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英国对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了解，是与英国皇家学会同在华耶稣会士的联系密切相关的，其中又有三位皇家学会的秘书长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斯隆(H. Slone)、莫蒂默(C. Mottimer)和伯奇(T. Birch)。斯隆在英国皇家学会服务长达51年(1690—1741)，其间担任秘书长9年。1727年，牛顿去世之后，斯隆接任了皇家学会主席之职。斯隆在皇家学会服务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书籍，与各国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士频频沟通，为推动英国皇家学会在18世纪的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位于伦敦的皇家学会会所
莫蒂默曾是斯隆的助手，从1730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长一职，并且负责皇家学会的会刊《哲学汇刊》的编辑工作，直到1751年把这项工作转交给理事会特设的一个委员会。从18世纪30年代起，他就与在华耶稣会士以书信的形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46年2月，莫蒂默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科学家写信，寄去了《哲学汇刊》，并希望北京的耶稣会士能够与英国皇家学会保持通信联系。1748年11月9日，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给他回了信，把皇家学会交给耶稣会士进行天文观测的任务看作一种极高的荣誉。1749年，另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刘松龄收到莫蒂默寄去的《哲学汇刊》后，不仅在1750年9月18日给莫蒂默写了回信，还送去了中国出版的《中文对数表》，以及根据牛顿原理编写的《日躔月离表》，并且告诉莫蒂默，中国的乾隆皇帝已任命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傅作霖测绘中国西北地区地图，还答应在此图绘成后会赠送一个副本给英国皇家学会。此外，刘松龄还提出由于他在北京南堂所设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不够精确，希望英国皇家学会赠送给他一台英国制造的测微计。
1751年，伯奇接替莫蒂默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长。伯奇是斯隆的朋友，又是大英博物馆最初的理事之一。他上任后同样和在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继续落实莫蒂默对他们所做的一些承诺，向他们赠送《哲学汇刊》，为他们寻求带有测微计的天文望远镜等。可以这样讲，在18世纪里，这几位皇家学会秘书长在沟通与保持同在华耶稣会士的关系方面，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由于这几位皇家学会秘书长的努力，在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文章在《哲学汇刊》上得以发表。据统计，在1666年间，大约有34篇关于中国自然科学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大都是天文学方面的报告。戴世贤、刘松龄、徐茂盛、宋君荣、鲍友管等在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天文观察报告，经过整理之后，常常发表于《哲学汇刊》。这不仅为绘制地图、确定经度、计算日月食和木卫的轨道等提供了较为精确的数字，也使欧洲科学界对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日环食
日偏食
月全食
伽利略卫星，从左至右，与木星距离由近至远为：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
为了进一步发挥在华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英文化交往方面的作用，英国皇家学会还特地致函宋君荣、刘松龄和汤执中三人，诚邀他们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宋君荣对中国的天文学史做过大量的研究，在法国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关于黄赤交角的研究；刘松龄也是一位勤奋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他在中国所做的许多天文观测，大都于18世纪60年代发表在英国的《哲学汇刊》和欧洲的其他科学杂志上，对欧洲的天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汤执中则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植物考察，并把许多中国植物的样本和种子寄给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进行分析研究，这对推动欧洲植物学的研究有着很大的作用。
英国皇家学会聘请这三位有成就的在华耶稣会士担任学会的外籍会员，不能仅仅看成是对他们科研成果的接受和赞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8世纪中国的自然科学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德理格
除了这些耶稣会士以外，还有一些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亲自来到中国进行植物考察、气象观察等方面的工作。其中较有影响的两位是坎宁安(J. Cunningham)和霍奇森(Hodgson)。坎宁安曾作为英国船队的医生来到中国的舟山，在此生活与工作多年。
其间，他对中国舟山地区的植物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收集了许多植物的种子和样本，并就此写成了报告寄送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秘书长斯隆，后来这些报告相继刊载于《哲学汇刊》。霍奇森是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派，于18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的广州，从事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和在北京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鲍友管都曾与霍奇森有通信联系，并给他寄去了一些有价值的天文观察记录，要求霍奇森定期给他们寄去《哲学汇刊》和一些新出版的天文学成果。
由此可见，这些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促进18世纪中英自然科学的交往方面起到直接的沟通作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