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有不少朋友看过《潜伏》谍战剧，我党地下人员潜入国民党内部收集情报，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谱写了一段段英雄篇章。
现实中就有这么一个人，他被称为现实版“余则成”，又被称为我党的“红色卫士”，他的名字叫连德生。
“红色生涯”
连德生，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和很多老一辈的革命者一样，少年尝尽了人间疾苦。
连家本就贫苦，但在连德生出生后不久，家里的顶梁柱就去世了，让这个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在母亲的带领下，10来岁的连德生去到了上海讨生活，往后的那近10年，连德生做过学徒、卖过电车票。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经历，他才更能感受社会底层人的艰辛和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连德生所在的工作地是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他做事勤奋，很会为人处世，深得同事们的尊重。
另外，也是在这里，连德生与我党党员有了接触，他了解到了我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奋斗理念。
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了解到了先进的思想后，连德生毅然决然选择加入共产党，那年，他32岁。
连德生跟其他的很多革命者一样，入党后就从事起了地下工作，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
之后，连德生怀着坚定的信念参加了“五卅运动”，革命中的他表现英勇，很快就成为了英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更是成为了上海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一分会的会长。
连德生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扰得上海不得安宁。
迫于形势的需要，连德生在组织的安排下去到了苏联，就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当时被派往苏联的不止他一个，组织这样做，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方式保留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党党员学习到国外的先进理论，为我所用。
在苏联待了一年后，连德生回到了国内，组织分配他到了中央军委特科任职，是中央特科行动队的副队长。
特科受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面有四个科，分别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其中的行动队的别称就是“红队”，连德生“红色卫士”的光荣称号就是从这里来的。
说起中央特科的成立，还跟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关系。
在我党成立之初，并没有建立起用于自卫的武装组织，当然，也没有设立专业的情报机构。
一直到1927年4月，工人纠察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缴了械，并被国民党人大肆残杀，据粗略统计，政变后的三天就有300多人被害，5000多人不知所踪。
在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之际，党中央机关被迫迁往了武汉，接下来的五大会议上，周恩来和很多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在与敌人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到敌人的政治动机和军事行动。
于是，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
“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
“红色卫士”
连德生在加入中央特科行动队后不久，就抓了几个大叛徒。
那是1929年的8月24日，我党党员彭湃、杨殷正在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石库门召开会议。
其实，周恩来也在参会名单当中，只不过因为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最后没能到场参加。
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周总理逃过了一劫，在会议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突然袭击，参会的党员直接被逮捕。
按理来说，会议时间和地点乃至是会议本身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内部人士知道，法租界巡捕房怎么能突袭成功呢？
不用多想，这中间肯定是有叛徒在通风报信。
出了事之后，连德生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最后的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党叛徒白鑫。
这时候的白鑫或许是见到了风吹草动，为了逃避追捕和惩罚，他计划离开大陆。
此时，陈赓等人已经盯上了白鑫，身为交通员的连德生也对白鑫展开了侦查，了解到了白鑫的住处、行动等信息。
在陈赓的要求下，连德生又搞到了一把美国柯尔特左轮手枪，值得一提的是，这支手枪还是从张道藩保镖大黑身上“抢”来的。
连德生和同志们经过几天的蹲守，确定了白鑫的行踪，在1929年11月11日，使用那支左轮手枪直接将白鑫毙命。
当然，连德生抓的叛徒不止一个，在1930年9月，叛徒黄第洪企图出卖周恩来，还是连德生眼疾手快，把黄第洪给揪了出来，保护了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安全。
连德生调任中央特科后不久，就跟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沪特派员杨登瀛连上了线，杨登瀛的这个职位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只不过老蒋不知道的是，杨特派员已经成为了我党的秘密情报人员。
因此，连德生就被安排成为了杨登瀛的保镖，当然，这个保镖不仅仅是负责杨登瀛的安全问题，还会担负起暗中传递情报的任务。
也正是凭借着保镖这层身份，在收集情报和传递情报的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有他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才能有保证。
时间来到1931年4月，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不幸被捕，可惜的是，他的信念不够强大，落入敌人手里后便叛变了。
这就导致位于上海的我党秘密机关、中央特科大部分同志甚至是中央领导人的情报都遭到了泄露，大家的生命安全遭到了威胁。
为此，党中央机关和很多同志们只能“转移阵地”，连德生同样如此，他把名字改为了“连德胜”，从上海出发去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交通科科长等职。
英勇就义
有句话说得好，自古忠义难两全，连德胜既然选择了地下工作，那么也就意味着无法兼顾家庭。
连德生在上海时，就与一位名叫陈三发的女子相识并结婚了。
为了保护妻子，也出于保密的需要，连德生在一开始参加革命时并没有告知妻子，不过，妻子从连德生的行动中隐约感受到了。
妻子陈三发并没有“点破”丈夫，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上世纪20年代末，连德生担任地下工作时，就与妻子过上了聚少离多的生活，有时候，连德生一天好几天不回家，或者回家了，也不说去干嘛了。
但妻子从不抱怨，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独自担负起了抚养孩子的任务，把这个家打理地井井有条。
1931年4月，连德生难得有空闲与家里人团聚，但没过多久，他又接到任务离开了家。
这年年底，妻子陈三发收到了连德生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连德生表示自己一切安好，向妻子和孩子们送去了祝福。
只不过，从那以后，妻子再也没有收到过连德生寄来的信，她曾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到最后都是一无所获。
其实，妻子和孩子们不知道的是，丈夫连德生在1935年英勇就义了。
1935年3月4日，在刘伯坚（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连德生和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同志们以及部分地方武装的战士们突破敌军防线，抵达了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一带。
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敌人的兵力是我方的五倍还多，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不顾一切对我方进行阻击。
万分危难之际，连德生站了出来，他带领着同志们和战士们迎击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可接连的战斗让战士们身心俱疲，粮食和弹药也所剩无几，两天后，也就是3月6日，部队陷入了被粤军余汉谋部包围的境地。
突围的战斗中，仅有一小部分能成功，绝大多数的结局都是壮烈牺牲，连德生、刘伯坚和陆如龙（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等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奋勇反抗，但最后还是不行被捕。
3月11日，连德生被押往了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或许，敌人知道连德生曾是地下人员，为了能在他嘴里得到有用的消息，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获知我党和红军在赣南地区的活动情况和兵力部署，敌人先是许诺给连德生丰厚的钱财。
而连德生则在纸上坚定地写道：“我之加入共产党，一切服从党支配。”
见软的不行，敌人直接来硬的，各种刑具基本都用了一遍，就是没有从连德生嘴里“撬”出来半句话。
1935年3月21日，连德生被压上了刑场，在一句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中英勇就义，那年的他仅有42岁。
因为年代特殊，再加上环境严酷，我党的档案和材料中并没有关于连德生的任何记载，连德生牺牲后，组织一直在寻找他的家属和后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寻找。
与此同时，陈三发和孩子们也都在四处打听连德生的下落。
时间一晃来到2008年，连德生的孙子偶然间在网络上看到了连德生的报道，他抓住这一线索，最终查到了有用的信息，原来，他的爷爷是一名革命烈士。
2009年，在民政部的调查和核实下，连德生被追认为了烈士，2011年3月，连德生烈士墓建造了起来，连德生的精神也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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