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月中，我们就忙着办医院的事。仲衡非常热心，样样帮忙，每天来我们住的地方一次，样样出钱的事都是他出的，只有定医用器具和药是我们另借的款。在中国那时开医院，非本院有药不可，否则外面很少西药店会按着处方可以配药的。两个月以后，医院就开张了。
医院名字叫森仁医院，上文已略提过。"森"字是林贯虹、李贯中和我的杨三个姓部有木字的意思，又是三个人同志学医的，所以用这个字。第二"仁"字是林贯虹已死，只存我和李两个人了，所以是"二人"两个字合起来，又可以说将来树立医道上的仁义，发展像森林那样广阔，这是我在回国的火车上想起来的。这两个字在一道，人家看上去可是有点像日本人的名词，但是日本并没有这个姓名。
森仁医院是在前门内西边一个绒线胡同内。请执照时须有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我就填了我和贯中两个人的名字。我们有两个看护，一个洋车夫，一个女仆，一个跑街的。我问电话局想要一个"606"的号码（虽然我们与这个药并没有特别关系），但是没有要到，只要着了一个南局706。
医院的地方有两排四进的房子，正房从外头数起是接待和诊查室、处方和配药室，再是医生寝室，最后是厨房和用人地方。跨院二进小一点，大部分是住院的病人用的。
医院开张后，病人非常多，大部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员和家眷，我们虽然只定收妇产科和小儿科，可是人托人地都来了。其时女医生很少，有的也都是教会的，忽然来了两个青年中国的女医生，而又独立开了一个医院，谁都愿来看看（就像后来我的食谱初出来时。波士顿闹得热闹得很）。京城内轰动一时，闻说是两位小姐开的，无病的人也花一元挂个号来看看，或者由人托人地来拜望。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们定好了诊察时间。一切人来都不招待，并且刚起头办个事业，更需要多少人知道才能创开出去。也不能像美国广告式的宣传方法做各种事业的宣传，而中国主要是要靠人与人往来上的宣传，所以只好一一招待他们。结果弄得一天到晚客人比病人多。
中国还有一个风气，生意不照生意做。熟人来看病的，你不能照规矩开账，而病人也不愿照账付，情愿送礼或请酒，花的钱比照规矩付的钱还多；再不然你给他治好了，他们医药费不给，可是用一大些叫花子队的吹鼓手，大吹大打地送一块匾来挂上，以为这是最恭敬地给你宣传品，可以使别人相信你。结果我们领情不得实惠外，还要自己花不少钱去开发酒钱。总归一句话，得其名而不得其实而已。那时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扩充，在豫王府新造的医院还未造成功，而我和医院还没有扩充，在豫王府新造的医院还未造成功，而我们又是中国女子自己开的，所以一般人非常地表示欢迎和恭维。可是也有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不比男医生，所以每次出诊我总带一个男听差、两个女看护妇一同去。有时半夜三更的忽然来一个电话请往诊，就得去，也不知是何种人家，只得提心吊胆地去出诊。
有一次最使我害怕的，就是在南苑的一个吴团长，在天亮五点钟的时候，忽然派了一辆汽车（那时北京的汽车不多）,四个宪兵来打门，并且打的急得不得了。看门的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叫着进来说："不好了，宪兵司令部来捉人了！"一叫给我叫醒了。我一想那几天我并无危险的病人从我手内治的，不会出错事。我告诉听差的，叫他们在前进房子招待室内等一等，我自己就出来。他们还是催得不得了，听差的因吓的缘故，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只知道叫我快去。我一面穿衣往前走，一面偷偷地叫看护妇到隔壁去叫一个警察来，一同去问他们﹣﹣我们医院旁边就是一个警察分局，日夜有巡警在里面的，也是仲衡哥哥叫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医院有一个旁门，就靠在他们窗户边（那时北京常常有绑票的)。所以他们一听见就从旁门进来了。我正等着一道出去，见宪兵，问是什么事。宪兵一看见我有警察跟着。大笑起来了，说："我们不是办差的，是来请杨大夫看病的。我们吴团长久仰杨大夫是国手，所以我们太太昨天夜里一病就打发我们来请，特为从师长那儿借了汽车来的。"我就问他们太太什么病，他们也说不出来。不过我想做此官行此礼。不能说下去。就匆促地洗了一个脸，带了两个看护妇，又带了一个警察，一共八个人，就到南苑去，并交代李大夫，若是多少时候不回来，就告诉区里查有没有吴团长这个人。我现在只得冒险去好了。
