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工到寿星：一部百年史，观新旧中国
张美录
编者按：过了这个年，庙沟门镇沙梁村姬家尧子（组）的王玉其爷爷已是110岁了，长寿也是新闻，据了解，玉其老人在全榆林市算是长寿的人了。跟踪采写玉其老人日常生活并撰写成文，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揭秘老人长寿的原因，真心希望身边的老年人借鉴经验，健康长寿，不拖累儿女，高质量地生活；二是通过老人的口述，了解新旧中国，感知新旧社会，进而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老人的百年经历和命运转折，近乎和民族存亡、国家发展同步。早年遭遇祖国支离破碎、乱世枭雄、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悲哀和苦难；亲身感知了我们的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来的创举和喜悦。
马年正月初一，我通过微信向玉其二爷拜年：“祝二爷过年好！”过了一会，玉其二爷的大儿子王凤生回过话来：“感谢你记起我父亲，我回来十来天了，老人就是耳朵有些聋，其余一切都好，110岁了。”
去年九月初一，正是金秋送爽、五谷飘香时，也是玉其爷109岁的生日，他的52个子孙（外甥、外孙）欢聚沙梁古镇姬家尧子村(组))为他庆祝生日。玉其爷姓王，名讳玉其，弟兄三人，排行老二，生于1917年九月初一，属蛇，彼时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也是（中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护法运动爆发之际。玉其奶奶已于八十多岁时去世，已过去二十多年了，玉其爷一直与二儿子一起生活。
老人的一生，是平凡、勤劳的一生，是先苦后甜的一生。是旧社会的苦工，新时代的寿星。是一部巨著，记载了苦辣酸甜；是一面镜子，折射社会的变迁。
恐惧的幼年
古镇沙梁，地处陕西与内蒙古接壤地带，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亦是清朝、民国时期的商贸重镇。玉其爷没有念过私塾，但能断断续续讲故事。“我爷爷告诉我，同治七年闰四月，回军进犯府谷，攻下镇羌堡，沿边攻打孤山堡、沙梁古镇。”玉其爷思索了好久说，“大致十一月，回军又沿老路进攻沙梁，沙梁绅士请来准格尔旗蒙古兵驻军沙梁，回军一举杀害蒙古兵一百多人，就占据了沙梁。”另据《府谷通史》（谭玉山著）记载，同治九年春二月，回军又一次进攻沙梁古镇，被沙梁镇营官陈允和、姜桂题击溃；五月复攻沙梁，姜桂题杀回军六百余名，俘虏26人，回军撤退;同治十年四月，回军复攻，被陈允和、姜桂题等击溃败退。此后，回军被清军镇压，再未进犯沙梁。
玉其爷说：“听老人们说，好几年的回军入侵，沙梁人有家难回，有的隐藏于深沟中，一个月不敢烧火做饭；有的躲在半崖窨子里，全家被熏死。”“小时候一不听话时，大人就吓唬我们，吓得娃娃们就不敢乱跑、乱喊。”玉其老人回忆道，”民国元年（1912）、民国六年（1917）悍匪刘三林、卢占魁、杨侯小两次抢劫沙梁，致沙梁灾难重重。杨侯小最残忍，抓住人使用“剥人皮、割肉帘、下油锅”等方式，使沙梁人处于兵匪夹击的困境。““后来在萨拉齐遭遇绥远军团围剿，受伤了，肠子流出一大截，这个亡命徒自己将肠子填回肚里，后来在没有麻醉条件下做了手术，保住一条命。”玉其爷说，“坏人还是没好下场。”
“我出生之前，村里及周边人们大多数种洋烟（罂粟），收入比种糜谷、黑豆强多了，但交过税来，人们收入也没多少，绝大多数吃不饱饭。”玉其爷说。由此看来，玉其爷的幼年，满是战争的恐惧与食不果腹的饥饿。
苦难的童年
玉其爷小的时候，沙梁“五窑”“六铺”“七坊”已是遍布，祖上开办的是“义和常”油缸房，也就是七坊（油坊、酒坊、碾磨坊、豆腐坊、醋酱坊、毯坊、染坊）中他家就占有二坊，足见当时王家勤劳能干、发达昌盛。那时手工作坊的分工已经细化了，笔者的曾祖父（木匠，名讳宝城，石峡梁人）仅靠给沙梁和哈拉寨的油坊制作木楔（榨油时用于设备——杠杆及油垛的加固与校正），就足以维持生计。
