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冬,江南沿河的漕船一艘艘排开,船帮上却是愁声居多。粮还在船上,银子却早被层层盘剥得七零八落。就在大运河沿线还在为淤塞、盗匪、漕折发愁的时候,东海口外,另一条路其实已经悄悄打开。有人把目光投向海面,盯住的是更直、更快、损耗更小的一条航线。

有意思的是,这个提议者并不是出身军伍的将领,而是崇明岛上做海运起家的巨商之子。他既懂账本,也熟海风,更明白一个王朝靠什么才能撑住辽东前线、守住中原局势。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史书中被归入“明代海运三杰”的沈廷扬。

在明末海上抗清的叙事里,人们往往只记得“国姓爷”郑成功,记得厦门、台湾那一片海。其实在更靠北一点的长江口、舟山洋面,也曾有人以商船为根基,想把海运变成国家命脉,甚至变成抗清的利器。若把视野拉长,会发现他的功绩,对中国海疆的意义,远不逊色于郑氏家族,只是结局更为苍凉。

有遗憾,也有锋芒。这一段人与海的故事,起点在崇明。

一、从崇明沙船到“百万家财”

沿着长江一路东下,在江水入海的交界处,崇明岛安静地躺在那里。明代时,它只是松江府下属的一个县,却因为扼守江海要冲而显得分外不同。宋元之际,朱清开辟海运漕粮路线,往来南北的船只,一进海门,几乎绕不开崇明。

到了元末,崇明人已经摸清了南北海路的门道。顺风顺流,沙船一旦出太仓港,绕过崇明,经东海、黑水洋,到成山角,再穿莱州湾到直沽,全程靠风向与洋流,很少逆水死撑。省力、省时,更省钱。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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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前期,因为海禁,崇明民间海运一度被压着。可一旦隆庆年间开关,压抑许久的能量很快爆发。沙船这种适合北洋浅滩与暗礁的船型,在这时迎来了黄金期。船体吃水浅,搁到沙滩还能挣扎着走一段路,这就比许多深吃水的福船灵活得多。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沈家起势。崇明的《沈氏宗谱》记载,沈廷扬之父沈鄘,凭借几十上百条沙船,在江南、北方港口之间来回跑货。时间一长,商路稳定下来,沈家财力便突飞猛进。等到万历末年,沈家已是“百万家财,沙船数百,田地数千顷”,成为东南一带著名的海商大族。

这一点很关键。沈廷扬出生于1594年,少年时期看到的,不是一般农家小院,而是船队在港口排成长龙,账房内日夜点算货物、银两。他熟悉风向,更熟悉一个庞大运输网络的运行逻辑。后来的奏章和行动,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从自家沙船队里磨出来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传奇、小说后来虚构出所谓“沙船帮”,把沈家写成江湖帮会的盟主。小说好看,却不能当史实。可以肯定的是,沈家确实掌握了庞大的海运力量,只不过这一力量,本质上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商队。直到形势骤变,它才慢慢被拉进大明王朝的生死局里。

二、运河利益与海路新声

明代南方粮食源源不断北运,支撑着北京和北方诸省的基本运转。这套机制,在制度上被称为漕运。洪武年间,朝廷沿用了元代“海运、河运并行”的做法,海上的粮船与运河里的漕舟互为补充。但永乐迁都北京后,到了永乐末、仁宣之后,情况发生变化。

永乐二十三年(1425年)后,随着海运屡屡发生风涛损失、管理矛盾,又加上对海禁的重视,明廷逐渐偏向完全依赖运河。到了宣德、正统之间,海运漕粮被彻底废止。此后两百多年,北粮主要依托大运河,从江南沿水路一路进通州,再转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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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围绕这条河道,生出了庞大的利益链。漕运总督、巡按、操江御史,各级漕运官员围着漕粮打转。两岸城镇因此繁荣,数以万计的纤夫、船户、码头脚夫吃这口饭。更隐蔽的,是各种层层盘剥、短折克扣。明代中后期,关于漕粮“十不存一”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这种背景下,再提“恢复海运”,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利益。运河体系一旦松动,许多人的饭碗就要破。很多官员嘴上说的是“海路危险、成本难料”,心里盘算的却是“既得利益不能被撬动”。

