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春花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一、引言
高龄老人的就医选择是许多农村家庭养老决策中的核心难题。与日常照料的循序渐进不同，就医选择直接牵扯生命存续、经济分摊、家族伦理等多重现实问题，极易引发家庭内部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无关对错，更多是传统自然生死观与现代医学生死观的碰撞，是乡村代际认知差异、性别分工秩序与现实生存压力的交织体现。笔者以桂北农村陈家为例，结合村庄中同类养老就医事件的田野观察，记录家庭决策的全过程，剖析乡村高龄老人就医选择背后的实践逻辑，展现转型期乡村养老面临的真实困境。
二、陈家：桂北农村的传统多子女家庭缩影
桂北某县偏远村落的陈家，是当地典型的传统多子女家庭，家中老两口育有9个子女，按长幼排序为五子四女。在当地“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老两口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咬牙将9个子女拉扯长大，却因生计所迫“协调”了子女的教育机会——受“女子读书无用”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家中仅5个儿子被送进学校，且均只完成初中教育，便相继前往广东务工谋生；4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后陆续出嫁，嫁得最近的小女儿也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村落，其余女儿依次外迁，最远的大女儿嫁到了县城附近的村子。如今四位女儿均定居县城，距离娘家二十多公里，唯有逢年过节，一家人才能难得团聚。
十年前，因家中老父突然性情大变，不再参与家中农活和家务，整日闲散度日，被村里人称作“懒汉”，家中长子便与老母亲商量分家事宜。最终，祖宅地皮、老家地皮及村中三块地皮，由五个儿子以“抽签＋商量”的方式分配，分家过程中五个儿子未产生明显冲突。分家后两年内，长子、二儿子、三儿子陆续在村内起好自建房搬出，四子、五子常年在广东务工，仅春节和特殊节日归家小住，老两口从此过上了空巢生活，至今仍住在七年前由儿子们凑钱翻新过的老房子里。
家中二儿子一直留在村内发展，本是平时照料老人的最佳人选，却因早年婚姻问题与家人产生激烈冲突，心生隔阂，极少主动关注老家事宜，家中大小事务便由长子全权做主。长子、三儿子在外务工期间成婚生子，因不便带孩子外出，便将孩子交由老两口照料，每月按时寄回生活费。经过多年打拼，陈家子女的生活逐渐稳定：长子因身体原因养病回到县城工作，二儿子在村内承接装修活计，三、四、五子仍在广东某工厂务工，往返于两广之间；四位女儿婚后均定居县城，除小女儿家经营小生意、经济条件相对稳定外，其余三位女儿家多以进厂务工、零工经济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一般且稳定性较差。
三、初次交锋：儿子们拍板的保守治疗
今年春末，陈家老父在起夜时不慎摔倒，子女连夜将其送往县城医院检查，远在广东务工的三、四、五子连夜赶回县城医院，与长子、二儿子会合，老母亲在医院焦急守候，不停念叨着孩子们奔波辛苦。检查结果显示，老人身体无器质性损伤，但脑部出现轻微脑梗，引发不可逆的认知损伤，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医生告知家属，老人可选择手术治疗，但因年事已高，手术成功率仅在50%左右，若手术失败可能导致瘫痪；也可选择保守药物治疗，但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
诊断结果出来后，五个儿子在医院外的空地上围成一圈商议治疗方案，家中四位女儿被完全排除在商议之外，全程无插话的余地——这是当地传统家庭秩序的典型体现。仅经过一夜商议，五个儿子便一致决定选择保守药物治疗，理由是“别折腾老人家，让他安安稳稳在家养着”。次日，子女们便将老父亲送回老家养伤，长子仔细向老母亲交待了用药事宜后，除留在家中的二儿子外，其余子女均各自返回工作岗位，从老人摔倒就医到决定保守治疗，前后不足两天时间。老母亲对此无异议，自认身体尚健，有能力照料老伴，还不断催促外出的儿子们赶紧返程，劝说“没大事不用跑一趟，别耽误了工作”。
