应该从艺术上写得很好，“任何话语都必须以良好的散文表达”。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探求个体性，关注具体事实，而科学追寻普遍规律，两者任务不能混淆。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后者在历史哲学方面被视为克罗齐的追随者与发展者。通过牛津大学哲学家史密斯的引介，克罗齐的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英国，柯林武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触并吸收了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
马塔雷拉特别强调了克罗齐思想中的核心政治理念——“自由的宗教”。这一理念在克罗齐的代表作《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并指导了他一生的行动。在哲学思想上，克罗齐深受黑格尔影响，但他是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的新黑格尔主义重要代表，用“差异辩证法”取代“对立辩证法”。在政治实践层面，克罗齐并非仅囿于书斋的学者。他曾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参议员，并出任意大利公共教育部长，在职期间推动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教育系统质量及保护国家艺术遗产和景观的法令。
马塔雷拉在声明中着重追溯了克罗齐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关键作用。1925年，面对乔瓦尼·金蒂莱等知识分子与墨索里尼政权合流而炮制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克罗齐毅然起草了针锋相对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这一举动标志着他与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决裂。值得注意的是，克罗齐与金蒂莱曾有过密切的学术合作——1903年至1923年，两人共同编辑《评论》杂志，这份杂志成为当时意大利文化界的重要阵地，在克服实证主义哲学支配地位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金蒂莱投向法西斯阵营后，克罗齐毅然与之分道扬镳。此后，他不仅在参议院坚决反对法西斯政权的钳制性法律，其本人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住宅和图书馆曾遭法西斯军警搜查，学术成果被主流舆论刻意掩盖，没有一家主流报纸或学术出版物提到过他。马塔雷拉评价道，克罗齐对法西斯意识形态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意大利政体的转型，克罗齐再次成为制度变迁的核心人物。马塔雷拉回顾道，克罗齐先后在巴多格里奥政府及博诺米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随后被选入意大利共和国制宪会议。在经历过世界大战悲剧的意大利的复兴进程中，他贡献了宝贵的智慧，积极参与建设一个基于尊重基本自由的先进民主秩序。这段历史背景显示，克罗齐不仅在思想层面为意大利奠定了反法西斯的基础，更在制度构建上直接参与了战后共和国的缔造。1944年民主恢复后，他再度出任部长，并长期担任意大利自由党主席，直至1947年。
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复杂而充满张力。1890年代，通过其哲学启蒙导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影响，克罗齐曾一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出资印刷了拉布里奥拉的《纪念〈共产党宣言〉》。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只持续了数月，很快就被他的“批判精神一扫而光”。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他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提出质疑，并污蔑马克思主义是新形而上学。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非简单否定——1900年他曾热情接待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邀其到家中做客；1938年当警察局禁止再版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时，他提出强烈抗议。1944年时他还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新经济法则与新社会秩序，没有理由与人们那么珍重的自由为敌”。直到晚年，他才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称克罗齐为“精神教皇”，认为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必须彻底清算克罗齐的思想。
克罗齐的学术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他创办并主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评论》杂志（1903-1923年与金蒂莱合编，后单独主持），以此为阵地影响了整整一代意大利文化人。其著作总卷数达76卷，被译成25种文字出版。在近代思想史上，像克罗齐这样涉及学术领域之广、著述之巨、集思想家与活动家于一身者并不多见。他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至今仍是历史哲学领域被反复引用的经典命题，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认知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其美学理论通过朱光潜等学者的译介，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学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声明的结尾，马塔雷拉代表意大利共和国，在克罗齐诞辰160周年之际向其表达崇高敬意。这位集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巨匠，其毕生追求将文化视为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并致力于将其作为公共财富加以保护与传播。在今日的意大利，克罗齐的形象不仅是学术史上的丰碑，更是一种将思想自由与政治责任融为一体的精神象征。
来源：意欧视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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