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合作迈向深度融合

（来源：中国医药报）

转自：中国医药报

□ 张小会

近日，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于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逾1000亿元人民币，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表示，中国已成为科学创新、先进制造和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力量。

当前，我国药品监管体系加速与国际接轨，创新生态日趋完善，医疗需求持续释放，行业整体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实现根本性转变，从早期的“产品输入+本地销售”，逐步转向“深度本土化+全球协同”新范式。这一转变既重构了跨国药企在华发展的定位，也更新了中外医药产业的合作逻辑，推动双方在创新、产业、市场层面的融合走向纵深。

投资进阶：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深耕

近些年来，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转变——不再追求广撒网式的渠道覆盖，而是聚焦高价值领域，以重资产、长周期、深协同的方式扎根中国市场。这一阶段的投资布局，既是跨国药企顺应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更是其对中国医药产业生态成熟度与发展潜力的认可。

——投资量质齐升，重资产扎根成主流。

近年来，跨国药企在华投资规模总体保持增长态势，超亿美元重大投资项目接连落地。

2023年3月，阿斯利康宣布在青岛建设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并成立罕见病国际创新研究中心，累计投资约8.9亿美元；2024年3月，诺和诺德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无菌制剂扩建项目奠基仪式，总投资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3月，阿斯利康宣布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25亿美元建设其第六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同年10月该中心正式启用；2025年9月，第一三共宣布总投资约11亿元人民币的抗体偶联药物（ADC）新生产大楼在上海张江正式开工；2025年10月，赛诺菲宣布其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胰岛素原料药项目正式启动，投资达10亿欧元。上述项目普遍具有技术前沿性、本地化深度和全球协同性，标志着跨国药企从“轻资产运营”转向“重资产扎根”。

——领域向上突破，前沿技术成布局重点。

早期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多集中于仿制药和成熟品牌药的本土分装环节，近年来投资重心明显向产业链上游转移，重点布局前沿技术领域。

一是聚焦生物制剂，持续加码产能与质量体系建设。2024年，诺和诺德在天津启动40亿元无菌制剂扩建项目（含GLP-1产能提升）；2025年，该公司又宣布投资8亿元扩建质量检测实验室，为GLP-1等制剂产能提升和品质保障提供配套支撑。

二是前瞻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深化本土协同创新。近年来，强生旗下杨森制药通过与西比曼、传奇生物等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进CAR-T等细胞治疗产品的工艺开发、临床转化与商业化。

三是加速融合人工智能（AI）与数字医疗，拓展健康服务新场景。2024年，拜耳与腾讯健康合作共建女性健康数智医疗生态，探索AI、大数据在慢病管理中的应用。2025年，武田在成都设立武田中国创新中心，充分运用AI、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全面提升武田中国的数字化创新能力。同时，该中心还将积极开发数字医疗产品和解决方案，并适时推广至全球。

——模式多元创新，从独资到生态共建。

跨国药企早期在华投资多倾向全资控股模式，以保障知识产权。当前其合作形式逐步向合资合作、战略联盟、创新孵化等多元模式转型，这种“资本+技术+生态”三位一体的合作，推动跨国药企从“外部投资者”逐步转变为“创新共建者”。

一是与中国Biotech企业深度绑定。2015年，信达生物与礼来先后达成两项战略合作，自此开启长期深度合作；2024年12月，双方进一步深化在肿瘤领域的合作，就匹妥布替尼片在许可区域的商业化达成协议。2022年，科伦博泰与默沙东就7款临床前ADC药物达成近百亿美元合作，创下当时中国医药领域License-out交易额纪录。2023年，葛兰素史克（GSK）与翰森制药先后达成两项ADC管线（HS-20089、HS-20093）合作，两项交易总额最高可达32.8亿美元，GSK均获得大中华区以外全球独占许可。

二是参与中国医药创新基金。2019年，阿斯利康与中金资本宣布将联合成立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基金；2021年，该基金完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首期募资额超22亿元人民币，投资聚焦医疗健康全产业链，覆盖早期至成长期创新药研发等项目。

三是共建开放式医药创新平台。2021年5月，罗氏与高瓴创投、上海张江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罗氏中国加速器”平台建设，为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注册支持。罗氏发布的官方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近20家中国本土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成为“罗氏中国加速器”成员企业。

——顺应政策导向，主动融入产业体系。

2023年之前，多数跨国药企对参与我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以下简称集采）持谨慎态度，担忧价格下调压缩产品利润。随着医保谈判常态化推进、集采规则持续优化，其参与策略发生根本性转变。公开信息显示，辉瑞、赛诺菲、阿斯利康等跨国药企在近年多轮集采中均有多个品种成功入围。