儿子们与老母亲选择保守治疗，背后是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自然生死观。因为经济常年落后，当地村民普遍认同“生死俱善，存顺没宁”的观念，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不应过度干预，高龄老人的养老更应“顺其自然，少添负担”。陈家儿子们的这一选择，还与多年前的一桩往事有关：老人的父亲，即陈家祖辈，八十几岁高龄时也曾不慎摔倒，送医治疗后精神状态急剧恶化，不到一个月便离世，这一经历让陈家儿子们对高龄老人的手术治疗心存顾虑，不愿老父亲重蹈覆辙。
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外，现实的照护压力与经济顾虑也是儿子们选择保守治疗的重要原因。五个儿子中，长子身体患病，收入大不如前；二儿子虽在村内，但与家人隔阂，不愿过多照料；三、四、五子常年在外务工，若老人手术，需停工返乡照料，不仅会损失收入，还可能因停工面临失业风险。且手术费用不菲，五个儿子均需分摊，对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沉重的开支。老母亲则因老伴多年不顾家事，心中颇有埋怨，自认照料老伴多年已尽到责任，无需再花大钱治疗，更心疼儿子们为照料父亲来回奔波、耽误工作，在她看来，“不拖累子女”是高龄老人应有的“体面”，这也是当地乡村老人普遍的想法。
这一保守治疗的决定，让家中晚辈难以理解，在现代医疗认知的影响下，晚辈们认为面对明确的病因，应尝试更积极的手术治疗，尽力延续老人的生命，这也是当下乡村年轻一代普遍的认知观念。而四位女儿虽对这一决定存有异议，却因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始终无法参与决策，小女儿曾向母亲表达过想进一步治疗的想法，母亲却无奈表示：“你哥哥们做的决定，你们做女儿的改变不了，家里的事，历来都是儿子说了算，我们说了不算数。”
陈家的这场治疗分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方案选择，既是传统自然生死观与现代医学生死观的正面碰撞，也是乡村传统家庭权力秩序的真实缩影。儿子们的保守选择，是对乡村传统生死观的坚守，更是对现实照护压力与经济压力的妥协；晚辈们的不解与女儿们的沉默，则彰显了乡村家庭中不同代际的认知差异，以及传统性别分工下女性在家庭养老决策中的失语状态。
四、出钱也遭拒：女儿养老的尴尬
陈家老父亲被送回老家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小女儿，主动向长子提出，自家可以承担更多的医疗支出，希望能为老父亲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但小女儿的这番提议，却遭到了长子的勃然大怒，当场被拒绝。长子的愤怒，并非拒绝女儿的孝心，而是源于当地乡村的传统观念与身为长子的面子顾虑。
在当地乡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儿子被视为父母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出嫁的女儿则被视为“外人”，养老责任以辅助为主，经济分摊也以儿子为核心。当地村民普遍认为，“儿子养老是本分，女儿养老是情分”——“出嫁的女儿就是这样，有能力可以帮（娘家），儿子出多少，女儿也出多少（平摊费用），还要看情况说要不要多出多少。但儿子不一样，就算是要借钱都要凑到（手术费），他们跑不掉的。”若父母养老需要女儿出钱主导，便是儿子“没本事、不孝顺”，会被村里人议论，让儿子抬不起头。长子明知五个儿子均无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手术费用，却为了维护长子的威严与家族的面子，刻意隐瞒家中的经济拮据，在他看来，小女儿主动提出多承担医疗费用，并非帮忙，而是对他这个长子，以及五个儿子的“指责”，担心落人口舌，被村里人笑话“陈家儿子养不好父亲，还要靠女儿出钱”。