当时沙梁的工业相当发达，据王英编著的《沙梁村志》和谭玉山著的《府谷通史》记载：“清末，全县有油房30多家，主要分布在哈拉寨、沙梁等地，从业人员300余人，年产量30吨左右。民国年间，油坊数量大增，全县较大的村庄均有油坊，近700百座，从业人数3000余人，年产量150吨，主要是食用和照明。”
玉其爷本有美好的童年，凭借祖父王豁子在沙梁二道街（后街）创办的“义和常”油缸坊，一度时期衣食充裕，家业兴旺。“那时候我才是十二、三岁，几个爹爹不成事，光抽大烟不做营生，秋冬榨油时我在油房帮忙，把握不了炒油籽火侯，只能上料，一天干下来，腰都立不起；高梁酿酒先在磨坊破碎，后期都是我人工推磨的，春夏制曲酿酒，重活依然都是我的，刚开始翻料手都磨破了。有一天，我倒装了6石粮食的酒坯，中午路过‘常盛喜’（主营麻花月饼等副食，沙梁蔺家开办），实在饿得不行了，还是没舍得买个饼子，挣下的钱家里人只买洋烟，开销一天赶不上一天。”玉其爷流下伤心的眼泪说，“家里五杆烟枪（只有一个爹爹不抽大烟），硬是把偌大的榨油、酿造产业抽塌垮；我们王家的产业原来从后沟门刘家转手而来，倒闭时，作坊又估价返回刘家。”
另据史料载，民国十七年（1928），陕西大旱，“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泉枯河瘦”；“殷实之家，举室啼饥；中下各户，引颈待毙”。连粮食也没有了，又没人干活，让‘义和常’作坊雪上加霜。民国十八年（1929）7月，杜斌丞到陕北拨赈高梁、玉米60万斤，府谷分得高梁8451斤、玉米19288斤，原本不多的粮食分到沙梁，实际是杯水车薪，已经全然顾不来发展加工业了。
鲁迅小说里说的“烟灯、烟枪、姨太太”是旧社会有钱、有权人的标配，“吸毒、赌博、嫖娼”是旧社会的三大毒瘤。据《府谷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1950年3月，府谷县人民政府严禁种植大烟，杜绝毒品泛滥。”“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让吸毒者自觉戒毒；另一方面开始查禁工作。截至1951年底，一大批男女二流子、吸毒赌博者通过教育改造，走上了正常生活、生产轨道，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卑微的少年
“义和常油缸房倒闭，五杆烟枪继续‘烧‘钱，我们家走上了下坡路，日子近乎揭不开锅，穷得连牛、羊都喂不起，种地只好用镢头掏。”玉其爷哽咽着说，“村里的史家、刘家、张家都有大牛，人家有牛犋，秋天就不缺粮食。”
据王英著的《沙梁村志》记述，从清末至解放前夕，沙梁战事不断，驻军走马灯似地变换，十分混杂，少有停息。沙梁百姓，屡遭兵燹，经受着沉重的负担。
“我爷爷抽大烟，我父亲和几个爹爹抽大烟，我再不出做营生一大家人怎过日子。”玉其爷回忆道，“在‘世珍成’楼院来了姓金的连长，和我大爹有相同爱好——抽大烟，能说上话了，给连长引见了我。”
“天无绝人之路”，自那以后，玉其爷有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伺候金姓连长。“哎，端茶递水，上街买东西，就是跑差……”玉其爷说，“金家是家族式的势力，一旦跑腿不勤，来迟走慢，拳打脚踢，盒子枪就指在头上，厉声喝道：‘他妈的！’要干这营生，就得忍气吞声；不过连长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亲热地叫我‘喜喜’。”
当记者问起“伺候人挣钱吗？”“没，还给挣钱了，只给吃饭！”老人说，“老百姓种下的粮食大多数交在楼院（四喇嘛连处），导致人没吃的，杆草（谷草）和黑豆喂了军部的牲口。那时候要500石粮，保长、甲长催住要了。”
记者采访当天，天气阴冷，先下着雪，后下雨，但玉其爷执意冒雨要去楼院（原三层，二、三层已毁）门前看一下，双手拄拐杖坐在楼院门前说：“我大致在这里伺候金姓四喇嘛连连长二三年，后来又伺候任连长二年多。”据王英《沙梁村志》记载，任连长属于国民党骑六师的一位副连长；四喇嘛连、常三连、杨六连、骑五连、鲁四连等，从民国初年开始，陆陆续续驻守沙梁。
飘荡的青年
