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年，"王者之师"的真面目
【引子：血色黎明】
公元36年，十一月的成都，本该是投降者的黎明，却成了修罗场。
当延岑打开城门，当公孙述的尸体还未凉透，当成家帝国的官吏百姓正盘算着如何在新朝做个顺民时，他们不知道——吴汉的笑容，是死神的伏笔。
三天。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汉军将领满面春风，接受投降，安抚人心。三天后，屠刀落下。
【一、精心设计的陷阱】
这不是一场"失控的暴行"。
刘秀在诏书中痛斥的细节，令人脊背发凉："成都投降，已经三天，官吏人民，全都顺服。"
注意这个时间差。
如果是激战正酣时的兽性大发，尚可解释为战争狂热。但吴汉等了三天——三天足够他清点人口、布置军队、选择最佳屠杀时机。
这三天，是狩猎前的伪装。
他让成都人放下武器，让母亲们抱着婴儿走出藏身之处，让这座城市从战时状态转入日常。然后，在"男女老幼，对吴汉充满感恩图报之时"，他突然翻脸。
这不是愤怒，是算计。
【二、数字背后的真相】
刘秀用了两个词："纵兵奸淫烧杀"、"长幼不留"。
更刺目的是那个数量单位——"仅婴儿和母亲，就用一万为单位计算"。
请注意，这还只是"婴儿和母亲"。
在冷兵器时代，屠杀"用万为单位"的妇孺，需要组织、需要效率、更需要冷酷的军令。这不是士兵的自发行为，这是有组织的系统性清洗。
吴汉先杀公孙述满门，再杀延岑满门，然后"纵兵"——这个"纵"字用得精妙，将领授意，士兵执行，责任分摊，暴行制度化。
【三、刘秀的愤怒：一场政治表演？】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至少刘秀是仁君的。
但且慢。
刘秀诏书中引经据典，对比"秦西巴释放小鹿"和"乐羊食子"，痛斥吴汉"失去斩杀敌将、拯救人民的本意"。
措辞严厉，情感充沛。
然后呢？
吴汉的结局是什么？史书中他继续当官，继续领兵，继续被重用。那道诏书，更像是一场危机公关——皇帝震怒，天下皆知，但凶手无恙。
这让人想起后世那些"严肃处理"的通报：舆论沸腾时雷霆万钧，风头过后风平浪静。
暴行被谴责，但暴行制造者被保护。 这才是专制权力最冷酷的逻辑。
【四、"王者之师"的遮羞布】
柏杨的批判一针见血：
> "吴汉所统御的野战部队，是正统的万人称颂、铲除暴政、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
这是最讽刺的地方。
公孙述确实不是英雄，他"不过官场人物，忽然间承担英雄事业"，他的称帝是"井底之蛙"的野心。但一个庸碌的敌人，就能成为屠杀妇孺的理由吗？
更可怕的是对比：白起坑杀赵卒，项羽坑杀秦卒，至少还能辩解"降卒有战斗潜力"。成都的妇女儿童有什么战斗潜力？
当"王者之师"对毫无反抗能力的俘虏举起屠刀时，"吊民伐罪"四个字，就成了最大的黑色幽默。
【五、历史的回响：暴行从未远离】
吴汉屠城不是孤例。
从长平到新安，从扬州十日到南京三十万，"投降后的屠杀"是专制暴力最钟爱的剧本。因为它同时完成了两件事：消灭物理上的敌人，以及用恐怖震慑潜在的反抗者。
吴汉的三天等待，是现代心理学中"习得性无助"的古代版本——先给希望，再彻底毁灭，让恐惧深入骨髓。
两千年后，我们读这段历史，依然能闻到成都城头的焦糊味，听到婴儿最后的啼哭。
【结语：谁是畜生？谁是毛虫？】
柏杨说："畜生加毛虫，造成成都浩劫。"
畜生是吴汉，毛虫是公孙述。
但我想追问：那个写下动人诏书却放过吴汉的刘秀呢？那个让暴行制度化、让恐怖常态化的体制呢？
当我们谴责个别的"畜生"时，是否忽略了培养畜生的栅栏？
公元36年的成都，给我们最残酷的启示或许是：最大的暴行，从来都不是冲动的产物，而是冷静的计算；最可怕的屠夫，往往戴着"王者之师"的徽章。
【后记】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今天，当我们看到某些"雷霆手段"被歌颂，某些"必要的代价"被轻飘飘地提起时，请记住成都的那三天——那是文明最脆弱的时刻，也是野蛮最得意的时刻。
（本文基于《资治通鉴》及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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