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种刑罚仅次于秋后问斩，那就是流放制度，很多人说不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吗，现在很多人喜欢旅游。请注意，流放和旅游不一样，前者是有条件迁移，吃不饱穿不暖，病了也不能吃药熬着走，还要在路上被虐待，确实生不如死，而流放之地有很多，宁古塔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宁古塔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明清时期，这里地处边境，常年寒冷，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区域。明朝进士王家祯在书中记载，宁古塔在辽东最北边，距离京城七八干里，到处都是冰雪，中原人很少会到这里来。
从隋唐时期开始，流刑就和死刑、徒刑等刑罚组成了完整的刑罚体系。在统治者看来，流放是相对仁慈的惩罚，不用处死犯人，只是将其流放到远方，同时为了达到惩戒目的，会选择偏远艰苦的地方作为流放地。清朝之前，国内有海南、岭南等主要流放地，清朝又增加了宁古塔和伊犁。满清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一方面是惩戒犯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北是满清的发源地，长期禁止外人进入，导致人口稀少、发展落后，流放的犯人可以补充当地人口，开发经济。这种安排对统治者来说有诸多好处，对犯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宁古塔环境恶劣，遍布沼泽和丛林，常年冰冻，非必要情况下不会主动前往，只有犯下重罪或是被重大案件牵连的人，才会被流放到这里。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滇黔纪闻》案，涉案的大量人员都被流放到了宁古塔。根据史料记载，被流放的人涵盖男女老少，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郑芝龙、金圣叹的妻子、吕留良的孙子、吴兆骞等名人，都被流放到宁古塔，他们获罪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被文字狱牵连，有的是涉及科场舞弊案，还有的是为权臣求情。
另外，《大清律例》中也规定，多次盗墓的盗贼、符合条件的强盗，也要被流放宁古塔。这种惩罚仅次于死刑，却有很多犯人宁愿赴死也不愿前往宁古塔。清代学者方拱干说过，到了宁古塔，比走黄泉路还要可怕。流放宁古塔的可怕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生存环境极差。吴兆骞被发配到宁古塔后，在信中描述这里的寒冷是天下少有，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有大风、雨雪、冰冻，再加上清朝处于小冰河时期，当地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十度。当时的犯人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外出劳作，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
第二是流放的路上充满危险。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流放路程超过三千里，犯人要在两个月内到达，每天至少要步行五十里。从北京到宁古塔有三四千里路，从南方出发的话，路程更远。犯人赶路时还要佩戴脚镣、木枷等刑具，最轻的木枷也有二十五斤，遇到恶劣天气，赶路会更加艰难。成年犯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八两，未成年人减半，根本无法满足这样高强度赶路的消耗。而且当时黑龙江一带都是原始森林，路上有野兽出没，行动受限的犯人很难自保。押送犯人的兵丁为了防止犯人逃跑，也会对其严加看管，或虐待，没有家人打点的犯人，会在途中受尽折磨。
数据显示，只有三成的流放犯人能活着到达宁古塔。第三是要给披甲人为奴。清朝实行八旗制度，旗人分为阿哈、披甲人、旗丁三类，披甲人是世代成守边疆的降军，地位高于奴隶、低于女真人。朝廷会把流放的犯人赏给披甲人随意处置，犯人被折磨致死，披甲人也不会被治罪。男犯人要被随意打骂、差遣，女犯人会被凌辱，官庄里的犯人终年劳作，没有休息的时间，个个骨瘦如柴。携带家眷流放的犯人，还要面对妻女被侵犯的风险，很多人会提前让妻女自尽，保全其名节。从这些情况来看，雍正允许甄远道一家不用给披甲人为奴，确实是一种恩典。从顺治十二年开始，就有大臣请求更换流放地，康熙后期，流放地改为新疆伊犁，1910年，流放制度被正式废除。也有人认为实际上去宁古塔的路上死不了几个人。
吕留良家族上百人就几乎全须全尾到了宁古塔。因为大部分路程可以走水路，松花江。而且“批甲人为奴”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自己也有房子有地，有私有财产，吕留良家族最后在东北成了巨富。还有吴兆骞，走纳兰明珠关系回老家的，死之前还深情怀念宁古塔人淳朴鱼肥果子甜。不过他是文化人，大部分流放的没他那条件，主要伤亡都在路上，平安到了的都能活的还不错，没有内地的人地矛盾。
有游客东北旅游特意问了导游宁古塔位置，得到准确答复就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交界，比黑龙江省内的哈尔滨、漠河、鹤岗还要靠南，如果要具体到某个地方，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位于牡丹江市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而宁安市作为宁古塔的传承城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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