“ 花无百日红，人无事事顺。”伺候完了四喇嘛连连长，玉其爷没活干了，贫穷和饥饿促使他不能坐而待毙，作为赤卫队成员又跟随红军打土匪。
“我二十多岁时就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入党可难了，可费上周折了。”玉其爷话峰一转，“我跟上红军部队到过神木打过土匪，孤山、府谷都打过。”具体红军哪一支部队，由于老人幼时没有上过学，再加上年事已高，语言表达不清，很难了解清楚。但据《府谷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许多群众主动要求红军去开辟他们的村庄，不少青年农民坚决要求’随红军’。神府地区游击区向东北延伸到府谷县城附近和孤山以南地区，西北逼近高家堡周围和神木城南一带。”这与玉其爷说的基本吻合。
玉其老人参加的部队应该是赤卫队，是红军在苏区组建的地方武装，半军事化，赤卫队人员平时分散居住，担负维护地方治安、打土豪、分浮财、清剿土匪武装、保卫根据地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战时立即集中，配合红军作战。而在府谷境内活动的主要是红三团、红一支队和红七支队，抗战爆发后，一部分游击队参加红军东渡，一部分留守保卫根据地。
玉其爷说：“当时除了地主、富农、敌、特家属子弟外，18至35岁的青壮年大部分参加了赤卫队，10人一个小分队，一乡一中队，一区一大队。”
1938年，中秋过后，马占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队整编为骑兵第五师和第六师，骑兵第六师第三团驻守沙梁，增设特务营。1939年8月，马占山去重庆述职回来，开始整训部队，处决、撤职、降职、调动了一批军官。慕新亚任师长的新编骑五师师部驻守准格尔旗沙圪堵（慕新亚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在马上双手打枪，命中率极高，战功赫赫，尤其在禁烟与断绝日商贩卖鸦片方面功绩显著）。新编骑六师师部驻哈拉寨，骑六师三团团部驻沙梁，驻防沙梁的挺进军部队主要是直属军部的特务连。提起任连长，他是东北挺进军部队直属军部的特务连连长，玉其爷因有一定人脉基础，又开始伺候任连长，是副连长，当地人称“任连副”，连部驻沙梁后街油房院。“任副连长也抽大烟，抽一遍就扔了。”玉其爷说，“我赶紧把他抽过头一遍的洋烟渣子揽起来，揣在怀里，拿回去让我大大（父亲）再抽。”据老人回忆，当时任副连长还带着一个大个女人，他就给这两位端茶倒水，端屎倒尿。老人的儿子王凤生说：“我爷爷可厉害了，我父亲要是弄不回洋烟连家都不让回。”
另据王英撰写的《沙梁村志》记载：“挺进军换防后，调整军事部署，骑五师撤离沙梁，骑六师三团驻沙梁，团部仍设在‘世珍成’楼院，特务连设在后街油坊院。”
从史料来看，清末民国初，各路军阀，大多数是’双枪将’，一手持火枪，一手持烟枪；而民以吏为师，许多人竟将吸食邪片当作时尚，人心涣散、碌碌无为。
奔波的壮年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三大移民，玉其爷也走过西口 。
“我在哈拉寨见过马占山一面，我们还给磕过头。”老人说，“沙梁派的是我，万家梁派的是万四常，还有好几个，我们到后套拉麦子给马占山部队后勤处，每一个牛车拉二石麦子（近四百斤），我们家里老老小小吃不开饭，挣下钱后勤处不给，我们一群人都给跪下。”马占山正在察看马棚，问他的随从道：“这些人是做啥了？”“我们说‘挣下的运费要不下’。”马占山比划着手势说：“起来，起来，明天就给你们。”“我们十个人都给了，是白洋，给了多少我不记着。”老人露出了笑脸说。
玉其老人提到的万四常，是我的外祖父，他生于1915年农历十月，80多岁时去世了。我对玉其爷说：“你刚说的万家梁的，是我姥爷。”“哦，是个好老汉！比我大两岁。”玉其爷说，“有一年西哈拉寨沟唱戏我们见过一面，你姥爷头上顶着一个铜锣锅，放满了油糕，凡是认见的亲戚朋友，一人一片油糕，万家梁是个出粮地方。”
