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为14.08亿人，已连续第三年呈现负向变动；全年死亡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折算下来，平均每天有超过3.2万人告别这个世界；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3.12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22.2%，相当于每4.5个人中就有一位银发长者；据权威模型推演，2060年前后年度离世人数或将逼近2000万，而到本世纪末，累计逝者规模预计达12.3亿人次。
这些并非虚构的预警数字，而是正在城市街巷、乡村院落、医院病房与家庭客厅里真实上演的日常图景，更清晰勾勒出中国即将直面的一轮史无前例的高龄化离世浪潮。
为何近两三年，亲友故交、邻里师长的讣告频率明显加快？
是时代节奏失衡，还是深层结构性转变悄然落地？
围绕这一普遍性困惑，我们深入一线走访、梳理公开档案，并联合公共卫生学者、临床医学专家及社会政策研究者，系统还原这场生命终局集中到来的底层逻辑。
婴儿潮的晚年伏笔
北京通州某老旧小区的张阿姨，现年68岁，过去24个月内接连出席了三位老邻居的告别仪式——他们均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与她同龄，亦同属一个生活圈层。
“早些年清晨六点，楼下全是练太极、打门球、闲话家常的熟面孔；现在绕着小区走一圈，能叫出名字的老伙伴，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张阿姨回忆，去年寒冬时节，老邻居李大爷突发急性心肌梗死，送医途中不幸离世。此前他每日坚持晨练、饮食清淡、血压稳定，连社区医生都说“身体底子比许多年轻人还扎实”，谁也没料到生命会戛然而止。
张阿姨所经历的群体性告别，并非孤立个案。从长三角城镇社区到西南山区村落，越来越多家庭反馈相似体感：亲人离世频次上升、同龄人骤减明显、老年社交圈层加速收缩。而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因，必须回溯至半个多世纪前的人口出生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出现三次显著的出生高峰，这三轮人口增量不仅驱动了工业化进程与城市扩张，更在时间维度上埋下了今日高龄化离世集中的结构性伏笔。
首波高峰发生于1949至1958年，十年间新生人口达2.06亿；第二波高峰横跨1962至1975年，合计出生3.64亿人，其中1963年单年出生人数高达2958万，创下历史峰值；第三波高峰延续至1994年，1981—1994年间新增人口约3.1亿。
这批人群曾是“三线建设”的骨干技工、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贸业务员、房地产崛起期的建筑工人、互联网萌芽阶段的技术先锋——他们用体力、智力与青春，共同构筑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实体根基。
目前，第一波婴儿潮群体已全部迈入60岁门槛；第二波主力自2022年起批量进入法定退休年龄，并正加速步入80+高危生命周期；预计2040年前后，该群体将大规模聚集于85岁以上超高龄区间，死亡风险呈指数级跃升。
正如张阿姨送别的几位老友，绝大多数隶属第二波出生高峰。他们曾在同一片厂区挥洒汗水，在同一所夜校苦读文凭，在同一座城市安家立业，如今也正以相近的生命节律，陆续抵达人生终点站。
专业机构建模显示，此次集中离世趋势将持续延展至2100年，峰值将出现在2061年前后，届时年度死亡人数或达1980万上下；而第三波婴儿潮成员将在2050年代起接续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进一步拉长整场生命终局周期的持续时间。
与此同时，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攀升，客观上强化了“死亡扎堆”的社会感知强度。
多重因素加剧扎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左右。彼时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霍乱、天花、肺结核等传染病肆虐，大量人口尚未迈入中年便已离世，生命终点分散于全年龄段，自然难有“集中谢幕”的集体印象。
伴随国家免疫规划全面覆盖、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成、重症监护技术普及及慢病管理能力跃升，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更突破82.3岁；2000年后出生的女性，活过80周岁的概率已稳定在87.4%以上。
北京潞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曾分享一例典型病例：一位86岁高龄患者，十年前确诊稳定性冠心病伴多支血管病变，按上世纪90年代诊疗标准，生存期预估不足五年；但通过规范药物干预、心脏康复训练及居家远程监护，老人至今仍可独立买菜、做饭、使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
这位长者的生存延展，正是中国医疗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微观缩影。而其背后隐含的宏观效应在于：死亡事件被系统性地“后移”至生命晚期，同批出生者高度趋同的临终窗口期，放大了公众对“身边人接连离去”的直观冲击。
个体健康素养缺失与慢性疾病防控缺位，进一步推高了中老年阶段的非预期离世风险。
