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咱得承认这么一件事，就明朝那二百多年，从头到尾，“倭寇”这俩字就没在史书里消停过。朱元璋开国的时候就有倭寇在山东沿海抢东西，到了嘉靖朝闹得最凶，几十号倭寇就能从浙江杀到南京，十几万明军不敢露头，而戚继光带着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砍倭寇砍得刀都卷了刃，但是也没真正完全根绝倭乱！
可怪了，一到清朝，从顺治入关坐了龙椅，一直到道光朝鸦片战争之前，整整快二百年，倭寇这玩意儿就跟东北三九天的蚊子似的，凭空就蒸发了，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
于是就会有那么几个货开始靠这个吹牛X，说什么那肯定是清朝的八旗兵能打，比明朝的卫所兵厉害多了，把小日本吓破了胆，不敢来了呗！
我跟你说，但凡能说出这话的，纯纯是被电视剧忽悠瘸了，根本就没搞明白，这倭寇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我今天就把这事儿的底给你扒得明明白白，让你看看这里面的弯弯绕，到底有多让人恶心。
咱先不说清朝咋样，先把倭寇这玩意儿的祖宗十八代给你唠明白，不然你根本看不懂后面的事儿。
这事儿的根子，得从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说起。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天下看着是平定了，但东南沿海还有个不好解决的大隐患。当年跟他争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都是靠海上贸易起家的盐枭，战败之后，手底下的残余势力没被清干净，全退到了舟山群岛这些海岛上，跟海外的势力勾连在一起，时不时就上岸抢一把，闹得沿海鸡犬不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兰秀山之乱”。
为了彻底掐断这些人的活路，巩固刚打下的江山，朱元璋直接下了死命令：海禁。洪武四年，第一道海禁令就下来了，“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之后这政策越收越紧，到最后直接写进了《大明律》。
我给你看看《大明律》里的规定，你就知道有多严格了：“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啥意思？给你翻译成人话：你敢带点铁器、绸缎下海做生意，就打你一百大板，东西全给你没收；你要是敢带人、带兵器下海，直接给你绞死；要是敢给海外势力通风报信，直接砍头。后来更是加码，连造三桅以上的大船都是死罪，你把船卖给外国人，为首的直接斩，从犯发配充军。
站在朱元璋的角度，这招确实管用，直接把海上的反贼给困死了。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一件事：东南沿海的老百姓，根本不靠种地活。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自古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能种粮食的平地少得可怜，山地占了一大半。祖祖辈辈都是靠海吃海，出海打渔、煮盐、跟海外诸国倒卖点东西，就能养活一家子。海禁一下来，等于直接把所有人的饭碗给砸了。
不让出海打渔，渔民没了活路，不让私自煮盐卖盐，盐民没了收入，不让跟海外通商，那些靠海运吃饭的商人、船工、搬运工，一夜之间就成了无业游民。内陆的好地早就被豪强地主占完了，留在原地，要么饿死，要么犯法。人总要活下去，当合法的生路全被堵死，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剩一条路：铤而走险，搞走私。
而当时的海上走私，利润高到人不敢想。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在国内是平常东西，运到日本、东南亚，转手就能卖出十几倍的价钱。哪怕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也有无数人愿意赌一把。
但走私毕竟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重罪，你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得有武装。既要防官兵抓你，也要防同行黑吃黑，抢你的货。于是，这些走私商人，就开始勾连海上的海盗，还有从日本来的浪人。
啥是浪人？就是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六十六个大名天天打仗，打得昏天黑地，大量的武士在战乱里丢了主君、没了封地，除了打仗杀人啥也不会，在日本活不下去，就飘洋过海来中国讨生活。这些人刀口舔血，战斗力强，而且便宜，中国的走私商人们一拍即合，出钱雇佣这些日本浪人当保镖，当打手。
更鸡贼的是，每次走私活动被官府发现，或者他们上岸抢了东西，对外全宣称是“倭寇来犯”。为啥要这么干？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对走私团伙来说，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老百姓怕，官府也先入为主觉得是外敌，没人会想到，背后主事的全是本地的商人、豪强。对地方官来说，这事儿更划算。要是上报是本地百姓造反、走私，自己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杀头抄家；可要是上报是倭寇入侵，那是外敌来犯，不仅不用担治理不力的责任，还能光明正大跟朝廷要军饷、要粮草，甚至还能借着剿倭的名义，中饱私囊。
