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晚期的历史中，商纣王对东夷的征伐是一段重要的篇章，作册般甗等青铜器铭文以及殷墟甲骨卜辞、《左传》等文献为我们探究此次征战的行军路线提供了珍贵线索。
从作册般甗铭文“王宜人方，无敄，咸。王商（赏）作册般贝，用乍（作）父己尊。来册”可知，商纣王曾对人方（即东夷部族）进行征伐。结合殷墟甲骨卜辞记载，帝乙十祀九月至次年六月间，曾率军沿顾、灊、攸等地远征人方。
商人自大邑商（一般认为在今河南安阳一带）出发。大邑商作为商王朝的都城，是军事行动的出发核心地，这里有着完备的军事组织和后勤补给体系，能够为大规模的征伐行动提供支持。
首先到达顾地。顾地具体位置虽难以精确考证，但从其在行军路线中的记载可知，它是征伐途中的重要一站。商军在此可能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或补给，为后续的长途行军做准备。
接着是灊地。灊地或许是一个战略要地，控制此地对于商军深入东夷地区有着重要意义。它可能是交通要道或是周边区域的物资集散地，有助于商军进一步推进。
攸地也是行军路线中的关键节点。攸地在商代有着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商军到达此地后，可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调整。在甲骨卜辞中，攸地常与征伐东夷的行动相关联，表明它在此次征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次战争路线与《左传》所载“约克东夷而殒其身”的历史事件相呼应。商军沿着这些地方逐步推进，深入东夷生活的区域（活动于如今的山东大地等东南地区）。在推进过程中，商军与东夷部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作册般甗铭文所反映的战争胜利后商王的赏赐等情况，说明商军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此次征伐也给商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长期的战争使得商王朝国力大损，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虽然由于时代久远，我们难以精确还原商纣王征战东夷的每一处行军路线细节，但通过对作册般甗铭文以及众多文献的综合考证分析，能够大致勾勒出此次征战的主要行军方向和关键地点，为我们了解商代晚期的政治、军事和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个人认为，商的敌人是东夷，东夷与夏有着巨大的渊源。我认为东征的主要地点是潍河流域的东夷族。与夏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详见山东古国考，及本人的大禹与高密的关系）。之所以去新泰附近就是杞人的都城之一，其次就是潍坊安丘的杞国故城。
顾国
商代“顾”（亦作“雇”）是一个重要的方国，其位置在学术界有两说，但主流观点倾向于今河南省范县东南一带。
河南范县说：根据《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文献及现代学者考证，顾国为己姓方国，是夏商时期的重要同盟国，其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东南。商汤灭夏前，首先征伐了韦、顾、昆吾等国，顾国即在此区域。
山东鄄城说：部分文献（如《诗经·商颂》郑玄笺）亦将顾国位置指向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东北。此说可能与顾国后裔迁徙或春秋时期齐地“顾”邑的混淆有关。
综合来看，河南范县东南是商代顾国更被广泛接受的地理位置。
灊地
“灊”在商代甲骨文中作为地名出现，其位置与后世的“灊县”（今安徽霍山）相关，但商代时可能指代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部一带。
郭沫若等学者根据甲骨文“征夷方”路线考证，认为“灊”是商王征伐东夷方国时途经的重要地点，其地望与后世汉代设置的“灊县”（治所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有鬵城）基本吻合。
该区域位于淮河流域上游，是商王朝与东夷、淮夷势力交锋的前沿地带。
因此，商代“灊”地大致位于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部。
“攸”是商代晚期一个重要的方国，其位置在学术界有多种考证，但核心区域集中在今河南省东部与安徽省北部交界地带。
河南永城说：有明确的考古与文献支持，认为“攸”国的核心区域在今河南省永城市境内。《尚书·武成》等文献及甲骨文“攸侯喜”的记载，结合永城地区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如酇邑、芒地），支持此说。67
豫东、苏北、皖北交界说：综合甲骨文征伐路线（如“在攸侯喜鄙永”）及地理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攸国疆域覆盖今河南东部（商丘、永城）、安徽北部（宿州、淮北）及江苏西北部（徐州一带）的广大区域，是淮夷部族的一支。
山东滕州/费县说：有学者结合青铜器铭文，提出攸地可能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后黄庄一带，但此说为“可备一说”，非主流观点。
综合来看，河南永城是攸国政治中心（攸侯居地）最可能的所在地，其势力范围则覆盖了豫东、皖北、苏北交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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