被长子拒绝后，小女儿再未提及手术治疗的事，四位女儿便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尽孝，常结伴提着水果、时令吃食回娘家看望老父亲，陪老母亲聊天解闷，缓解老母亲照料病人的疲惫。这种“情感照料+物资补给”的养老方式，也是当地出嫁女儿最常见的尽孝方式。
老父亲归家后，家中安装了可语音对话的监控摄像头，云端查看权限仅分给了五个儿子，四位女儿均无查看资格。小女儿曾向母亲提出疑问，自家离娘家近，且经营小生意时间相对自由，十几分钟便能赶到娘家，远在广东的三个弟弟关键时刻无法及时赶回，为何自己没有查看权限，母亲却无奈解释：“五兄弟正好5个位置，让他们中的谁让出来都说不过去，毕竟都是儿子，远的人回不来但是还是要知道情况的，不然他们几个人又要说不好商量（事情）。”
四位女儿最后对此均无异议，这一现象在当地并非个例。陈家的邻居张姐，育有两女一儿，儿子远在贵州上班定居，两位女儿均嫁在附近，且经济条件、时间精力均优于儿子，但李家老人的养老、就医事宜，始终由儿子全权做主，老人也只认儿子的决定，两位女儿即便想多照料，也需听从儿子的安排。当地村民表示：“除了没有儿子的情况，不然‘按道理’都是这样的。”这个“道理”一词，本质上是传统家族制度中“儿子为养老第一责任人”的伦理延续，并在日积月累中习惯这样的养老分工——“儿子说了算，女儿靠边站；大的拿主意，小的只附和”。
这种传统的养老性别分工，将女儿排除在家庭养老的核心决策与责任之外，看似让女儿们减少了养老压力，实则让她们陷入了“想尽孝却无门”的尴尬境地。她们既有对父母的孝心，却因传统观念与家庭权力秩序，无法参与养老决策；即便有经济能力想为父母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也会因触碰儿子的“面子”与家庭的“规矩”而被拒绝，最终只能以被动的方式尽孝。
五、二次争论：手术与保守治疗的终极博弈
陈家老父亲回家休养数月后，某日，远在广东的三儿子通过监控发现，老父亲在客厅多次对着老母亲喊：“走，我们上集市买猪崽……”，老母亲不予理睬，老人便孩子气地挥动双手，嘴里咿咿呀呀不停，认知障碍的症状愈发明显。三儿子又惊又急，立刻将监控片段转发至家中子女的微信群，关于老父亲的就医之争，再次拉开序幕。
监控片段在群内引发热议，四位女儿与儿子们再次围绕“住院治疗还是继续保守治疗”展开争论，心直口快的大女儿直接在群内发问：“爸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不去医院治疗怎么行？你们又不是医生，能看着爸这样下去吗？”长子则立刻反问：“去医院治疗，谁来照料？你能一直留在老家照顾爸吗？出了问题谁来负责？”这一连串的质问，让大女儿无言以对。
全村人都心知肚明，大女儿的现实处境，根本不允许她长期留在老家照料老父亲。大女儿虽未正式离婚，但因丈夫出轨，自2008年起便分居生活，独自抚养一儿一女，早年靠着拆迁款维持生计；无文化的她，常年干工地力气活、摆摊谋生，如今五十多岁，还需供儿子上高中，生活压力巨大，根本无法停工返乡长期照料老人。其余三位女儿也各有难处：二女儿、三女儿家以零工、务工为主，收入不稳定，且需照料自家子女；小女儿家虽经营小生意，但店铺离不开人，也无法长期照料。
陈家五个儿子的处境也相差无几：长子身患糖尿病，身体不佳，收入有限，还需供小儿子读大学；二儿子在村内做装修，手中有签了合同的活计，若停工照料老人，不仅会损失收入，还需支付违约金；三、四、五子常年在广东务工，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若返乡照料老人，便会断了收入。且四人中，四儿子离婚后花光积蓄，五儿子三十多岁仍未成家，两人均无多少存款，经济压力极大。若老父亲进行手术，手术费用与后续照料成本，会让每个儿子的家庭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小女儿在群内看到众人沉默，再次提出：“爸的医药费我可以多承担一些，几千上万都没问题，就是店里离不开人，没法天天守着。”但这一提议发出后，群内依旧一片沉寂，许久后，长子才在群内发语音，语气强硬：“说了多少次了，别折腾！老人家年纪大了，手术风险那么高，真要是瘫了，谁能天天伺候？就在家吃点药养着，这事就这么定了，不用再讨论了。”二儿子随即在群内附和：“大哥说得对，我这边装修活不能停，家里还等着我赚钱糊口，实在没办法抽身。”
