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根据资料改编创作,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仅用叙事呈现。
1455年,
德国美因茨,
约翰内斯·古腾堡用他的活字印刷机印出了第一批《圣经》。
这是西方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
从此知识不再需要手抄,
欧洲的阅读史翻开全新的一页。
当古腾堡的印刷机隆隆作响时,
地球另一端的明朝正值景泰六年。中国的雕版印刷已有近七百年历史,
活字印刷也发明了四百年。那么,
当欧洲人用新技术印刷《圣经》的时候,
中国的印刷工人在印什么?
答案藏在江南的书坊、京城的考场、乡间的集市里——那是一个比《圣经》广阔得多的世界。
1455年2月23日,
德国美因茨。
古腾堡的印刷作坊里,
最后一批《四十二行圣经》完成装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完整书籍,
后世称它为《古腾堡圣经》[citation:9]。
全书共1282页,
分装两卷,
每页双栏排版,
每栏42行[citation:2]。
古腾堡为这套书浇铸了290多个不同的字模,
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连字和标点符号[citation:9]。
他用的是铅、锡、锑合金活字——这种合金熔点低、硬度高、耐用性好,
比中国传统的铜活字更易铸造[citation:1]。
古腾堡共印刷了约180部《圣经》,
其中150部印在纸上,
30部印在昂贵的羊皮纸上[citation:9]。
今天,
全世界仅存48部,
其中21部为完整本[citation:6]。
这不仅仅是一本书的诞生。古腾堡的发明包括三个核心突破:金属活字铸造技术、适用于金属活字的油墨配方(亚麻仁油加松节油)、以及螺旋压印机[citation:1]。
这三项创新,
让印刷速度比手工抄写提升了数百倍,
使书籍第一次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citation:9]。
古腾堡的圣经迅速传遍欧洲。到1500年,
欧洲已有250个城市设立印刷厂,
印刷书籍超过2000万册[citation:1]。
这些印刷品中,
绝大多数是拉丁文《圣经》、祈祷书、教会文件、以及拉丁文法教材[citation:5]。
印刷术成了传播上帝之言的工具。马丁·路德后来曾说:「印刷术是上帝恩典的极致,
福音可以藉此传遍天下。」[citation:8]
但古腾堡的圣经,
也隐含着欧洲印刷术的宿命。
第一,
内容的高度宗教化。欧洲早期印刷品中,
《圣经》和宗教书籍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既因为教会是最大的资助者和消费者,
也因为《圣经》是唯一被普遍认可的权威文本。世俗读物虽有,
但比例极低。
第二,
语言的单一性。古腾堡印刷的是拉丁文《圣经》,
这是欧洲知识阶层的通用语言,
但普通民众不懂拉丁文。直到宗教改革后,
各国才开始印刷民族语言的《圣经》和读物[citation:8]。
第三,
印刷与权力的结合。古腾堡本人在印刷圣经后不久,
因无力偿还贷款,
工场被债权人富斯特接管[citation:2]。
1462年,
美因茨发生动乱,
富斯特的工厂被毁,
工人流散各地,
活字印刷技术随之传遍欧洲[citation:2]。
印刷术从一开始就与资本、政治、战争纠缠不清。
更重要的是,
欧洲印刷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标准化」的路径——统一的活字、统一的版式、统一的文本。这种标准化,
为后来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但也让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走向集中化和垄断化。
当古腾堡的印刷机在德国运转时,
中国的印刷业已走过近七百年的历程。
1900年,
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部《金刚经》,
卷末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citation:1]。
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到宋代,
雕版印刷已高度发达。宋版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的珍品,
以其「墨香纸润、字画如写」著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
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
比古腾堡早四百年[citation:1]。
但中国的活字印刷,
始终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原因有三:
一是汉字的特殊性。汉字数以万计,
常用字也有三四千,
制作一套活字需要铸造数万个字模,
成本极高。而欧洲拼音文字只需几十个字母即可拼出所有单词[citation:1]。
二是雕版印刷的适应性。雕版印刷虽然制版慢,
但一旦制成,
可以随时刷印,
印量可大可小。印版可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随时重印[citation:4]。
对于科举用书、经典注疏这类长销书,
雕版比活字更经济。
三是市场的选择。中国古代出版业以民间书坊为主体,
他们对成本极其敏感。在多数情况下,
雕版印刷的综合成本低于活字印刷[citation:4]。
直到清代,
中国的主流印刷术仍以雕版为主。
但雕版印刷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明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刻工技艺登峰造极,
印刷品类空前丰富[citation:7]。
当古腾堡在印《圣经》时,
明朝的印刷工人在印什么呢?
