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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南越大使马丁则在答复美国参议院质询时自信地说，南越军队是在有条不紊地后撤，放弃南越北半部只不过是减轻了负担，因为这些地方贫困、落后，只会白白耗费政府财源；军队南撤便于集中兵力保卫南越富庶地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也认为：“南越军队的力量足以守住西贡以北的防线，直到5月份雨季开始。雨季到来后，北越的进攻必将由于气候的原因遇到困难；而政府方面则赢得了时间，重新休整和集合力量，并且可能在一个较强的态势上重开谈判。”
但是，人民军的进攻很快就打破了南越政权及其美国顾问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人民军的打击下，3月28日，南越军队撤离岘港。紧接着，芽庄、金兰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相继为北越解放。南越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仅剩下西贡及其周围地区。南方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河内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预料，以致于“河内的计划赶不上南越军队溃败的步伐”。
根据形势的变化，1975年4月1日，越共中央给南方下达了“总攻击”的指示，指出完全解放南方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在雨季来临之前(5月上旬)解放西贡。
南越政权的急剧崩溃使包括北越、南越以及美国在内的各方人士都感到吃惊。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南越的军事失败不可避免，但其失败的速度出乎人们意料。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士都认为南越政权至少可以再坚持六个星期。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官员曾表示：“即使美国的军事援助中断，他们（南越军队）还有可供继续战斗三年所需的弹药。”马丁大使则认为南越政权会长期存在下去。
伴随着南越政权的崩溃，南越地区出现了大批难民逃亡的现象。南越难民问题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首先，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后美国插手制造的越南境内人口迁移是南越难民大量外逃的历史原因。1954年日内瓦协定第14条第4款规定，在人民军和“法兰西联邦”军队集结到各自地区的300天时限内，越南平民可自由迁徙到北方或南方。
由于吴庭艳政府专门负责难民南迁问题的部长联席会议无所作为，在西贡从事秘密军事行动和心理战的美国特别小组组长爱德华·兰斯代尔和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便出面组织和策划了煽动北越平民南迁的行动。
他们在西贡制造出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然后通过身着便衣的南越军队“心战”小组或通过其他途径将这些谣言散布到北越各地。例如，在人民军接管河内前夕，由美国训练的南越特工假借人民军的名义，危言耸听地介绍接管后实行的可怕政策。在美国军官的指导下，南越特工还利用越南人的迷信、风俗，编制预言北凶南吉的历书，在北方城镇中兜售。
除策划和煽动外，美国还直接为北越移民的南迁提供交通工具和安置资金。美国第七舰队耗资9300万美元，用舰船和飞机把31万北越难民运送到南越。1954年12月，美国又增拨2.82亿美元作为安置难民的费用。
由于美国和南越政权的煽动和“帮助”，在日内瓦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共有90多万人从北越迁移到南越。
南迁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约60万人）。50年代越南的天主教会是极端反共的，它们把共产党污蔑为反基督的恶魔。教会与美国方面及吴庭艳政权相配合，散布“圣母玛丽亚已去南方”等谣言。受教会宣传的影响，河内周围地区村庄的人在教士带领下整村整村地南迁。
南迁的人中还有许多亲法国的越南人，他们或是在法国殖民政府中工作过的官员、士兵，或是与法国联系密切的商人。这些人因担心人民军到来后自己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丢失并会遭到惩罚而南迁。
这两类人由于其信仰天主教和反共而在南迁后成为南越政权的政治基础。他们的移民特权地位在佛教徒和其他本地人占多数的南越社会中引起了憎恨，1975年南越政权的垮台使他们失去了政治依靠。由于早早就站到了反共阵营一边，他们极为担心在越共到来后遭到惩罚，因此他们选择了逃亡。由于他们早年是在美国的“友好帮助”下迁往南越的，所以在他们在南越的生存面临威胁时，他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国身上。
美国长期在越南进行的干涉和战争是造成1975年南越难民外流的直接原因。从60年代初开始，数百万越南人为躲避美军的狂轰滥炸而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及其近郊的难民营。
1966年春，美国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确认：“美军和南越政府军的空中轰炸和炮火，加上其他地面作战，是难民流入政府控制的城市和海岸地区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