远在广东的三、四、五子，以及家中二女儿、三女儿，自始至终在群内一言不发，既不反对长子的决定，也不回应小女儿的提议，保持着沉默的默契。大女儿因心中不满，专程找到小女儿家，细数五个弟弟的不是，又埋怨二女儿、三女儿“冷血”，不愿为老父亲发声，最终却只能与小女儿面面相觑，重重叹气，这场二次争论，再次陷入僵局。
表面上看，陈家的这场就医之争，是因子女们的照护能力、经济压力与手术风险无法达成一致，实则背后藏着每个子女的现实顾虑。而长子看似不容置喙的强硬态度背后，还藏着不为人知的难处，这也是他始终坚持保守治疗的核心原因之一。
六、背后的隐情：长子的难处与乡村的“面子”执念
陈家的大小事务，多年来均由长子全权做主。在老父亲性情大变、家中无人主事之后，长子便主动承担起了照料父母、协调兄弟姊妹的责任。为了不让陈家被村里人笑话，长子常年奔波于老家与务工之地，积极参与村内事务，小到村民间的矛盾调解，大到村内的集体活动，他都冲在前面。十几年下来，长子在村内积累了一定的威望，陈家也因子女众多、长子有威望，在村内颇受尊重，家中的老人与孩子，也能得到村民的些许关照。
老母亲私下曾对小女儿说：“你别怪你大哥，也别怪你几个弟弟，你大哥这些年操持这个家不容易，你几个弟弟在广东打工也辛苦，起早贪黑赚点钱不容易。我们家有五个儿子，又不是没有儿子，要是让村里人知道，照顾老父亲还要靠四个女儿，你大哥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我们家的面子也没了。”这番话，道出了长子坚持保守治疗的核心顾虑——乡村社会的“面子”执念。
在当地乡村，家族的“面子”关乎一个家庭在村内的地位与尊严，而儿子的“本事”则是家族“面子”的核心体现。若家中儿子无法承担起养老的主要责任，反而需要出嫁的女儿出面，便是家庭的“耻辱”，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长子作为陈家的长子，既肩负着照料父母的责任，也肩负着维护陈家“面子”的责任，他不愿因老父亲的治疗，让陈家成为村里人议论的对象，更不愿让自己成为村内人眼中“没本事的长子”。
而长子的现实生活，远比村民看到的更艰难。他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却在前年被确诊为糖尿病，后半辈子需靠药物维持；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放弃高强度的工作，回到县城找了一份清闲的活计，收入大幅减少。家中女儿大专毕业后刚参加工作，在一线城市做护士，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小儿子今年刚考上二本院校，远赴省城读书，学费、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子的收入，既要支撑自己的医药费，也要供小儿子读书，经济压力本就巨大。
在二次争论陷入僵局数日后，长子终于在家庭微信群内发了一段语音，声音带着疲惫，还有些许不易察觉的恳求：“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也为我考虑考虑，我还要继续生活，这个家，我也撑不住了。”这番话，让家中的兄弟姊妹都沉默了，他们深知长子的难处，也明白各自的现实困境，关于老父亲手术治疗的提议，从此再无人提及。
长子的坚持，看似是对传统观念的固守，实则是他在家庭责任、乡村“面子”与自身现实困境之间的无奈选择。他既是陈家的长子，也是一个身患疾病、背负着家庭经济压力的普通人，在无法兼顾照料老人、维护家族“面子”与自身生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牺牲”老人的治疗机会，守住乡村社会认可的“面子”，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
七、村落镜像：三类家庭的养老困境与破局样本
陈家的就医之争，并非桂北该村落的个例，在当地乡村，因高龄老人就医、养老引发的家庭分歧比比皆是，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选择，却面临着相似的现实困境。通过对村落中另外两类典型家庭的观察，既能看到与陈家相似的养老难题，也能发现合理分配养老责任的破局可能。
（一）林家：独子家庭的养老崩塌