说到这儿，你该明白为啥说倭寇的主力其实根本不是日本人了吧？《明世宗实录》里明确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当时负责抗倭的官员郑晓，在《四夷考》里说得更直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10个所谓的倭寇里，顶多2个是真日本人，剩下8个全是咱们自己人。甚至有的地方，真倭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全是本地老百姓假扮的，就为了抢完东西，官府查不到自己头上。
那些史书里赫赫有名的倭寇大头目，不管是王直、徐海，还是陈东、叶麻，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尤其是王直，那可是个传奇人物，人家本来是安徽徽州的盐商，脑子活，胆子大，后来看海上走私赚钱，就带着人下海了。
刚开始王直是跟着福建的许栋兄弟混，在双屿港做生意。这双屿港当时可了不得，就在现在的舟山六横岛，号称“东方第一走私港”，里面全是中国的走私商人、日本浪人，还有葡萄牙人，光停的船就有几百艘，比当时明朝任何一个官方港口都热闹。后来朱纨把双屿港端了，许栋被杀，王直就带着队伍去了日本的平户岛，在那里建了自己的贸易基地。
你知道王直当时在日本有多牛掰吗？据《筹海图编》记载，他造的大船，一百二十步长，能容纳两千人，甲板上能骑马往来，比当时明朝官方的战船都大得多。他出行的时候，穿绯袍，系玉带，打金顶五檐黄伞，身边五十个侍卫，全是金甲银盔，拿着明晃晃的大刀，那叫一个威风。日本的三十六岛的大名，全都听他指使，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亲自出城迎接他，给他送房子送地，就为了巴结他。为啥？因为王直手里有钱，有枪，有船，你得罪了他，他分分钟就能帮着你的对手干你。王直甚至直接在日本自称“徽王”，连日本天皇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后来胡宗宪当浙江总督，想招降王直，王直也给朝廷上了《自明疏》，说得明明白白：只要朝廷放开海禁，让他合法做生意，他立马就投降，还能帮着朝廷管着海上的秩序，保证再也没有倭寇。结果呢？王直投降之后，朝廷翻脸不认人，直接把他给抓起来，在杭州官巷口刑场给砍了头。王直临死前就说了一句话：“死我一人，苦两浙百姓十年。”结果呢？他死了之后，他手下的那些人，没了约束，全都成了倭寇，东南沿海的倭乱，反而更凶了，只能说明朝这事办的确实糊涂！
说到这儿，就得提一提大明朝最丢人的一件事儿，就是嘉靖三十四年，那股只有53个人的倭寇，愣是横扫了三个省，杀到了南京城下。这事儿不是我瞎编的，《明史·日本传》里写得明明白白，连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七，这53个倭寇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陆，上岸就把船给烧了，破釜沉舟，就是来玩命的。然后他们从浙江上岸，一路洗劫了杭州、严州、徽州、宁国、太平，整整二十多个州县，转战浙、皖、苏三个省，行程三千多里，横行80多天，最后直接杀到了明朝的留都南京城下。
这股倭寇一路上杀了多少人？史书里记载的是杀死杀伤明朝官兵四五千人，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全是朝廷的正经官员。最离谱的是，他们攻打南陵县城的时候，四个县的明军过来包围他们，明军放箭射他们，这帮倭寇竟然能手接飞矢，不是他们武功有多高，是明朝的卫所兵用的弓，软得跟面条似的，箭射出去没力道，人家伸手就能接住。周围的明军一看，吓得直接哗的一声，全跑了。
最后这股倭寇到了南京城下，领头的穿着红衣服，骑着马，打着黄盖，带着人就往大安德门冲。南京城里的兵部尚书张时彻，竟然直接下令闭门不出，连城门都不敢开。当时南京城里有多少驻军？整整十二万！愣是不敢出城跟这53个人打。你说这叫特么什么事儿？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倭寇太能打了。可拉倒吧，后来这股倭寇在苏州浒墅关，被明军围歼了，就这么点人，能折腾这么久，根本不是他们能打，是明朝自己烂透了。
当时的卫所制度，早就烂得不成样子了。朱元璋当年设计的卫所制，是御兵于农，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可到了嘉靖年间，卫所的土地全被千户、百户这些当官的给占了，士兵成了给他们种地的佃户，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训练了。卫所的额定兵员，比如观海卫，本来额定5600人，实际只剩1200人，还全是老弱病残。战船十艘里只剩一艘，还全是漏水的，盔甲铁叶锈穿，棉絮霉烂，火铳开炮能炸膛，你让这些人去打倭寇，不是让他们送死吗？
更关键的是，沿海的老百姓，根本就不帮着官府，反而给倭寇带路、送吃的、送补给。为啥？因为官府的海禁，把老百姓逼得活不下去了，在他们眼里，官府才是砸了他们饭碗的仇人，这些所谓的“倭寇”，反而能给他们带来活路，能让他们靠着走私赚点钱，养活一家子。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为了平嘉靖倭乱，明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前后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到东南沿海，砸进去了13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大明整整4年的财政总收入。虽然出了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抗倭名将，戚家军战无不胜，把倭寇打得闻风丧胆。但所有人都明白，靠打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要海禁还在，只要老百姓的生路还被堵着，杀了一个王直，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王直冒出来。