进入崇祯年间,情势开始有些松动。崇祯八年(1635年)后,运河沿线盗匪增多,河道淤塞严重,漕船行进困难,误期情况频繁。为了保住北方粮源,不得不有人出来提出替代方案。就在此时,出身崇明海商之家、已在朝任中书舍人的沈廷扬,站了出来。

他看得很清楚。继续死守运河,损耗惊人;一旦利用海运,走成山角、莱州湾那条老路,速度快,还少中途截留。对于国库拮据的明朝来说,这意味着活下去的可能性要大不少。

崇祯十二年十月(1639年),沈廷扬正式上奏,提出海运漕粮方案。短短数月,他接连五次上疏,从路线、安全、成本等方面论证海运可行性。不得不说,态度非常坚决。有人记录他当时的意思,大致是:既然朝廷疑虑重重,那就自己先做一回试验。

三、“破家通海运”的试航与辽东援助

沈廷扬的奏疏,很快撞上了旧体系的反弹。户部一干官员大多不熟水道,自然倾向否决。“言不可行”“三复议”,从档案记载看,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登莱巡抚徐人龙等人,又以成山海面风浪险恶为由,请求取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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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沈廷扬提了个有点“倔”的办法:不动国家一文钱,由自己出资买船、出粮,亲自押运,走完一趟给天下看。他相当清楚,嘴上争论没意义,只有拿出结果,才能逼迫朝廷正视。

崇祯十三年四月初二(1640年5月中旬),沈廷扬组织的20艘货船,从淮河入海口出发。船上装有粮食约千石,全程走海路北上。到初十五左右,船队顺利抵达天津,里程约三千四百里。时间短,粮损小,这一趟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示范。

试想一下,在习惯了运河那套流程的官员眼中,这趟航行多少有点刺眼。证明海运可行,就等于把运河沿线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放到风口浪尖。结果也不难想象:方案虽有成效,却仍被压着不让推广。海运之门被撬开了一条缝,很快又被一众反对声给挤了回去。

真正让朝廷不得不再度正视海运的,是战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围困锦州,陆路援军屡战屡挫。松山、杏山一线,明军粮草本就不足,陆上运送又被截断,辽东防线岌岌可危。就在这时候,沈廷扬被派上了前线舞台。

他再一次提出以海路运粮,从东南沿海直取辽东港口城市,绕开陆路。更关键的是,这一次他仍旧大量自筹粮饷,以商人出身的方式顶上财政空缺。海运船队最终成功抵达前线,对锦州守军起到了一定补给作用。崇祯帝因此给予极高评价,有一句评价被史家反复引用:“居官皆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

这句话虽然有感情在里面,却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明朝已经普遍缺钱。松锦之战之所以以惨败收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库空虚到撑不住消耗,只能逼着前线孤注一掷。运河沿线那些年复一年的损耗与贪腐,到了崇祯晚期,终于变成了致命伤。

从这个角度看,沈廷扬的海运方案,若能在十数年前就推行开来,明朝的财政状况很可能会好一些,松锦之战也许不会如此仓促。可惜历史没有如果。锦州、松山、杏山相继失守后,辽西防线崩溃,明朝的命运已经滑向另一条轨道。

海运试航的成功,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件事:技术上完全可行,但在制度与利益面前,理性的选择往往被挤到角落。这一点,在接下来南明的故事里,还会再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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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朝风雨与崇明转折

1644年,形势急转直下。二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四月大顺军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与此同时,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局势瞬间乱成一团。沈廷扬因为在朝“触怒权贵”,前一年已被贬回崇明。这时,他手边只剩下熟悉的海面和商人出身的家底。

北京的消息南下后,南京迅速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江南官绅多有观望,也有人积极参加,沈廷扬便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投降,反而意味着一条新的海路抗清之路有可能展开。

