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老一辈将帅做错事,光明正大拎着好酒上门认错的吗?刘亚楼将军就干过这样的事,这事说出来,到今天都让人佩服他的磊落。当年他才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碰上红军最艰难的时刻,误信了旁人的小报告,把战友熊伯涛的党籍给开了,这事搁他心里记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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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伯涛比刘亚楼大六岁,参加红军的时间却比刘亚楼晚了两年。刘亚楼1929年就加入了红军,熊伯涛直到1931年底宁都起义后,才进入红军大部队。一开始两人不在一个军团,刘亚楼在红一军团,熊伯涛在红五军团,很长时间都没什么交集。

1933年8月,熊伯涛调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当参谋长,当时该师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这才是俩人第一次正式共事。一年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李德把战略转移搞成了大搬家,带上一大堆笨重装备和坛坛罐罐,硬生生拖慢了行军速度,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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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走到湘江边就掉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八万多人的红军队伍,过了湘江就只剩下三万多人。可李德依然固执要按原计划去湘西,和贺龙的部队会师,全然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在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红军往口袋里钻。

那时候整个红军处境都极差,远离苏区没有后勤保障,吃饭穿衣救治伤员全是难题。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发牢骚说怪话的有,偷偷开小差的也有。这些问题,红二师多多少少也存在,刘亚楼作为政委,对思想工作抓得特别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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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关头,有人给刘亚楼打了小报告,说熊伯涛立场不坚定,想要投靠老长官冯玉祥。说起来这事真挺冤的,当时行军路上闲得慌,战友们知道熊伯涛过去在冯玉祥手下当过兵,就撺掇他讲点冯玉祥的故事听。熊伯涛没架子,就把自己听过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说了,还随口提了一句冯玉祥当年在西北办过一些好事,和蒋介石不一样。

本来就是行军途中解闷的闲聊,架不住有心人添油加醋。当时宁都起义过来的部队,本来就有一些人对旧出身的军官不放心,甚至还有过“要兵不要官”的说法,不少起义过来的军官都被降职或是送走了。这么一加工,这话到刘亚楼耳朵里,完全变了味道。

刘亚楼当时才2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又赶上部队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开小差的情况屡禁不止,他没多想就信了这一面之词。当即召开支部会议,要对熊伯涛进行思想帮助。熊伯涛哪想到随口闲聊惹出这么大的祸,心里觉得委屈,就辩解了两句。

哪知道这反倒被认定是态度不好,最后直接给了开除党籍的处分,把他调到教导营当教员。换一般人遇上这种无妄之灾,说不定早就心灰意冷了,熊伯涛没有。他没有就此消沉,还是和往常一样,兢兢业业做好手里的工作。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他还主动帮助身边不少掉队的战友,他的表现组织全都看在眼里。

长征走到哈达铺的时候,组织就给熊伯涛恢复了党籍。到达陕北之后,熊伯涛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没多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被调到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当参谋长,和杨成武搭档。平型关战役结束后,他跟着独立团挺进华北开辟敌后根据地,打了不少硬仗苦仗,靠着战功一步步升到了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刘亚楼那阵子先在抗大当教育长,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军事,直到1945年8月才回到国内。解放战争爆发之后,熊伯涛和刘亚楼在东北战场重聚了。当时刘亚楼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熊伯涛是十二纵副司令员。

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历练,刘亚楼早就褪去了年轻时的毛躁,变得沉稳成熟,想起当年误信人言错处熊伯涛的事,他心里一直特别后悔。那时候俩人都在东北野战军任职,要是他这时候出来道歉,之后但凡给熊伯涛调整一下职务,旁人肯定会说闲话,觉得他是为了补当年的错破格提拔,对熊伯涛的名声也不好。

所以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都把这事压在心里,没提过道歉的话,就等着合适的机会。新中国成立之后,刘亚楼出任刘亚楼当即自己掏钱买了两瓶茅台,专门跑到熊伯涛家里,为当年误信一面之词错开他党籍的事,认认真真道了歉。这事隔了快二十年,熊伯涛早就看开了,他也明白当年刘亚楼是为了部队稳定,不是故意针对自己。俩人解开了心结,当场开酒,把酒言欢,依旧是要好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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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司令员,熊伯涛到公安部队当副参谋长。两人分属不同系统,工作上没什么牵扯,也就不存在什么避嫌的问题了。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