##04
答案是:几乎一切。
**科举用书**:这是明代印刷业最大的市场。四书五经的各种注疏、程文墨卷(优秀范文集)、时文选编、历年考题汇编,
应有尽有。书坊甚至发明了「新科闱墨」——考生刚出考场,
最新的优秀答卷已经印刷上市,
供下一科考生参考。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
都是科举用书的出版中心。
**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明代首次刊印。《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戏曲作品,
不仅有文字,
还有精美插图。福建建阳的「建本」以通俗读物闻名,
价格低廉,
行销全国[citation:7]。
江南的「苏杭本」则以精美著称,
版式疏朗,
字体秀丽,
深受文人喜爱。
**日用类书**:这是明代出版的一大特色。《居家必备》《便民图纂》《万事不求人》《三台万用正宗》——这些书名已说明一切。它们教人种田、看病、算账、写信、看风水、选吉日、辨药材、做买卖。一部《便民图纂》,
从「耕获类」「桑蚕类」到「牧养类」「医药类」,
无所不包,
堪称明代的生活百科全书。
**医书药典**:《本草纲目》在万历年间首次刊印,
此后不断重印。《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针灸大成》,
以及各种方书、药书,
满足着从太医到民间郎中的需求。
**科技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这些明代最重要的科技著作,
全部依靠印刷术流传后世。
**商业文书**:契约范本、账册格式、商路指南、银钱兑换表、尺牍大全(写信模板)——商业社会的运行,
离不开这些实用印刷品。
**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以及各种「杂字」教材,
供乡村儿童识字之用。这些书印量极大,
价格极低,
流传极广。
**历书**:每年秋季,
朝廷颁行下一年的《大统历》,
民间书坊也翻刻各种版本的历书,
满足城乡百姓「看日子」的需求。
这还只是「书籍」的范畴。明代印刷业还包括:纸牌(马吊牌)、年画、契约、告示、试卷、信笺、扇面、包装纸……印刷术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05
将欧洲印刷与明代印刷并置,
差异清晰可见:
**印刷的目的**
欧洲:传播神的话语,
让更多人读到《圣经》
明代:处理人的事务——考试、生活、娱乐、生产、交易
**印刷的内容**
欧洲:《圣经》占绝对主导,
其他书籍比例极低
明代:宗教只占极小部分(佛经道藏),
科举用书、日用类书、小说戏曲是主流
**印刷的语言**
欧洲:拉丁文为主,
普通人看不懂
明代:文言文虽深奥,
但科举制度提供了上升通道,
识字人口远超欧洲
**印刷的受众**
欧洲:教士、修士、贵族、学者
明代:士人、商人、工匠、农民、妇女、儿童——几乎涵盖全社会
**印刷的规模**
欧洲:1450-1500年,
欧洲印刷书籍约2000万册
明代:仅万历年间,
建阳书坊的年产量就超过百万册
**印刷与权力的关系**
欧洲: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
动摇了教会的权威
明代:印刷术支撑着科举制度,
巩固了国家的治理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欧洲印刷是为「信仰」服务,
明代印刷是为「生活」服务。
##06
两种印刷路径,
塑造了两种社会的知识形态。
欧洲的印刷术,
将《圣经》送入千家万户。当每个人都能直接阅读上帝的话语,
教会的解释权就被削弱了。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底层逻辑——印刷术让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几周内传遍德意志,
让新教思想迅速蔓延[citation:8]。
但这也意味着,
欧洲的知识传播长期被神学框架束缚。科学著作必须小心翼翼地与《圣经》保持一致,
否则就会被查禁。
中国的印刷术,
将知识下沉到市井乡野。一个江南小镇的书坊,
可以买到京城最新的考卷,
也能买到北方流传的话本。一个福建山区的农民,
可以通过《便民图纂》学会简单的医术,
也能通过《三字经》让孩子识字。这种「知识下沉」塑造了明清社会的活力——识字率远超同期欧洲,
商业契约普遍使用,
地方精英广泛参与公共事务[citation:7]。
但中国的印刷术也有它的局限。它没有催生「宗教改革」,
因为中国没有需要改革的国教。它也没有直接推动「科学革命」,
因为科举制度将知识导向经典解释而非自然探索。它创造了一个「实用理性」的知识世界——广博、灵活、贴近生活,
但不追求超越性的理论突破[citation:8]。
##07
几个世纪后,
两条印刷之路在历史中交汇。
16世纪末,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国家的书籍如此丰富,
印刷如此精美,
读书人如此众多。他将欧洲的书籍介绍给中国学者,
也将中国的印刷品寄回欧洲。
1840年后,
西方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经过反复试验,
上海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终于攻克了中文金属活字的技术难题[citation:4]。
到19世纪末,
现代印刷术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
但明代印刷留下的遗产,
并未消失。
科举用书演变为教材教辅,
依然是出版业最大的市场。
日用类书演变为生活指南,
依然在城乡流传。
小说戏曲演变为通俗文学,
依然是大众阅读的主流。
医书药典演变为健康读物,
依然是家庭必备。
启蒙读物演变为儿童图书,
依然是代代相传的起点。
当古腾堡的《圣经》成为图书馆里的珍藏,
当欧洲的早期印刷品被束之高阁,
中国的印刷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在每个家庭的書架上,
在每个学生的课本里,
在每个市集的书摊上。
这或许是最深刻的差异:
欧洲的印刷术,
创造了神圣的经典;
中国的印刷术,
创造了日常的世界。
前者让少数人拥有信仰的确定性,
后者让多数人拥有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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