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第一天,中方下达禁令,40家日本实体被拉黑,还反将高市一军。那么,中方为何在此时对日本相关实体升级出口管制?这一措施又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时将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在内的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公告明确指出,对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禁止出口经营者向其出口两用物项,境外组织和个人也不得向其转移或提供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对于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通过登记方式取得出口凭证。如申请单项许可,须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书面承诺,确保相关物项不被用于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
同一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措施目的在于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发言人强调,相关措施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且仅限于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守法合规的日本企业无需担忧。
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涉及的企业具有明显的军工或军民两用背景。被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中,包括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企业,这类企业直接承接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航空发动机、军用装备制造等项目,军事属性较为明确。还有部分机构承担军事科研和人才培养任务,具备直接服务防务体系的功能,因此,被纳入最严格的禁止范围。
关注名单中的企业则多处于军民交叉领域,以斯巴鲁株式会社为例,其航空业务与军用部件存在关联。TDK株式会社生产的磁性材料,可应用于雷达和导弹系统。住友重机械工业、日东电工、日油株式会社、ENEOS、日野汽车等企业,在材料、能源、车辆底盘、化学品等领域具有双重用途可能。
从时间节点看,此次升级并非孤立行为。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提出所谓“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方强烈不满。此后,中日关系出现明显波动。进入2026年2月,高市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优势后,未对相关立场作出调整,反而在施政报告中扩大对华批评,并提出重审“无核三原则”、推动自卫队入宪等议题,这些动向可以说是不退反进。
与此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指出,日本如以任何借口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湾问题,将构成对华侵略,中方必将迎头痛击。这一表态强调日本应恪守战后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可以看出,中方在外交和经贸两个层面同步发声,立场明确。
那么,中方新一轮反制,会对日本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层面上,被列入管控名单的企业,短期内面临供应链调整压力。部分高端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较高,若替代来源有限,成本可能上升。关注名单企业则需要提交额外材料,审查周期延长,订单节奏受到影响,企业层面将重新评估风险。
而在政治层面上,这一举措对高市内阁形成直接压力。近日,高市在发表施政演说谈及中国时,声称致力于与中国推动“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互惠关系”,并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23日在回应时反将一军,要求日方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
总体来看,此次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纳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是一次法律框架内的政策操作。对高市政府而言,这是她连任后面对的首个严峻外部挑战。如何在安全议题与经贸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将影响其执政稳定度。
对中日关系来说,关键仍在政治基础,如果双方能够回到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框架内,强化沟通、增进互信,相关摩擦具备可控空间;反之,如果高市政府的政策言行持续偏离既有承诺,那么经贸层面的工具仍将被动用,并可能成为常态化的调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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