随着难民的流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61年西贡的人口是30万，到1975年增加到300多万。岘港、芽庄以及顺化人口也有类似增长。涌入城市的难民了解战争的可怕并把这种恐惧情绪传播给了城市中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再次，因曾与美国有联系而害怕受到越共惩罚是南越人口逃亡的重要原因。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军队中高级军官、警察头目、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雇佣的越南特务、美国大使馆的越南雇员、美国公司雇佣的越南人、与美国有贸易联系的商人等担心留在越南会被越共处死。
50年代北越枪毙地主、1968年越共在顺化进行的镇压反共分子以及战争期间越共进行的处决亲南越政权的村长等活动，使他们在西贡即将被解放之际心惊胆战，迫不及待想逃离越南。
最后，美国和南越政府散布的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掌权后会进行大屠杀的言论加剧了南越人的外逃。为了说服国会同意向南越提供追加援助，马丁大使及其属员搜集了大量有关“共产党暴行的情报”。基辛格在国会听证会上声明“那些在南越政权行政机构、各省立法机构、警察部队以及参与了美国的各种行动的人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些国会议员更是添油加醋，参议员约翰·托尔说“至少有17万南越人如被（越共）逮捕就会被处死”。而众议员约翰·康兰则危言耸听地说，越共在其占领的村庄“一律割断信天主教的人的喉咙”。
美国官员和议员的这些说法登到了西贡报纸的显要位置。南越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所谓越共的“暴行”。例如说越共拔掉妇女们的指甲、残害地方官员等等。在西贡政权临近垮台的一个月中，各种各样关于越共“暴行”的谣言到处蔓延。这些本来是为争取民心、打击越共而进行的宣传，这时的主要作用却是使大批南越人相信，如果他们不逃跑，他们将会在共产党统治下遭受折磨。
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行政当局在此之前已利用各种场合动员国内舆论支持南越政权。行政当局试图通过接纳小批特殊的南越难民的做法煽动公众情绪。
福特政府制订了一项名为“空运幼儿行动”的计划，准备将2000多名越南战争难童接到美国由美国家庭抚养。4月4日，该计划实施（当天，载有243名越南孤儿和62名成人的一架美国运输机在西贡新山机场附近坠毁。)
对此，南越政府社会福利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与马丁大使会谈后表示：
马丁还认为，绝望的南越政府军有可能挺而走险，屠杀企图撤离的美国人和越南人。
因此，马丁反对制订撤离计划。这样，由于寄希望于国会通过向越南追加军事援助的建议，使南越政权“起死回生”，行政当局直到4月初尚未考虑撤离越南人的问题。
4月3日，西贡周围发生战斗，西贡局势开始紧张。针对南越政权面临的局势，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沃尔特·罗斯托公开表示，“要是西贡政府垮台，那将使得全世界对美国是否是一个可靠的盟国产生怀疑。美国在印支负有一种义务，要是把这个义务完全撇在一边，那就不能不产生严重后果”。
西贡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影响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而美国要想挽救南越政权，只有再次出兵；但是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国内的反战运动，使福特不想也不敢再打一场越战。因此，“救助”以前的盟友，把他们撤出南越，通过履行“人道主义”义务来代替履行军事义务，掩饰自己对盟国的失败坐视不救的行为，成为福特政府的选择。
4月初，福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讲话中表示，“我们正采取我们能采取的一切人道主义措施来救济无辜的南越难民，他们的悲惨处境引起美国人民的同情”。而行政当局对撤离多少越南人、根据什么原则挑选越南人、被撤出的越南人是否全部准许进入美国、这些人以何种身份进入美国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指示。
在4月15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有关难民和流亡者问题的听证会上，助理国务卿哈比卜表示只撤出美国公民及其眷属(3839人)和大约1.76万名当时为美国所雇佣的越南人，要求国会同意行政当局根据“临时允准人权”批准这些人入美。国会同意了对美国公民的越南籍眷属使用“临时允入”，但对是否应辙出越南雇员的眷属以及美国认为其“处境极其危险的”越南人问题未作出决定。
由于国会认为，提供多少钱也拯救不了“不愿继续战斗的军队”，到了美国彻底退出“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时候了；行政当局提出的向南越政府提供7.22亿美元追加军事援助的请求被否决。这样，福特使西贡政权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愿望彻底破灭，南越政权将迅速垮台已毫无疑问。福特政府这时才匆忙考虑从西贡撤离美国人和越南人的问题。
4月17日，福特任命原已退休的迪安·布朗为总统特使，领导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全面负责从南越撤离美国人和越南人的问题。同一天，基辛格指示美国驻越大使馆准备分阶段从越南撤出美国人，并责成态度不积极的马丁呈交一份撤出20万越南人的计划。