到了南苑，在营房旁边一所房子大门前停下，我心里放心了。进去后吴团长亲自出来接我，进去一看，他的太太睡在床上。我去诊查过后，一点毛病没有，只胃里瓦斯膨胀而已。又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我的意思吃点药就可以了，他们一定要打针，觉得打针好得快。这也是在中国行医的一个怪现象，有的地方是要依从病人方面的要求的。等到他相信你以后，你说什么他都听了。我当时只得给她打一针，一下就睡了。吴团长还不放心叫我走，又拿出早饭来陪我吃。半点钟后这位太太醒了。说好了，马上走出来对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说这简直是神仙嘛，真是手到病除，过一天送匾来。我真又好气又好笑。我告诉他，你今天早上吓了我一大跳，不知还是我犯了罪，还是你们是绑票的。大家大笑一阵，又用汽车送我回来了。过了一个星期又请我到饭馆吃酒席，两桌客人，恭维我的不得了。等了一个星期，又送匾和两抬箱礼物。结果我花了十几块钱的赏钱，他可没有付我一个钱的医药账。车夫看护等他们倒赏了二十元。所以我听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净"。平常日子医院病室也总是满满的人。
正在热闹哄天的时候，我家内又出事了。不是我的弟妇有孕了吗？她快生产了，她从到北京以后，总是想死愿活地闹。自然了，一个新娘子那些新衣服都没有穿，现在天天来穿麻衣和白布灰布衣，多么难看，又不准擦一点胭脂粉什么的。有时不高兴，叽里咕噜的，我母亲就说："谁叫你命不好，给公公翻死了？（中国老式说，新娘子进门三年内有亲人死了，都是她翻的）不然你是一个独子媳妇，多快活！"这些等等的闲话说她，她虽然不敢回嘴，可是一天到晚不高兴。我因看她们的是非多，我就不常在家里待，每隔一天去走一下，四五分钟就回医院了。病人送我的东西我总带点去给她们吃用。
中国有句俗话，说"家里人不治家里人的病"，所以弟妇的生产我就定了北京教会的妇婴医院看。我平日告诉她注意头生，少吃大油腻酒菜，她都不听。叫弟弟带她到医院去查，她也不去，我自己忙，也问不了许多。到要生产的前一个星期，她忽然大烧大热的重伤风起来了。以后闻弟弟说是第一天忽然冷起来了，来不及做棉裤，就拿了一条红绸的棉裤出来穿我母亲看见了说，她戴孝怎么穿大红的呢？翻过来穿里子好了．弟妇又不肯。大哭大闹，就给棉裤脱了，一冻，当夜就伤风。并且满床地乱滚，要死要活的。我那几天正忙，隔了三天回去看她们，看她已经支气管炎，很厉害了。听腹内小儿心音已弱。劝她人医院，怎么也不肯，请医生来也不肯，不要西医我就请了翟绍衡来看，也不要。她回我："姊姊若是给我送医院，我就寻死。"我母亲和弟弟又再三说是因哭闹的缘故，所以喉咙哑，又是病。我气极了，我说："死了我可不管，我现在开产科医院，家内产科先出事，无非害我的名誉。"我就气走了。
当晚姨姨来说她们的事，实在不好管，每晚大吃大喝酒，总口口声声地闹不要活了，我看非出事不可，听说小儿在腹内已不动了。第二天早我就赶回去，一听，小儿已死在腹内了，就给她的哥哥和叔叔叫来，告诉他们的危险第一须入医院，第二小孩须取出来，我又叫了翟大夫和妇婴医院的张（女）大夫同诊。他们和我同样的说法，但是她家和我家没有一个人赞成，说你们外国医生回来的总是要动手术什么的，听其死活不准动。第七天大人已肺炎，肚子又痛，小儿头在门口不得出，结果还是我自己给他用钳子钳出来的。小儿都浮肿大了，大人心脏弱到极点；李大夫连给打了两针强心剂无用，只半小时就死了。我觉得又可怜又可气。看弟弟也非常可怜，不便骂他。可是我母亲不可惜媳妇，倒可惜孙子没有活，伤心得不得了。
弟妇死后第二天刚入殓，我母亲忽然又发喘病，叫我回家，对我说弟弟要回到五叔处（他的生父），叫我不要让他走，等她自己死后，再让弟弟走。又关照我，她自己将来一定要和父亲合葬，说弟弟样样事要听我的话等等的话嘱咐我。我听完了就想，总是一时，看见如此不顺的事接踵而来，所以这么消极。下午我回医院治病人，又遇到一个难产的产妇，守到晚上七点又回家看一次，看我母亲忽然样子都变了。大伯对我说，快预备后事，一二日内会出事的。并且中国规矩不能两个丧在一个门内，赶快给弟妇的棺材出出去，再抬我母亲的空材进来。弟弟非常伤心，想弟妇才人殓就抬走，于心不忍。因为中国规矩以停在家内为好，就是表示不忍给死人就难的意思，所以父母之丧最少须停在家里七七四十九天或一百天才出棺材呢，小丧（就是青年死的）一七或三七。三天就抬出，真算惨事，不过这又是规矩不得不做的。我也想到弟妇一生非常的苦，三岁无母，五岁无父，由伯母带大，十八岁嫁给弟弟，以为一个独子可以非常自由，不想嫁过来只五个月，我父亲就死了，我母亲因此又不喜欢她了。夫妇虽好，而弟弟还不能独立，和我总是客客气气而已，因此只半年就郁郁而死。死后又匆匆地抬出去，我也觉得伤心。所以弟弟和我商量，七天再说吧，母亲不见得一两天有变的，心脏虽弱，因为向来是弱的。岂知薄命人总归薄命。到半夜十一点我和弟弟坐在床面前谈天，我母亲有时还加一两句。没想到她忽然笑了一声，就断气了。