弘光元年(1645年)初,他上疏提出海路北伐策:在长江口与沿海一带编练两万水军,以商船改装为战船,远则北上山东、直隶沿海登陆,扰动清军后方,近则凭借水师守住长江天险。不得不承认,这套设想延续了他在明朝时的思路,也是对徐光启等人“重视海防”观念的一种实践。

然而,南京城内另一幕却是党争、内斗。内廷与东林余绪互相攻讦,对加强军备缺乏耐心,一些大臣甚至提出“联虏平寇”的危险主张,希望利用清军对付流寇,再与之周旋。这种短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致命的。

该年五月,清军南下,沿江守备本就松散,再加上李成栋等人的倒戈,江防形同虚设。长江天险,在内外勾连面前,很快被冲开。南京失守,弘光政权土崩瓦解。沈廷扬不得不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在海面上。

他收拢了千余溃军,利用家族残存的海船,从长江口退至崇明,试图凭借岛屿和船队做最后一搏。之后又散尽家财募兵,并拥立周王系的朱朝瑛为监国,继续打出“南明”旗号,延续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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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崇明岛成了一个短暂的抗清据点。但李成栋率清军步步紧逼,岛上兵力有限,守备力量又不足。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崇明失陷,沈廷扬率船队转往舟山,与当地明军力量汇合。从崇明到舟山,路线看似不远,实际却意味着从长江口退向更外侧的海疆,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孤臣”。

五、孤悬舟山与军屯试验

进入舟山群岛后,形势并不乐观。弘光朝覆灭太快,很多将士对南明的未来信心不足。舟山驻军本就杂牌云集,有的看风向,有的心存退路。军纪松弛、人心浮动,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节点,沈廷扬拿出了一套颇为务实的办法——《履亩劝输法》。简单说,就是把土地与军队绑在一起,按照一定亩数分给军士耕种,实行类似军屯的制度。一方面,让士兵有赖以生存的田地,减少逃亡;另一方面,通过屯田自给,减轻外界封锁带来的压力。

舟山位置特殊。清军控制了宁波、绍兴等沿海重镇后,对海上封锁不断加紧。若完全依赖外来粮食,岛上军民迟早撑不住。军屯一行,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却确实让舟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自给能力,在封锁中仍有余力维持抵抗。

有意思的是,当时聚集在舟山的,并非沈廷扬一人。张明振、张煌言等一批抗清人士,都在这一带来回转战。可以说,舟山在顺治初年,是南明海上抗清势力的重要集结点之一。只是这些力量终究缺乏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各自为战的情况较多。

在这种背景下,海面既是屏障,也是束缚。屏障之处,在于清军水师尚不算强,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拔除这些岛屿据点;束缚之处,则在于一旦船只损耗过大,海上机动能力下降,便很容易被孤立在某个角落,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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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1647年)的那场出击,正是在这种微妙局势下发动的。

六、鹿苑风波与“身不可降”的抉择

顺治四年,局势出现了一线反攻机会。清军苏松提督吴胜兆起兵反正,意图联络舟山明军,南北呼应,谋取南京。对舟山的抗清力量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只要海上兵力能与内地起事者配合成功,江南局势未必毫无转机。

这一年四月,沈廷扬、张明振、张煌言率约六百水师,自舟山启航,渡海北上,目的地是长江下游的鹿苑一带(今江苏张家港附近)。这次行动,赌性很重。兵力不算多,却把舟山上最精锐的一部分水军抽了出来,意在打一个迅速、锐利的配合战。

然而,天候不站在他们这一边。船队行近江岸时遭遇台风,巨浪拍打船舷,有的战船被狂风直接推上浅滩,有的则在风浪中解体。沙船擅长在浅滩硬撑,却敌不过真正的风暴。很短的时间里,这支队伍赖以机动的主力战船几乎全部损毁。

张明振、张煌言等少数人从残破的船只间辗转脱身,重新逃回海上。沈廷扬却做了另一个选择。据记载,他看着满目狼藉的残船和惊魂未定的兵士,长叹一句:“风波如此,其天意邪。”这句话里有无奈,也有某种对局势的清醒判断。