我问玉其爷：“那时没有电话，你们走口外能相跟上了？”玉其爷说：“在川掌（今纳日松镇）或坝梁，基本都等上了。”玉其爷又接着说：“下了坝梁，再过马场壕，遇见引达嫂，吃吃喝喝唱曲子；遇见马大娘，吸吸塌塌哭鼻子。”这句话我的外祖父也给我讲过，引达嫂，是开饭店的，相当于驿站；马大娘，两个儿子一个被土匪杀了，一个因营养不良病死了，眼都哭瞎了，以拐棍探路，衣衫褴褛，所以尽管跑口外的人穷，还得给可怜的马大娘点吃的或钱物。“翻坝粱，刮怪风，两眼难睁。”“辣麻山野清米汤，老天爷赶在绝路上。”是当年西线西口路上真实写照！东面走西口也有顺口溜：“头天住古城，二天到纳林，走出二里半，拧回头来看，妹子还在房上站。”描述的是生离死别的场景。
“马占山杀了两个副官，原因是在路上两副官把走乏了的瘸牛换了老百姓的好牛。”老人得意地说，“那年七月，在路上我的牛也不瘸不乏，我的没换。马占山厉害了，清瘦，拄着拐棍，十二个随从，背着盒（匣）子枪，我那时二十多岁。”
“有一次，我们从内蒙古中滩驮的麻（旧时用于织布），赶着驴往口里返，”老人撩起他的上衣回忆道，“到了包头往回返时，遇见了日本兵，用麻杆扎我胸口，又用枪指着我说‘开路，开路’，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包头城，整个包头城里人们都恐慌。”此时，包头已经沦陷，被日本占据。
据老人讲，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马占山总司令到沙梁部署撤离军务，给当地军民讲了话，随后挺进军部队撤离。在沙梁底街“德和全”圪台上作了简短讲话，讲话内容振奋人心，大致意思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终于打垮了日本，今接到撤离军令，感谢连城镇（今庙沟门镇）老百姓几年来的给养与拥军。
1947年12月，解放军占领连城镇，沙梁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迎来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两天后，解放军大部队开往内蒙境地，参加解放神山战斗。为庆祝沙梁解放，沙梁党组织动员工商业者、学生、居民近500人，高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高呼“拥护共产党”等口号，散发传单，进行庆祝游行。玉其爷说，解放军来了秩序好，解放军宣传，‘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自己担水、扫院、遛马，和老百姓很亲切。”
劳碌的中年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
玉其爷说，“解放了，我就在农业社做营生。咱口里好水果，我们生产队三、四个人相跟上，赶上二饼子（笨重的木车）牛车，拉上花果上内蒙，换成麦子或白面拉回来，过了秤，如数交给农业社，再分给群众。”
另外，玉其爷见识广、懂“贸易”，农业社凡是买牛、买驴、买马这类技巧性工作都是他的，换句话说，玉其爷看一眼，就知道这些牲畜的老小、有无毛病；摸一把，就知道肥与瘦以及体重，都哄不了玉其爷，当然，玉其爷公而忘私、公道正派，是农业社队长和群众信得过的人。
玉其爷说：“我们那时有句话叫‘人要公，地要平，修渠打坝叠圪棱’。”玉其爷是个“好劳动”。当时木瓜公社柳沟村打大坝，是全县的重点工程，举全县劳力打坝淤地。“我那时正值中年，四个人提石鹅夯土最苦重，早上谷米山野粥根本吃不饱，劳动号子喊个不停，没一点休息时间，浑身出汗；还开展劳动竞赛了，我用独轮车推土，两个人给我往里铲土，反正谁也不说累，就那么干！”“哎！可惜我们打了好几年的坝，后来一场大水推（溃）了，当时听见这个坏消息，我们都哭了，那里有我们的辛苦！后来，又重新打的坝！”玉其爷眼泪打转地说。
愉快的老年
六十多岁的玉其爷赶上改革开放，他依然在农村种地，只是在种地之余，在农村集贸市场兼任买卖双方中介，也就是老人能顺应潮流，赶上形势，相对来说，劳动轻量化了。
“包产到户后，我就赶集，沙粱逢八、羊市塔逢七、庙沟门逢六、三道沟新庙逢五，人们买卖大牲口，喜欢让我给他们评判，都不让吃亏，公公道道，总之要双方达成一致。”玉其爷自信地说。