与陈家同村的林家，育有一儿四女，儿子是家中独子，四位女儿均已出嫁，是当地“独子养老”的典型家庭。家中两位老人常年与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养老事宜均由独子全权承担，四位出嫁的女儿仅在逢年过节时返乡探望，平日极少参与养老照料。前段时间，林家儿子被检查出身体患有严重疾病，需要进行昂贵的手术治疗，这一消息让本就不富裕的林家陷入了绝境。
林家儿子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也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养老依靠。若进行手术，不仅需要巨额的手术费用，术后还需长期休养，无法外出务工，家中的经济来源与老人的日常照料均会陷入停滞。四位出嫁的女儿得知消息后，虽均表示会尽力帮忙，但各自的家庭均有难处：大女儿、二女儿家以务农、零工为主，收入微薄，需照料自家子女与公婆；三女儿、四女儿远嫁外地，往返不便，且经济条件一般，无法承担巨额的手术费用。最终，四位女儿均未果断赞成进行手术治疗，仅表示可适当分摊一些医药费。
林家儿子看在眼里，深知自己是家中的顶梁柱，若手术失败，不仅会花光家中所有积蓄，还会让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便主动向医生提出放弃手术，回家休养。最终，林家儿子在家中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离世，留下年迈的父母与尚未成年的子女。更让四位女儿为难的是，林家两位老人与儿子均无积蓄，连儿子的安葬费用都无法承担，最终只能由四位女儿共同凑钱安葬弟弟。其中一位女婿事后无奈感慨：“我真难啊，自家的老人要养，丈母娘家的老人原本不用我们养，到头来不仅要出钱安葬小舅子，还得多一份钱多养一对老人，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番无奈的感慨，道尽了“独子养老”模式下亲属的连带压力。林家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折射出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在现实面前的脆弱—— 当唯一的养老依靠遭遇意外，整个家庭的养老体系瞬间崩塌，出嫁的女儿即便有孝心，也因自身家庭的负担与传统分工的约束，陷入“尽孝无力却不得不担责”的被动境地，成为传统养老模式的隐性承压者。
（二）周家：责任共担的养老范本
与陈家、林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村的周家，周家老两口育有两子三女，子女均已成年成家，分散在县城、市区及外地务工。去年，周老爷子因心脏病突发需住院手术，这场突发疾病并未引发家庭矛盾，反而因合理的责任分配，顺利渡过了难关。
周老爷子住院后，子女们第一时间召开家庭视频会议，由长子牵头，共同商议治疗与照料方案。会议上，子女们坦诚沟通各自的经济状况与时间精力：长子在县城开餐馆，经济条件较好，但时间紧张，主动提出承担40%的手术费用；次子在外地务工，收入稳定但往返不便，承担30%的费用，同时负责联系外地的专家资源；三位女儿虽经济压力相对较大，但时间相对灵活，共同承担剩余30%的费用，且轮流排班前往医院照料，每人负责一周的饮食、陪护等事宜。
为确保责任落实，次子专门制作了一个共享表格，记录费用支出、照料排班等情况，实时同步给所有子女，做到公开透明。在手术及后续康复期间，长子每周抽空前往医院探望，及时补充短缺的物资；三位女儿轮流值守，细心照料老人的饮食起居，记录老人的身体状况与用药情况；次子则定期与主治医生沟通，反馈老人的康复进展。
周老爷子康复出院后，子女们再次商议后续的养老方案：考虑到老两口独居不便，决定由三位女儿轮流每月回家照料一周，负责老人的日常起居与健康监测；两个儿子则每季度支付固定的养老费用，用于老人的生活开支；若老人再次突发疾病，由就近的女儿第一时间送医，费用仍按此前的比例分摊。
周家的养老模式在村内被广泛称赞，也掀起一段时间的讨论：“这周家的子女都孝顺，大事面前不分儿子女儿，都把老人的事放在心上，这样的家庭才和睦。”周家的案例证明，乡村家庭的养老困境并非无法破解，关键在于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壁垒，建立公开透明的协商机制和责任分配机制。
（三）三类家庭的对比