当时有人劝他趁乱潜逃,他没有答应。他很清楚,失去船队后,自己已经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被俘是迟早的事。他所能做的,只剩下决定如何结束这一段人生。最终,沈廷扬和手下六百余人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清军承诺“剃头不杀”。对很多刚刚被捕的军士来说,这样的条件很有诱惑力。只要留命,换个发式,似乎还有一线生路。但这一队从崇明、舟山一路走来的兵士,多是在沈廷扬身边打了多年仗,对他的性格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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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可断,身不可降。”这层意思,沈廷扬摆得很明白。他拒绝剃发,手下多半也不肯屈服。结果是六百多名抗清将士被坑杀,集体埋葬。沈廷扬则被押解至南京,交由当时已归清的洪承畴审问。

洪承畴此时位高权重,劝降手段娴熟。他设宴、劝说,大意无非是“明气数已尽,何苦做无谓牺牲”。对于出身商人、又在明廷为官多年的沈廷扬而言,这或许不算太难听的话。但在这个节点,他已无意改变立场。

顺治四年六月二日(1647年7月2日),沈廷扬被押往苏州处决。他特意身着儒生服饰,正冠束带,临刑前向南方三拜。有人在场记录下了这一幕:他不出长篇大论,只以实际动作表明自己仍视故国为“南面之主”。随后伏法,被斩首示众。

这段结局,在清代民间很快被整理成诗歌传唱。其大意讲他“破家通海运”“破家募死士”,又写舟山、鹿苑的失利与六百义士同归于尽。有偏重宣扬的成分,却也没有脱离史实框架。

七、海运眼光与海疆格局

回过头看沈廷扬的一生,有两个关键词始终绕不开:海运与抗清。两者在他身上并不是孤立的。前者是手段,是他用来解决国家财政和军需问题的工具;后者则是在王朝更迭的大势中,他选择站队的结果。

在崇祯年间,他从一个商人之子转变为朝廷官员,敢在整个运河利益集团面前提出恢复海运,甚至愿意以“破家”来做试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僚群体里并不多见。有人说他是“异数”,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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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后拉一些,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清代入关后,从康熙收复台湾到雍正、乾隆加强东南沿海防务,海防观念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视野。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海军的建立,海权更被视为国力的重要标志。站在这样的长时段里去看,明末像沈廷扬、郑芝龙、郑成功这一批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最早意识到“海上通路”重要性的角色。

郑氏家族相比,沈廷扬的名气确实小得多。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抗清二十余年,事迹被广泛书写;郑芝龙在福建控制商贸、兼营武力,其身影遍布各种史料。沈廷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长江口、东海一带,时间也更短。他死得早,缺少一段可以长期经营的“根据地”。

但若只看对海运、海疆的实际贡献,两者并不存在简单的高下之分。郑氏多以海商武装转化为半割据政权,偏重沿海外向与对手贸易;沈廷扬则努力把海运纳入中央财政体系,试图让国家用更低的成本维持辽东战线和南明防务。从这个角度说,他所设想的,是一种“海运国家化”的路径。

不得不说,他生错了时间。崇祯朝已经病入膏肓,运河上的贪腐链条深扎两百余年,靠一两道奏章难以撼动。南明更是内斗严重,战略上摇摆不定,对海军建设和海上抗清缺乏统一规划。沈廷扬个人的远见,既没有遇到坚决支持他的君主,也没有遇到一支足够稳固的政治团队。

后世有人用一首诗概括他的一生,句中提到“中原多故艰饷餫,臣请破家通海运”,又说“天崩地裂九庙圯,臣请破家募死士”。这些措辞固然带着颂扬意味,却点出了两个事实:他确实两度以家产换国事,一次押在海运试航,一次押在海上抗清。

如果只从结果看,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王朝的宿命。明朝灭亡,南明零落,清朝在顺治、康熙年间逐步稳固天下版图。这是一条早已写定的大势。可在具体的历史横截面上,仍能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借助崇明沙船的传统,把海运、海防的视角提前带入了国家层面。

东海风浪多年不息。长江口外的航路,从太仓、崇明到黑水洋、成山角,后来依旧有船只往来。只不过那些船队上,再也看不到那位曾经“破家通海运”的中书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