后来，玉其爷不满足小生意了，发现了商机，他决定再跑口外（内蒙）做大买卖。“上内蒙包头，再也不用赶牛车步走了，坐汽车，又快又省劲。包头的绵羊皮皮袄可便宜了，质量又好，穿出来好看，买回来后，我转三道沟、老高川、大昌汗、羊市塔这些地方卖皮袄，咱地方人抢得买了！”老人的儿子王凤生说：“那几年，我老父亲多挣钱了，给我们弟兄几个成家立业，贴补家用，赶上趟子了！现在回忆起来，老父亲为我们五个儿女可是劳碌上了，无论怎样，我们几个要孝尽老父亲！”事实上，几个子女及子孙都很孝敬，在村口给老人盖了五间大房子。一有空，老人坐在大门口晒太阳，身边卧着小狗，看着门前车辆来来往往，非常愉快。长孙在内蒙做生意，也经常回来看爷爷，“我一回来，我爷爷就想往倒跌了，我们要不在，他可怕跌了，专就想让我扶他了” 。
幸福的晚年
“子女、儿孙们拿来的好吃东西，放满了桌子，根本吃不完，好多都放坏了！”玉其爷得意地说。
“大（父亲），你现在一月公家给你多少钱？”大儿子王凤生有意问老人。“你给我领着，还不知道？考我了？”玉其爷说，“一月一千多，村里数我高了！共产党领导得好！社会主义好！“
大儿子王凤生说：“我大就爱在老家住，一日三餐，都是送了，我们有个亲戚开饭店着了，我们给出钱。”
在采访的过程中，远在包头的大女儿（已80多岁）打来电话问：“大大身体好着了哇？”“挺好！一切都好。”王凤生说，“你也好着了哇？感冒了？好好穿上衣服！”此时玉其二爷由笑脸变得严肃起来：“你们也七、八十了，我这活得寿大，有时也担心你们……”
长寿的秘决
在采访返程的路上，我问老人的儿子：“老人为啥这么长寿？”
大儿子王凤生说：“这多少年来，亲戚们来看望我父亲时绝大多数提的是牛奶，我父亲可多喝了牛奶了；老父亲长寿出了名了，市上领导、县上镇上的、有关部门的都很关心我父亲，年年慰问关心！”从营养学的角度看，牛奶中的蛋白质容易被人体吸收；而牛奶中的钙，增加了人体骨密度，因此老人身体硬朗，一百多岁，依然可自己行走，从不坐轮椅。
“再就是我父亲不生气，从我记事起，没听见和村里的老老小小吵过架。”儿子王凤生说，“我父亲从来不喝酒，一辈子滴酒不沾，但是烟抽了。”
“长寿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我开玩笑地问老人的大儿子说，“还是担心你二弟，几个子女里，老人唯一不放心的是二弟！”
王凤生说：“或许是，我二弟耳朵聋，一辈子没娶媳妇，一直和我老父亲一起生活，尽管二弟也近七十岁，在老父亲眼里，还是一个孩子；在照顾老父亲方面，老二比我们两个付岀得多！”
但笔者发现还有一条是老人爱看古装戏、电视剧，采访当天，正好是沙梁村过四月初八传统庙会，那天天很冷，老人几次提出他想到沙梁街上看戏，但担心老人天冷引发感冒，还是没让去。又一次，笔者回农村老家，那当然是夏天，老人在老爷庙院子里看戏，和周围的人谈论戏里戏外，谈笑风生！”当然，老人还爱参加村里逢年过节的秧歌活动，一百零三岁时，依然参加扭秧歌活动。
另外，又一次采访的中午，大约是春季，老人的大孙子接待了我们，中午我们在家吃的是羊杂碎米饭，可老人喝了一碗杂碎，吃了一个馒头。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每日消耗能量的来源，也没有刻意吃些反季节的新鲜蔬菜，实际就是顺应四季养生。
采访过程中，老人略有倦意，大儿子说：“我父亲爱照相，今天可多照了；爱跟人拉话，今天可说得累了，说得不想说了。”随后老人就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看来长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睡眠好！
老人见证了建党（开天辟地）、建国（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惊天动地）、改革开放（翻天覆地）、新时代（顶天立地）的创举和喜悦。“吃得苦中苦，方能甜上甜。”在生活的逆境中，只要有一线生机，挺过去，便是豁然开朗，前景广阔。慨叹这个伟大的时代，江山壮丽，人民豪迈，衣食无忧，安然生活，这些皆来自强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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