而这个死循环，一直到嘉靖皇帝驾崩，隆庆皇帝登基，才终于被打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就说了一句大实话：“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啥意思？就是你让老百姓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人家就是安分守己的商人，你非要把人家的活路全堵死，人家拿起刀就是亡命的贼。他请求朝廷放开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合法出海贸易，把非法的走私，变成合法的生意，从根上解决倭乱。
隆庆皇帝也是个明白人，没有抱着“祖制不可改”的死理，直接就准了，下令在福建漳州的月港，放开海禁，允许民间商船领了“船引”，也就是出海许可证，合法出海到东洋、西洋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隆庆开关”。
你可别以为这开关是随便开的，人家有规矩，但就算是有限的开放，也比之前提着脑袋走私强太多了。刚开始每年只发50张船引，后来不够用，涨到了100张，再后来东西洋各限44只船。引税也不贵，刚开始去东西洋的船，每引交3两银子，后来涨到6两，去台湾的每引1两，后来涨到3两。除了引税，还有水饷、陆饷，都是按船的大小、货物的多少收税，明码标价，比之前偷偷摸摸走私，被官府抓、被海盗抢，强太多了。
当然，隆庆开关也不是完全放开，有一条死规矩：严禁前往日本贸易，去了就算通倭，是死罪。但这已经足够了，中国的海商，可以光明正大地出海，到马尼拉、暹罗这些东南亚港口，跟日本商人做转口贸易，绕开了禁令，也不用再冒着杀头的风险搞走私了。
你猜怎么着？这道圣旨一下，困扰了明朝两百年的倭寇之乱，短短几年之内，就迅速平息了。《明史》里只用了五个字，就记录了这个奇迹：“倭渐不为患。”
道理太简单了。能光明正大地出海做生意，安安稳稳赚大钱，谁还愿意提着脑袋，去干杀人放火的海盗勾当？那些之前横行海上的走私团伙，绝大多数都摇身一变，成了合法的海商，之前雇的日本浪人打手，自然也就没用了，该回日本回日本，该干啥干啥。
隆庆开关不仅平了倭乱，还给大明朝续了命。根据历史学家全汉昇的研究，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这77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一都流到中国来了，总量保守估计有3.53亿两，甚至有学者算出来有5亿两。当时的月港，那可是“天子南库”，每年收的关税，从刚开始的几千两，涨到了万历年间的十几万两，给大明朝的国库填了不少窟窿。要不是隆庆开关赚了这么多钱，万历朝的三大征，根本就打不起来，明朝说不定早几十年就亡了。
除了隆庆开关，明朝还给倭寇之乱，补上了最狠的一刀，那就是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直接把日本打怕了，三百年不敢往大陆伸爪子。
隆庆开关之后，虽然大规模的倭乱没了，但日本国内的战国乱世还没结束，还是有零星的浪人，想着飘洋过海来中国捞好处。直到丰臣秀吉的出现，把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丰臣秀吉靠着连年征战，基本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国乱世。1588年，丰臣秀吉直接下了《海贼停止令》，严厉打击日本国内的海盗，严禁各路大名跟海盗勾连，从源头上，就掐断了浪人出海当海盗的路子。
当然，丰臣秀吉也不是个安分的主。统一日本之后，他的野心爆棚。那些从中国回来的浪人，跟他说大明遍地黄金，但是军队不堪一击，全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卫所兵。加上西方传教士一顿忽悠，丰臣秀吉直接恶向胆边生，制定了一个蛇吞象的计划：先打下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征服大明，把首都迁到北京，甚至还要拿下印度，建一个横跨东亚的大帝国。
1592年，丰臣秀吉调集了15万大军、700多艘战船，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悍然入侵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当时的朝鲜，承平了两百多年，武备废弛，军队根本就不能打，日军一登陆，朝鲜军队一触即溃，仅仅20天，汉城就陷落了，两个月之后，平壤也丢了，朝鲜国王李昖带着皇室宗亲一路北逃，最后跑到了鸭绿江边，隔着江向明朝泣血求援。
当时满朝文武，有说打的，有说不打的，吵得不可开交。很多人说，朝鲜是藩属国，没必要为了它花那么多钱，动那么多兵。可万历皇帝虽然几十年不上朝，在大事上一点都不糊涂，直接拍板：打！必须打！人家说了，朝鲜是咱的藩属国，人家被欺负了，咱不能不管，更重要的是，这小日本的野心不小，占了朝鲜，下一步就该打咱了，不能惯着他。