美国本来计划将越南人撤到越南的东南亚邻国，但由于这些国家不愿向越南人提供长期庇护，布朗决定把这些越南人直接送到美国。为了便于指挥和控制，布朗要求由军方具体执行撤离和重新安置越南人的行动。
根据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斯耐普的记录：
4月16日，福特命令“逐步减少”驻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标志着美国将加快在西贡的撤离行动。
危机的气氛使美国感到有“救助”其以前的盟友的“人道主义”义务和政治义务。《纽约时报》在其社论中声称“美国不能放弃对过去信任美国的成千上万的越南人的道义责任”。4月22日，经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意，司法部宣布临时允准15万印支人其中包括5万名“处境极其危险的”越南人入美。
当天，“跨部门特别工作组”指示美国在关岛的军政机构为接纳5万名难民做好准备。
4月23日，福特在新奥尔良发表演讲表示“就美国而言，战争已经结束”，暗示美国将完全撤离南越。当天晚上，488名美国人和3000多名越南人在新山机场乘美国飞机飞离越南。此后到29日机场因遭轰炸而关闭时止，美国运输机以每小时两架次的频率日夜飞离新山机场，共将3.5万名越南人撤到了菲律宾克拉克美国军事基地。被撤离的越南人大都没有合法的出国手续，而控制机场的越南警察和空军官员要么借机向被撤离者勒索钱财，要么睁一眼闭一眼以换取美国官员同意撤离他们家人的回报。
随着空中撤离行动的进行，越南军人纷纷拥到机场的美国审查中心，要求让其家人搭机撤离。一度有1万多人聚集在审查中心。愤怒的南越士兵开枪袭击一车车被撤离的人们，高声嚷着：“我们也要走！4月27日，新山机场遭到轰炸，正在等待登机的500名越南人被炸死。
猛烈的轰炸迫使机场在29日关闭。无可奈何之中，马丁打电话给基辛格，请求使用直升机执行撤离任务，在请示了福特后，基辛格同意了马丁的请求。华盛顿时间28日晚10点51分，西贡时间29日上午10点51分，白宫向美军驻泰国司令部及海军发出了“执行‘常来风行动’”的命令，由停泊在距西贡40英里海面上的美海军的三个直升机中队执行撤离越南人的任务。
此后至30日凌晨4时58分，直升机不停地将越南人从美国大使馆的院内、西贡市内楼顶以及新山机场运送到军舰上。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直升机撤离行动。
由于缺乏计划，大使馆这时没有需要被撤离的人的名单，没有办法通知被撤离者，没有落实被撤离者的集合地点，没有运送被撤离者的交通工具，撤离工作完全陷于混乱。即使一些越南籍雇员已集结到美国的军事设施内，大使馆也无法去接应他们。混乱的局势中，美国来不及制订选择难民的具体原则，也无法实施这些原则。负责撤离计划的美国人员或根据个人好恶帮助自己在越南的亲朋好友撤离，或以权谋私，利用撤离行动收受贿赂。
为了逃离越南，有些越南人不惜倾家荡产，花2000美元买到可以登上美国飞机的证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指责说：“在决定谁将离开（越南）谁不能离开（越南）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腐败。”
在南越政权急剧崩溃的局势中，美国设法撤出了6.5万名越南人。这些越南人大部分乘飞机或军舰到达美国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军事基地或苏比克军事基地，然后又被用飞机送到设在关岛的难民收容中心。
1975年4月，还有约6.5万名越南人自已设法逃离越南并在后来到达美国。有些人通过关系或通过贿赂登上执行撤退任务的美国飞机或船只，有些人则持枪强行登上飞机或轮船。南越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载上自己的家人、朋友或愿意出钱的人（每人收约1万美元）飞往美国在泰国的基地。
南越海军的舰艇则撤出了舰上人员的家人、朋友以及付了高额“船费”的人驶往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还有些越南人乘海船、驳船、木筏或浮木逃跑，然后在海上被轮船搭救，还有些人通过陆路经老挝、柬埔寨到达泰国。
有些人在稀里糊涂中加入了撤离行列。当南越军队的军官命令军舰驶离南越或飞机飞离南越时，船上或飞机上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不知道他们即将成为难民。
美国在关岛的难民收容中心的官员发现不少难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
到1975年5月中旬，共有13万越南人抵达美国。1975年7月，滞留在香港和泰国难民营中的6万多越南人又提出赴美要求；当年秋天，美国允准其中与美国公民或已在美国的越南难民有直系亲属关系的1万人入美。
美国接纳了许多自己本来不想接纳的越南人，而同时又遗弃了许多自己曾信誓旦旦要将其撤出的越南人。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美国撤离计划的混乱，另一方面也说明，谁去（离开越南）谁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越南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的。撤离越南难民行动标志着战后一直由美国单方面选择难民的做法开始被打破。撤退越南难民行动与美国停止对越南的直接军事干涉一样，都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和狼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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