我其时多少事须我办，虽然伤心，还有急务打岔。最可怜的是我弟弟，我们虽然都是过继的，我因在外多年，还不觉得，可是弟弟一直随母亲的，母亲的爱他也胜过别人家亲生的，所以也给她惯坏了好多习惯。现在忽然慈母爱妻三天内都死了，他的伤心不言可知。但是他胆又小，怕得不得了，总站在我背后，一点不肯离开我。
照中国规矩，孝子须睡在棺材旁边，他又要我陪他一道。我们两个人，又没有多人替换，把我急得革命思想又发动了。我对弟弟说，我们两个人只要良心上对得起父母，我们何必在形式上假做这些无聊的事呢？父亲死时，因恐母亲觉得我们是过继子女不孝，现在母亲已死，不必做给别人看了。我们两个人白天自己管各样事，晚上回到医院去住去，上祭出棺材时再穿麻衣，别的时候我们穿黑衣好了。我给弟弟做了一件灰布棉袍子、黑布马褂，我自己全黑的。并且我天天还要到医院治病人，有多少病人是我负责任的，我不能半中间不管。弟弟非常赞成，可是他不敢说。我说不要紧，三天成服时我对亲戚朋友们解说好了。
到第三天到了，有七八十亲戚朋友在座，我就走出来对大家解说清楚我们目前的困难情形。并且我还引古人的话，生待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我们都照样做，可是无聊的礼不行了。我们两个人只照良心上对得起父母，大家若是苛求我们礼行上，我只得听其自然了。弟弟是我叫他这样做的，有错不要怪他，我以长子似父的命令叫他行的。并且我也无多功夫来守灵，弟弟也须赶快求学自立成人，才算孝顺父母呢。父母丧葬之事归我，弟弟学成后自己成家立业，我也不管，让他养成独立的习愤。所以我现在定了三七就出棺材，我们两个人各奔前程，才算不负父母教养我们呢。诸位亲戚朋友们赞成我的也是这样做，不赞成我们也是这样做。当时好多人鼓掌赞成，说三小姐快人快语，大有探春之风。因此好多我父亲的朋友送礼送钱的，都知道我才回国遭这种种大难。三七出材后，我们一切照我所说的行事，几年以后葬父母是我做的，弟弟在汉阳铁厂内学成后，也是自己成家立业了，总算言未虚发。
第二年（一九二 O ）三月间，三哥从天津回来，说黎元洪听说我回国了，要看我，叫我到天津去一趟。其时我们也正想扩充医院，因为虽然有几间病室，总是不够用；二则要盖一个手术室，因为中国旧式的房子改造的不合用。祖父的学生陈正友、蒯若木等等都愿帮我的忙，造一个好好的医院，并办一个看护学校，因其时自愿到我们医院来做和学看护妇的，已经有八个人了，而同时还不断地有人来问，愿意学习，所以一般人赞成我们同时办一个看护和产婆学校。我想黎来找我去，正是一个好机会，找他发起这事。他那时已不做总统了，可是对这些事上非常热心帮忙发起，所以二月十九日我就和三哥同到天津去。一到他家，看门的对我们非常客气，就对三哥说："是不是三小姐来了，总统和太太都记挂呢。"（因三哥常去他们家，也常提我。）他说带我们到后客厅里去看黎婶婶。我一看见她，我很诧异她只穿了一套黑洋缎的衣裤，还是十五年前在武昌看见时一样的，一点不像做过总统夫人的。样子举动都未变，只胖了些。见我就问长问短的，说："你叔叔外面有客。一下就来了，他常念你呢"，只十五分钟，忽然有一个人在我背后给我两个眼睛蒙上了，我问是谁？大家笑起来了，后面一个湖北黄陂口音的人问："你还是那样淘气害人吗？"我知道是黎叔叔了。谈了很多的事。他问我将来的宗旨在什么上，我说我的目的不仅止行医。我想办医学校和训练看护妇，但是不是一点力量可以做成的。他问我如何计划，我说："公家的事一时组织不起来，还有多少外行人在中间干涉，我不要。我愿意少数私人发起，组织一个董事会，捐点款，除医院外，开少数女医生和看护班，但是医院要有手术室的设备、 X 光线和细菌检查室等等，成功一个私人设备完全的医院。"黎笑笑，问我："打算须多少钱办呢？"我说最少十万八万，他又笑笑说："好，你去写一个计划书来，还要多找几个有名有力的人一同发起，我总算一个，可是不要半途而废。"我回说："那么黎叔叔现在应该答应他们做总统，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呢。"(那时正有人运动他做总统，他不肯）他大笑说还是这样快嘴，两手抱了我半天，外面催了两次来人了，他就出去了，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我帮你。"
