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7年,大汉王朝最锋利的宝剑霍去病折断,年仅二十四岁。这位少年战神六次出征,歼敌十一万,封狼居胥,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人赶到了漠北苦寒之地,他的离去不仅让汉武帝悲痛欲绝,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尽铺陈地描写了他的战功,却对死因仅用一个“卒”字带过,这种诡异的沉默,让后世对这位天才将领的骤然离世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与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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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那段历史背景,当时的大汉正处于从“和亲”走向“强硬”的关键转折期。汉武帝刘彻耗尽文景两朝积攒的家底,立志要解决困扰大汉百年的匈奴边患。在这种宏大战略下,霍去病的出现简直是天意。他不像传统将领那样循规蹈矩,他是汉武帝手中最趁手的一把刀。这时候的汉朝,外戚集团势力庞大,皇后卫子夫、大将军卫青,再加上这个横空出世的霍去病,整个朝堂的军政大权几乎都系于这一门。起初,这是汉武帝最乐见的局面,自己人打仗,放心。霍去病的军事才华在那个时代是降维打击,不带粮草,就地取材,闪电战术把习惯了游击的匈奴人打得找不着北,河西走廊的打通,更是直接切断匈奴右臂,让大汉帝国与世界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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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宠信在漠北之战后达到了顶峰,随后便出现了致命的裂痕。李广之子李敢因父之死击伤大将军卫青,这本是军中恩怨,霍去病却在甘泉宫狩猎时,当着皇帝的面一箭射杀了李敢。这件事的性质极其恶劣,李敢是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是皇帝的近臣,在皇家猎场公然行凶,是对皇权的极大挑衅。汉武帝选择了包庇,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这一幕看似温情,实则凶险。在那个君权至上的年代,一个手握重兵、行事冲动且不论政治后果的年轻大司马,已经让帝王感到了不安。霍去病的死,恰好在此时发生。正史中对死因的讳莫如深,让“瘟疫说”、“旧伤说”甚至“政治毒杀说”都成了可能。他死得蹊跷,身后事更惨淡,唯一的儿子早夭,几十年后霍氏全族因谋反被诛,那个曾经权倾天下的家族,最终灰飞烟灭。所谓的杀尽侍卫,或许只是后人对帝王凉薄的某种意象化演绎,用来填补那段史书留白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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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往往死于战场,而战神却容易困于朝堂。霍去病赢了天下,却终究没能赢过那个深不可测的帝王心,他用二十四年的生命燃尽了大汉最耀眼的光芒,留下的不仅是赫赫战功,更是一段关于“功高震主”最残酷也最无奈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