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叛徒都是让人很厌恶，因为他们不仅背叛了，最初的信仰，从而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可以说。
无论何时，叛徒都是让人厌恶和讨厌。
然而，有这样一群叛徒。
他们投降的时候带来了巨大影响。
可到最后，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终，让自己原本能有不错的的人生，从而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1940年冬天，豫皖苏边区出了件大事。
三个八路军干部，带着两千多人，投奔了国民党汤恩伯，这件事情发生后，震动了整个根据地，无数人进行了严厉指责，，说这是抗战以来最恶劣的叛变事件之一。
更让人寒心的是，这几个人不是被抓、被俘，是主动跑的。跑之前还对昔日的战友动了手，关的关、绑的绑，下手一点不客气。
让人更为客气的是，这三人不是被俘，或者被抓，主动跑，而是对自己老战友下手，这让无数英雄志士对他们很是痛恨，这三人分别叫做：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
耿蕴斋年纪最大，安徽萧县人，家里是地主，条件不错，念过书，当过小学教员，肚子里有点墨水，还留了一把长胡子，熟人叫他“耿髯公”，这外号让我想起了关羽，然而这货比不上关羽，因为关羽是一位英雄，忠贞不二，而他是一位墙头草，
咋说呢，耿蕴斋的加入国民党，抗战以后，加入了我党，一来一回，在我党和国民党都挂了名字，从这点来看，就是个墙头草，哪里局势好，就跑那。
1940年8月，组织上调他去豫皖苏边区当司令，可他不乐意，觉得这位置配不上自己，一肚子牢骚，后来干脆带着自己的警卫连跑了，投奔了老熟人吴信容。
吴信容跟耿蕴斋是老乡，俩人是在抗日队伍里认识的，也有怨气，一直觉得自己功劳不小，结果旅长的位置没轮上。耿蕴斋一来，俩人凑一块儿，越聊越来气，越聊越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本来也就是发发牢骚，可架不住有人往火上浇油。
这个浇油的人，就是刘子仁。
刘子仁跟那俩不一样，他是农民出身，早年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吃苦耐劳，打仗也猛，在领导眼里，这人根正苗红，靠得住，所以当边区党委察觉到耿、吴有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刘子仁去做思想工作。
您想啊，让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劝两个“有情绪”的人，这安排挺合理吧？
可谁都没想到，刘子仁这个人，有两副面孔。
边区党委开了个秘密会议，党政军主要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大家商量好了，请耿、吴二人到刘子仁部队里吃顿饭，名义上是聚聚，实际上是想做做思想工作，能劝回来最好，实在劝不动再想别的办法。
刘子仁在会上拍着胸脯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散会之后，他转头就耿蕴斋，吴信容两人送了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传出来，说是把一顿饭局描述成了“鸿门宴”，说共就等着举杯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话让几人感到害怕？
本以为两人本来还只是闹闹情绪，看完这封信，彻底炸了。他们觉得这是要他们的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
12月11日，是约定吃饭的日子。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带着人到了刘子仁的驻地，结果等了半天，耿、吴没来，刘子仁也没露面，一起失踪的，还有地委书记李忠道。
吴芝圃心里预感不妙，肯定出事了。
后来才知道，李忠道提前到了，正好撞见刘子仁跟耿、吴密谋叛变，当场就被扣下了。
刘子仁这边也没闲着，他开始煽动自己的部下。他把给耿、吴讲的那套话，又原封不动地跟士兵们说了一遍。夜里，他派人端了17团2营的驻地，一脚踹开房门，把还在睡觉的干部和战士全绑了起来。
政治委员蔡永，就是在睡梦中被五花大绑的，想反抗，但是遭到了殴打，最终被抓获。
那些被关押的战士，有的气得直骂：“咱们一起打鬼子，现在你们倒拿枪对着自己人！”
看押的士兵里有人小声嘟囔：“我们也是被逼的，上头让干啥就干啥……”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更堵得慌了。
耿、吴、刘三人手里捏着一批干部，开始跟边区谈条件。他们把李忠道押出来，让他去传话，吴芝圃去接人的时候，发现对方带了两个武装精良的排，早就埋伏好了。这哪儿是谈判，分明是设好了套等人钻。
两边坐下之后，气氛僵得要命。
耿蕴斋还端着酒杯装模作样，吴信容直接拍了桌子：“好啊，平时都是好同志，要不是刘团长给我们报信，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
吴芝圃站起来刚要说话，旁边的士兵齐刷刷举起了枪，枪口对着他的脑袋。
吴芝圃倒也不怵，他盯着耿、吴二人说：“组织上给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不听，你们被人挑唆了，知道吗？”
这话点到了耿、吴的软肋。他们俩对视了一眼，心里开始嘀咕——是不是真被刘子仁当枪使了？
最后俩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放人回去，等查清楚了再说。
可被关在刘子仁手里的那些人，等不了了。
蔡永伤还没好利索，就开始跟其他被关的同志商量突围的事，他们找了个借口要上厕所，趁着看守开门的工夫往外冲，刘子仁早就给看守下了死命令，谁敢跑，格杀勿论。
那一次突围，有七个人倒在了枪口下。开枪的，是几个月前还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行军、一起喊“抗战必胜”的战友。
这场叛变，后来被载入了史册，叫做“耿、吴、刘武装叛变事件”。
那么这三个人的结局呢？
刘子仁带了两千多人投靠了汤恩伯，被封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队副司令，耿蕴斋挂了个少将司令的名头，吴信容当了第三支队长。
可刘子仁这人，心狠手辣，过河拆桥，他拉拢耿、吴的时候什么话都说，等到了国民党那边，立刻翻脸，工作上处处挤兑耿蕴斋，耿蕴斋很快就成了一个空架子，手里没兵没权。
吴信容也没落着好，在国民党待几年后，看透了国民党内部，觉得自己是被骗来的，国民党那边察觉到他动摇，设了个宴请他去吃饭，饭里下了毒，最后噶了。
这个人，算是死在了第二场鸿门宴上。
耿蕴斋后来被解放军抓了，按规矩得判，当年被他扣押过的吴芝圃，给他写了封信求情，说这人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最后宽大处理，让他回老家种地去了，没过几年病死了。
刘子仁呢？这个人精得很，1949年眼看国民党不行了，他在四川起义了，按当时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功过相抵，死刑免了。
无论何时，叛徒这两个字，谁沾上谁臭，不被杀也会永久监禁，然而，我党当年对于起义人员政策不错，让他有了机会逃过必死的结局。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党还是不错的，毕竟很多时候，叛徒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死，然而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本身就风雨飘渺，很多时候，人只为活下去。
而这种情况，在当年个情况，有不少，所以就算全杀了，也是没用。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时候历史的账，不是一句“该杀”或者“该放”就能算清楚的。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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