整体来看，在华跨国药企的经营逻辑已从“保利润”转向“保市场准入+提升患者用药可及性”，并通过打造差异化产品组合实现风险对冲，即原研药依托医保谈判实现价值落地，仿制药参与集采扩大市场覆盖。

——布局理性调整，有进有退锚定核心。

当然，并非所有跨国药企均选择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据观察，近几年部分跨国药企基于战略聚焦或经营发展考量，逐步剥离在华非核心业务。2024年8月，优时比宣布将其在中国的神经系统和抗过敏成熟产品业务及珠海生产基地出售给康桥资本与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同年11月完成交易；今年1月，意大利制药企业Recordati旗下中国子公司锐康迪正式进入清算程序，标志着其将全面撤出中国市场。跨国药企在华布局的“有进有退”，体现出其对华发展策略日趋理性，摒弃盲目扩张模式，坚持长期发展导向。

总之，近年来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已突破传统“设厂卖药”的单一逻辑，迈入以创新为纽带、以本地化为根基、以全球协作为目标的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重金押注生物药制造、深度绑定中国Biotech企业开展管线合作，还是主动适配、积极参与集采，均彰显出跨国药企以更务实、更深度融入的姿态，参与中国医药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

逆势加码：

中国市场的独特价值与吸引力

近些年来，全球地缘博弈日趋复杂，医药行业投融资趋于审慎，而跨国药企对华产业投入整体上并未出现退潮之势，反而在研发、生产、商业化等多个维度逆势加码、持续深耕。这一现象背后，既是跨国药企对中国市场独特产业价值的理性判断，也缘于其对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中核心角色的重估。

——从“规模红利”转向“结构升级”。

跨国药企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已从过去看重人口基数大、用药人群广的规模优势，转向聚焦市场需求结构的深层次变革，高价值、临床急需的创新药械需求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医保体系不断完善，创新药可及性显著提升。国家医保局公开信息显示，2023—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连续3年动态调整，累计新增331种药品；2025年新增的114种药品中，50种为1类创新药，涵盖多款肿瘤靶向药、ADC药物等临床急需品种。同时，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的药品2023年平均降价61.7%、2024年平均降价63%，高值药品经医保谈判与报销后，患者月均自付费用大幅降低，既显著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也为高端创新药的临床普及提供了坚实保障。上述变化充分表明，我国医药市场已从传统的“价格敏感型”向“价值认可型”演进，只要产品具备明确的临床优势，即便定价相对较高，也能通过医保谈判、商保合作、患者援助等多元化方式实现快速放量。

——从“跟随者”变为“共建者”。

我国药品监管体系正加速与国际全面接轨。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药监局已发布71项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指导原则实施公告，覆盖药物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到生产质量控制全流程，与国际主流标准基本实现接轨。在此框架下，在中国按照ICH-GCP（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标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已具备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境外监管机构接受并用于新药注册申报的基础条件，为产品全球同步研发、同步上市打通了关键通道。

我国临床资源兼具规模优势与运营效率。根据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登记信息，2025年我国共登记药物临床试验5173项，较2020年的2602项增长98.81%，我国医药创新研发活力持续增强。清华大学与医药魔方在2025年12月联合发布的报告《全球创新药临床试验十年趋势洞察》显示，中国开展的各期临床试验患者招募周期均短于全球平均水平，招募效率普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临床试验运营效率优势凸显。

更重要的是，我国创新药企业正持续输出高质量创新资产。根据医药魔方统计数据，2020—2025年我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数量从62笔增至157笔，覆盖ADC、双抗、mRNA、AI药物发现等多个前沿赛道。例如，2021年1月，百济神州与诺华就替雷利珠单抗达成的授权合作，创下20亿美元量级交易先河；2023年12月，百利天恒全资子公司将自主研发的双抗ADC BL-B01D1授权给百时美施贵宝，交易总额最高达84亿美元，创下当时全球ADC出海授权交易纪录；2025年5月，三生制药及其附属子公司宣布就双抗产品SSGJ-707与辉瑞达成合作，其12.5亿美元的首付款刷新了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首付款最高纪录。一系列重磅交易充分证明，我国不仅是全球重要的医药消费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资产的重要来源地。

——从“政策红利”到“制度型开放”。

相较于短期补贴或税收优惠，跨国药企更看重市场规则的透明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产业发展的预期稳定性。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医药领域制度型开放，不断为外资企业打造可预期、可信赖、可操作的营商环境，极大增强了跨国药企在华长期投入的信心。

在市场准入方面，一系列开放举措接连落地。2024年9月，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在生物技术领域，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2024年11月1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正式施行，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意味着医药制造业同步实现外资准入全面放开。

在放宽准入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持续强化。2021年6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七十六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2021年7月4日，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1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办法》，为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依据。2023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下首例认定仿制药落入原研药专利保护范围的行政裁决，国家药监局依法暂停该仿制药上市审批，以实际案例彰显了保护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的态度。