陈、林、周三家的家庭结构不同，养老结果也截然不同，但背后的核心逻辑高度一致：养老困境的本质，是责任分配与现实能力的不匹配。陈家的五个儿子虽为养老提供了“数量优势”，但传统的性别分工、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各自的经济压力，让这份优势转化为“协调成本”，最终陷入决策分歧；林家的独子是养老的唯一依靠，一旦独子遭遇意外，整个家庭的养老体系便瞬间崩溃，出嫁的女儿虽有孝心，却因自身家庭的压力与传统观念的约束，无法成为养老的核心力量；而周家则打破了“儿子为主、女儿为辅”的传统认知，通过坦诚沟通、公开透明的协商分配机制，让子女们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与时间精力，合理分担养老责任，既保障了老人的治疗与照料，也避免了单个子女承担过重压力。
八、结局与反思：农村高龄老人就医决策的现实逻辑
陈家老父亲的就医之争，最终以“物理治疗+唯心求神”的折中方式落下帷幕。在子女们的商议下，长子与小女儿一同为老父亲取来了更有针对性的药物，缓解老人的认知障碍症状；大女儿则趁着中元节前后，专程为老父亲“问仙”求神，讨来“符水”喂给老人，这也是当地乡村老人患病后，子女们在医疗手段之外，最常见的祈福方式。在药物治疗与传统祈福的双重作用下，老父亲的症状暂时稳定下来，这场持续数月的就医之争，终于归于平静。
回顾陈家的这场就医之争，长子凭借着长子的身份与多年来积累的家庭权威，掌握着家庭决策的绝对主导权。他的决策逻辑，既受当地传统自然生死观的影响，追求“顺其自然，少添负担”的善终；也源于现实的经济压力、照护压力；更受制于乡村社会的“面子”执念。而四位女儿与晚辈们秉持的现代医学生死观，即“尽力治疗，延续生命”，虽符合现代医疗认知，却终究抵不过乡村家庭的现实困境——女儿们有孝心却无决策话语权，晚辈们有认知却无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手术治疗所需的费用、术后的照料，成为横亘在子女们面前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现代医学技术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会给患者与家属带来双重苦痛：一是手术等侵入性治疗可能带来的身心痛苦，二是巨额医疗费用带来的社会性苦难。陈家儿子们所担心的，不仅是老父亲手术失败后的身心痛苦，更是手术费用与后续照料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生活混乱；而四位女儿的纠结，则源于现代孝亲观念、传统家庭秩序与自身现实能力的三重冲突，她们既想为老父亲争取更好的治疗，又无力打破传统的家庭权力秩序，更无法独自承担治疗与照料的成本。
陈家、林家与周家的案例，清晰地展现了当下乡村高龄老人就医决策的复杂现实逻辑：乡村家庭的就医选择，从来不是单一的观念选择，而是传统生死观、家族伦理、性别分工、经济压力、照护能力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传统的自然生死观让乡村子女倾向于选择保守治疗，追求老人的“善终”；“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让儿子成为养老与就医决策的核心，女儿则处于被动辅助地位；而现实的经济压力又让子女们即便有延续老人生命的想法，也往往因无力承担成本而被迫放弃，最终只能做出妥协性的选择。
在乡村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破解乡村高龄老人的就医决策困境，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生死观、倡导现代医疗观念即可，而是需要兼顾乡村的传统观念。就传统观念而言，应打破乡村家庭单一的男性决策格局，借鉴周家的经验，建立基于子女实际能力的责任共担机制，尊重女儿的养老话语权，让家庭决策更具多元性，充分考虑每位子女的经济能力和照护能力，合理分配养老责任，避免养老责任过度集中在儿子身上，让子女们无需在“尽孝”与“生活”之间苦苦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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