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这慷慨激昂的歌声一响起,就仿佛让人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这就是延安颂》。这首歌跨越历史长河,一直从抗日战争时期飘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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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这样振奋人心歌词的,正是女作家莫耶。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也经历过爱情与信仰的抉择,甚至还牵扯到了国军将领沈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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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福建安溪溪榜村,一座名为“逸楼”的闽南洋楼里,陈家迎来了小女儿陈淑媛,也就是后来的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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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洋楼在当时可十分气派,莫耶的父亲陈铮更是个传奇人物,晚清时教过私塾,后来投笔从戎成了民军将领,还当过安溪县长,连著名侨领陈嘉庚回国都要特意来陈家小住。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莫耶从小就比别家女孩多了些机会。当邻村姑娘还在学针线活时,她已经跟着先生读四书五经,10岁就能和大哥赛着作诗,“溪榜才女”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里。

1932年,莫耶小学毕业,跟着父亲搬到了鼓浪屿,进入当地有名的慈勤女中读书。这也让她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女中里几位有进步思想的老师,更在她心里种下了启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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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勤女中的日子,莫耶像块海绵似的吸收着知识。中外文艺书籍摆满了她的书桌,那些靠笔杆子立足的女作家成了她的“偶像”,她也开始试着写短文、诗歌投给当地报纸。没想到稿子很快就登了出来,这让她越发痴迷于文字的力量。

教国文的陈海天老师看出了她的天赋,拉着她和几个同学办了份叫《火星》的旬刊,专门刊登呼吁爱国救亡的文章。

可这份热血在父亲的眼里,却是“祸根”,生怕给家里招了灾,随后莫耶就被父亲关了禁闭。16岁这年,她下定决心与父亲决裂,深夜里,母亲偷偷塞给她18块银元,含泪把她送出了家门。

刚到上海的日子并不好过,她拿着中学文凭在弄堂里辗转,最后总算在《女子月刊》杂志社找到了份校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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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上海,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一边是特务密布的暗流涌动,进步刊物更是时刻被国民党特务盯着,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横祸。

就在莫耶慢慢适应编辑工作,偶尔以“白冰”为笔名发表文章时,一个叫“陈沧”的年轻记者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小伙子穿着笔挺的西装,说话温文尔雅,一见面就说早就读过她的文章,想讨教文学问题。

年纪相仿又同爱文学,两人很快熟络起来。陈沧经常约她去看话剧、逛书店,聊起诗词歌赋总有说不完的话,莫耶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懂自己的人,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不知道,这个温文尔雅的“记者”,其实是军统特务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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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姐夫军统元老余乐醒的关系,加上脑子活络、做事果断,沈醉深得戴笠器重,当时已是军统的小头目。他接近《女子月刊》本是为了监视进步文人,却没料到自己会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动了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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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沈醉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从三楼摔下,左眼球差点被竹竿挑瞎。他不敢说实话,只谎称是装天线时跌伤的。莫耶一听就急了,天天跑到医院照顾他,喂饭、擦身、读报纸,半点嫌弃都没有。

看着眼前真心待自己的姑娘,沈醉心里又感动又矛盾,他知道身份早晚要暴露,可实在舍不得这份感情。

伤好后,他不顾母亲反对,执意和莫耶同居了,沈醉的母亲虽早年参加过南社,思想却十分封建,觉得莫耶“太张扬”,甚至还放话说:“娶她我就不进你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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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莫耶本以为日子能安稳下来,可矛盾很快就来了:沈醉想让她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做个安分的家庭主妇。

这让莫耶怎么能接受?她好不容易逃离封建家庭,就是为了靠笔杆子自立,哪能再被家庭捆住手脚?两人吵了无数次,最后还是沈醉退了步,找朋友帮忙照顾孩子,让她继续回杂志社工作。

可麻烦接踵而至,戴笠得知沈醉竟然和进步青年来往,专门找他谈话,说莫耶“思想左倾,政治不可靠”,坚决反对他们结婚。上司的警告、母亲的不满,让沈醉的压力越来越大,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淡了。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上海很快乱作一团,街上满是逃难的人群,进步青年们都在讨论着要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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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耶心里早就向往延安,她拉着“陈沧”,想让他跟自己一起走。可沈醉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在她的反复追问下,才终于坦白了自己的军统身份(没有说明真实姓名)。

真相像一道惊雷劈在莫耶头上。她怎么也想不到,爱了这么久的人,竟然一直瞒着自己这么大的秘密。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两人的政治信仰根本对立。

那天夜里,出租屋里的争吵声直到天亮都没停,谁也没能说服谁。莫耶知道,他们之间彻底完了。她把孩子托付给沈醉的朋友,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这年10月,莫耶终于抵达延安。看着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听着四处响起的抗战歌声,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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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很多爱国青年都改了名字,立志重新开始。莫耶想起里的“莫邪宝剑”,取“如宝剑般锋利坚定,为革命献身”之意,正式改名“莫耶”。

不久后,她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创作才华终于有了施展的天地。

1938年的一个黄昏,莫耶在延河边散步。夕阳照着山头的宝塔,晚风拂过田野,远处传来战士们的歌声。那一刻,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涌上心头,她掏出纸笔,一边走一边写,很快就完成了《延安颂》的歌词。

音乐系的同学郑律成看到歌词后深受感动,当即谱了曲。没想到这首歌很快在延安传唱开来,后来更是传遍了全国,成了鼓舞无数青年投身抗战的精神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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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日子里,莫耶不光创作了许多作品,还遇到了相伴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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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她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在贺龙元帅创办的《战斗报》当编辑。报社的编辑科长方唯若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为人正直,工作认真,特别欣赏莫耶的才华。两人在工作中互相扶持,慢慢产生了感情。

1948年冬季,他们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可问题来了:方唯若是根正苗红的老革命,还是李克农的堂外甥,而莫耶出身复杂,还有过和“不明身份人员”的恋爱史,组织上没人敢批。

最后还是贺龙将军拍了板:“莫耶的情况我知道,她是个好同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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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两人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建国后,莫耶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官至正厅级。方唯若则在兰州军区任职,后来享受副军级待遇。夫妻俩相互扶持,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可莫耶不知道,远在南方的沈醉始终没忘记她。沈醉后来在军统步步高升,28岁就当上了少将,成了“军统三剑客”之一,但心里总有个角落留给那个上海的姑娘。

1949年后,沈醉被俘,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5年,莫耶在“四清”运动中遭遇错误批判,有人翻出她早年的恋爱史,怀疑她与军统有联系,专门找沈醉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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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这时候才知道,当年的那个女孩已经改名叫“莫耶”了,但他心里清楚,只要承认两人的关系,莫耶肯定会受牵连。思来想去,他一口否认了这段过往。

不过莫耶的人生中其实也遇到了不少坎坷,还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哪怕经历了种种,莫耶也没有放弃写作。

晚年的她,还拖着病体,夜以继日地整理革命史料,把战地经历、延安生活都写进作品里。1984年后,她心脏病多次发作住院,却依然写出了《生命的拼搏》等作品,还整理出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写下自传体小说《信念》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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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7日,莫耶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68岁。临终前,她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对子女说:“我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没什么遗憾的。”

她到死都不知道,当年的“陈沧”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沈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