此外，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12月28日，海南博鳌乐城累计引进国内未上市特许药械530种，累计推动21款国际创新药械加速在国内上市。截至2025年12月10日，粤港澳大湾区“港澳药械通”已累计引进约140种港澳已上市的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指定医疗机构使用。这些药械引进数量和转化成果，是中国医药对外开放从“政策友好”走向“实效落地”的最有力证明。

——从“区域市场”升维为“战略支点”。

新冠疫情后，跨国药企普遍推行“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例如，赛诺菲北京胰岛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不仅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还向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出口；默沙东杭州工厂已成为其全球 HPV疫苗的主要供应源之一，为全球市场提供稳定产能。

此外，我国拥有庞大的基层医疗体系和数字化基建优势，为跨国药企测试AI辅助诊疗、远程患者管理等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理想场景。例如，诺华与腾讯联合开发的“护心小爱”心衰数字化管理平台，已在我国多地开展试点应用。目前，诺华已将该平台的数字化健康管理经验纳入其全球数字健康解决方案体系，正向全球合作伙伴推广。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产业积淀，我国已培养出覆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注册申报到生产商业化的全链条专业人才队伍，为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发展路径：

三方合力推动深度融合发展

我国医药市场凭借快速迭代的临床需求、日益成熟的创新生态、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以及无可替代的全球战略价值，推动跨国药企在华发展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展望未来，跨国药企只有深度融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新生态，才能在中国市场赢得长期竞争优势，并借力中国市场的独有优势，在激烈的全球医药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这一转型进程，需要政策引导、企业调整、产业协同。

政策层面，需着力构建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夯实国际合作发展基础。一是深化药品监管国际互信机制，在ICH框架基础上，探索与美国FDA、欧洲EMA等国际监管机构的审评协作，重点在AI辅助诊断、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开展审评结果互认试点，降低企业全球研发成本；二是扩大开放试点示范效应，将海南博鳌乐城、粤港澳大湾区在药械准入、跨境研发、数据流动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复制推广至长三角、成渝等产业集聚区域，如允许这些地区设立国际医药创新合作示范区，允许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统一伦理审查等；三是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完善药品专利链接、数据保护等配套制度，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跨国药企层面，需摒弃“全球复制”思维，践行“本地共创”新策略。一是将中国从“区域市场”升级为“全球战略支点”，赋予中国本土团队更大决策权，以便快速响应中国临床需求变化与政策调整；二是加大在华研发投入力度，深度参与靶点发现、药物设计、临床开发、注册申报等创新全流程，而非仅设立区域性研发中心；三是拥抱数字化转型与真实世界证据研究，依托中国完善的医疗数据体系开展高质量研究，为产品临床价值验证、医保准入及全球注册提供科学支撑；四是深化“在中国、为全球”布局理念，将中国纳入全球创新网络与供应链核心环节，依托中国的产业配套、产能与人才优势，打造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和新兴市场辐射中心。

产业合作层面，需打破单向交易壁垒，构建中外医药生态共建新格局。一是推动“双向授权”合作提质升级，在支持中国Biotech企业向跨国药企输出早期创新资产的同时，鼓励跨国药企向中国合作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管线，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加强创新载体搭建，如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孵化器，加速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三是协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依托中国药企在新兴市场的渠道、成本等优势，结合跨国药企的品牌、合规与全球商业化能力，开展联合出海；四是促进人才与知识双向流动，支持跨国药企与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国际规则、临床实践、商业理念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行稳致远：

医药合作开启互惠共赢新征程

跨国药企在华投资合作历经多个发展阶段：2016年以前，以设立代表处、组建合资企业、开展分装生产与代理销售为主，处于渠道扩张阶段；2017—2022年，开始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重点推进化学药与疫苗的本地化生产；2023—2025年，转向重资产布局前沿领域、开展多元化合作、主动融入政策体系、理性优化业务布局，进入创新融合发展期；步入2026年，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将全面迈入“深度本土化 + 全球协同”的突破发展新阶段。

跨国药企在华的转型发展，本质上是一场“再本土化”——不再满足于将全球产品引入中国市场，而是将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成果与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这一过程，既需要我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也要求跨国药企真正理解中国市场的独特发展逻辑，更离不开中外企业的相互信任与深度协作。

当前，中国正从全球医药价值链的“制造节点”向“创新支点”跃升。跨国药企唯有积极融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大势，才能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借助中国机遇重塑全球竞争力；而中国医药产业也将在与跨国药企的深度互动中，加速集聚创新资源、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国际竞争力，迈向高质量、国际化、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中外医药产业以创新为纽带、以价值为核心的深度融合，必将绘就产业协同发展、互惠共赢的全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