45岁的王先生，任职于华东某头部科技企业产品总监岗位，常年每日工作14小时以上，连续三年未进行全身健康体检，吸烟史长达22年，体重指数（BMI）长期维持在29.7。
去年深秋一个加班深夜，他突感压榨性胸痛伴冷汗淋漓，紧急送医确诊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经急诊PCI手术抢救成功，但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已降至42%，需终身服药并限制体力活动。
主治医师指出，类似王先生的复合型代谢异常患者，在三甲医院心内科门诊占比已超六成。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正成为中老年群体健康失守的五大关键缺口。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但知晓率仅51.6%，治疗率39.7%，控制率仅16.8%；大量潜在患者在毫无症状状态下，血管内斑块已悄然进展至临界破裂状态。
更令人忧心的是基层筛查盲区。不少老年人仍将“没感觉=没毛病”奉为信条，拒绝定期体检，导致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发现即晚期。
山东临沂某乡镇的李大爷，52岁起每日吸烟25支以上，从未接受过胸部低剂量CT检查。去年初因持续干咳、夜间盗汗就诊，影像学确认为右肺中央型鳞癌Ⅳ期，纵隔淋巴结广泛转移，确诊三个月后离世，全程未接受任何抗肿瘤治疗。
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强调，上述慢病中超过八成与生活方式强相关，戒烟限酒、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每年一次基础体检，即可使主要致死性事件风险下降40%以上。
这场高龄化离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倒逼养老照护、医疗应急与身后服务三大公共体系升级迭代。
通州区某街道办社工透露，其所辖社区登记在册老人达973人，但持证上岗的专业护理员仅5名，其中3人同时承担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职责，独居空巢老人的跌倒响应、用药提醒、心理慰藉等基础需求，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部分家庭面临更为现实的困境：为85岁失能母亲寻觅一张普惠型养老床位，历时8个月走访17家机构，或因费用超标（月均收费超1.2万元），或因照护资质欠缺（无专业康复师驻点），最终选择长期办理住院手续，将老人安置于二级医院老年科病房，变相挤占急危重症救治资源。
殡葬服务供给同样承压明显。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经营性公墓单穴售价普遍达38万—96万元，个别稀缺地段墓位报价突破130万元；“生不起、养不起、葬不起”已成部分中产家庭的真实写照，“墓价赶超房价”并非戏言，而是民政部门内部调研报告中的高频词。
2024年春节假期，某中部省会城市殡仪馆接到群众投诉：火化预约排队周期达72小时，遗体暂存冷库接近饱和，家属需轮流在告别厅外长椅守候，最久一例等待时长为89小时。
积极应对已在路上。通州区试点运行的“3+2+1”居家安宁疗护模式已覆盖12个社区，即由3名社区医生、2名护士、1名社工组成固定服务单元，为终末期肿瘤患者建立家庭病床，提供疼痛控制、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及哀伤辅导等全流程服务，患者居家死亡率达91.3%，家属满意度达98.6%。
面对这些数据与现场实录，有人感到沉重，有人陷入迷茫，其实无需过度忧惧。
应对高峰，从容前行
所谓死亡高峰，本质是人口结构演进与文明发展水平提升交织作用下的必然阶段，它既非社会失序的征兆，亦非系统性危机的前奏，而是长寿红利兑现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时间节点。
人口学界共识认为，本轮离世集中期，恰是过去数十年“人口红利期”的滞后映射，更是全民健康水平跃迁、医疗技术普惠化、社会保障网织密的综合体现——我们让千万人多活了15—20年，如今只是需要以更成熟的制度设计，陪伴他们完成有尊严的生命闭环。
对每个普通人而言，理性认知远胜于情绪焦虑，切实行动优于空泛担忧。
建议从当下做起：为自己和父母建立健康档案，每年完成一次包含颈动脉超声、胃肠镜、肿瘤标志物在内的深度体检；家中卫生间加装L型防滑扶手、浴室铺设防滑垫、床头配置一键呼救设备；为老人配备电子血压计、指夹式血氧仪及用药智能提醒盒；子女每周至少两次视频通话，关注老人精神状态与日常起居细节。
对公共治理层面而言，亟需加快构建“预防—治疗—照护—善终”四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扩大普惠型养老床位供给，推动安宁疗护纳入医保支付，试点生态安葬补贴制度，让每位长者老有所依、病有所医、终有所安。
这场席卷全社会的生命终局浪潮，既是严峻考验，更是文明跃升的关键契机。
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生命长度与质量的关系，推动社会资源从“重救治”转向“重维护”，从“保生存”升级为“优终程”。
那些曾以肩膀扛起共和国工业脊梁、以双手编织全球供应链网络、以智慧点燃数字经济火种的婴儿潮一代，年轻时交付了全部热忱，年迈时理应享有体面照护与温暖告别。
只要我们以科学态度研判趋势、以务实举措补齐短板、以人文温度托举终程，就一定能穿越这段特殊历史周期，迈向一个更具韧性、更富关怀、更懂敬畏的生命友好型社会。
有的死亡高峰，专家给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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