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又到别处去看了几个人，和铁路局接头，每两星期在他们那儿看一天病，就借了我一个表弟家一间房子做诊疗室，当晚就回北京了。医院虽然有两个医生，可是李贯中从来不管产妇科的，我弄得一天离不开，所以每次到天津总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从前到各处去的太多了，我现在一听要动我就怕了，所以后来《食谱》出来以后，各处要我去演讲，我怕又像从前行医似的了，常常连吃一顿饭的工夫都没有。)
到了夏天。正遇皖直战争事起来，北京关了六天城，在这时可是一个病人也没有了，城里也没有菜卖了，鸭子反倒只卖四毛钱一只，因为填鸭的食没有了。北京这种鸭子，不是像平常的鸭子喂肥的，是养到相当大的时候就不管它吃不吃食，每天做好了食团子往它的口内填进去，又不让它走动得多，所以长得肥胖胖的，不短老粗（人若是只吃不爱动而肥胖，我们就叫他是"填鸭子")，可是停一天不喂就不好，两三天不给喂就死的，所以他们只得折本卖了。还有大茄子，多得不得了，四个铜板一个，还有西瓜便宜，也是因有存货而不能多留，并且不是必需的食物。那时人家都不买了。因阔人都早到天津去了，留下的都是穷人，只顾三餐而已，还有谁来吃零食呢？那么我们好了，终日吃鸭子、茄子、西瓜就吃得不停。还有平日病人送的东西我们放在一道，几个行医的人无事就坐到一道吃和闲谈。
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闷得不得了，膀子上绑了一个红十字布，坐一个洋车去看伤兵去，因为内务部发给我们一个红十字旗子，所以我们可以到前门车站接伤兵去。看见满街都是伤兵，我就和他们闲谈。正想叫他们抬些到我们医院来。看见中央防疫处的人在那儿忙着抬人呢。严智钟也在那儿。他一看我就很凶地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来救伤兵的。他给我拉在一边低低地对我说："你真胡闹，这些无知识的兵，你怎么可以弄到你们女医院去呢？快回去！"我翻翻眼睛看看他。我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干涉我和看不起我们女人呢？他觉得了，说："你要服务可到我们医院来，绝对不能让病人到你们医院去的，快回去！或跟我们一道走！"我不睬他，我就回来了。等了一下子金宝善来了（后来的卫生部长，其时在中央防疫处跟严做事，是我们同时在日本认得。介绍给严的），他说："杨大夫，严先生恐你生气，叫我来解说一下。那些兵胡闹得很，你若不相信可到我们那儿去看看。"我说："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这几天无事做，觉得无聊得很，既有能救人的事，何不去做做呢？不能做我正好休息休息好了，过一天再到你们那儿去看好了。"隔了两天，我和李、庞三个人一同去参观，真是可怕。有的睡在床上的，有的躺在地上的。大叫大骂的粗话不绝口，地上弄得一塌糊糟，东西就往看护妇脸上丢，换绷带时有点痛就用脚对看护医生乱踢。严、金都对我笑笑，我也回他们一笑，我知道我几乎惹出大祸来了。（可是后来几年的兵大不相同，文明的多了。)
在这以后一个半月内都无多事，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可有机会计划请人发起筹款和扩充医院等事。严、金他们虽忙，有时也常来我们医院内聊天，也给我们想想办法，打算找这个找那个的。严的父亲严范孙，也是当代的名人，也打算请他儿子去找他，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是贯中父亲的熟人，由贯中去。熊希龄是我父亲的朋友，归我找，还有蒯若木、林丙南（就是"九哥")、柏文蔚，他们都是由我找。这些人都答应了，只齐须李贯中亲自去一趟。事情将有头绪起来了，忽然一个我一生内的大变迁的事发生了。这是我计划的大打岔。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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