然后就派了李如松，带着四万多精锐，跨过鸭绿江，去打日本人。李如松那可是咱东北出来的狠人，他爹李成梁，那是辽东总兵，镇守辽东几十年，蒙古人见了都怕，野猪皮都是他家奴。他带的兵，全是辽东铁骑，还有戚家军的余部，那都是实打实的精锐，跟沿海的卫所兵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李如松到了朝鲜，第一仗就是平壤之战。当时平壤城里有一万五千日军驻守，李如松带着明军，一天就把平壤城给拿下来了。《李朝实录》里记载，这一仗，明军杀了一万三千多日军，明军才伤亡了几百人，给日本人打得魂都飞了。
最狠的是露梁海战，1598年，丰臣秀吉死了，日军要撤退，中朝联军在露梁海设下埋伏，把日本水军堵了个正着。这一仗，击沉了日军200多艘战船，杀了一万多日军，日本最能打的萨摩兵，损失得干干净净，后来关原合战的时候，岛津义弘只能拉出1500人参战。
这场仗，前前后后打了七年，明朝花了800多万两白银，虽然耗空了国库，但也彻底把日本给打怕了。丰臣秀吉本来就有病，一听前线大败，直接就气死了，临死前还喊着“快把我的兵从朝鲜撤回来”。这一仗之后，整整三百年，日本再也不敢往大陆这边伸爪子，就算有零星的浪人想过来捞好处，也成不了气候。到了这一步，倭寇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在明朝就已经被基本解决了。
咱唠完了明朝这边，再瞅瞅隔壁日本，他们那边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直接把倭寇的根给刨了。
丰臣秀吉死了之后，德川家康就起来了，在关原合战里把对手全收拾了，1603年建立了德川幕府，也就是江户幕府，彻底掌控了日本，开启了日本两百六十多年的幕府统治。德川家康跟丰臣秀吉的脑回路完全不一样，他不喜欢对外扩张，更喜欢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让全日本的人都老老实实的。
当时有两个事儿，让德川家康特别头疼。一个是天主教，西方的传教士在日本闹得挺凶，很多老百姓甚至大名都信了天主教，德川家康就怕了，寻思着这老百姓都信洋教了，还能听我的？万一哪天他们借着宗教的名义造反，我可扛不住。另一个就是对外贸易，西南的那些大名，靠着跟海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买了不少火器，实力越来越强，万一哪天跟我对着干，怎么办？
于是，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连续五次颁布了锁国令，一道比一道狠，直接把日本给彻底锁死了。
第一次1633年，除了有幕府颁发的许可证的船，严禁所有日本船只出海，海外侨居不满5年的日本人可以回国；
第二次1634年，内容跟第一次差不多，就是加码管控，严禁天主教传播；
第三次1635年，直接玩狠的了，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海，严禁所有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归国，哪怕你在海外待了一天，回来也是死罪，同时全面禁绝天主教；
第四次1636年，又加了码，葡萄牙人和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全部驱逐出境，敢藏着的直接杀头；
第五次1639年，直接禁止葡萄牙船只来日本，只准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在长崎这一个港口做生意，而且全程都有幕府的人看着，连跟老百姓说话都不行。
这五道锁国令一下，直接从根上，把倭寇的日本源头给断了。之前浪人还能偷偷坐船出海，现在连海都不让你靠近，连能出海的大船都不让你造，拿什么飘洋过海来中国？总不能游过来吧？那些之前靠支持海盗赚钱的大名，现在被幕府收拾得服服帖帖，别说支持海盗了，自己家的人敢出海，都得被抄家灭族。
长崎的荷兰商馆有记录，1624年到1644年之间，日本海军就击沉了超过117艘可疑的出海船只。在德川幕府的严厉打击下，日本国内的海盗势力几乎被彻底肃清，连出海的船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倭寇，能飘到中国沿海去作乱？
一边是明朝这边，隆庆开关，走私商人都变成了合法海商，没人再雇日本浪人了，另一边是日本这边，德川幕府锁国，浪人连出海的机会都没有了。两边一合力，倭寇的生存土壤，基本就被铲干净了。说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就算没有清朝，倭寇之乱，也已经走到头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清朝的政策，确实给倭寇之乱，补上了最后一刀，彻底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是，清朝的解决办法，跟很多人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靠八旗铁骑能打，把倭寇打服了，而是用了一种极端到极致，代价也大到极致的办法，彻底消除了倭寇生存的所有可能。这套办法，就是迁海令，还有比明朝严厉一百倍的海禁政策。
很多人不知道，清朝入关之后搞海禁、搞迁海，最初的目的，根本不是防倭寇，而是防郑成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本来就是明末东南沿海最大的海商头目，手里握着一支称霸东亚海域的船队。郑成功继承了父亲的势力之后，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坚持抗清，屡次带着水师北上，甚至一度打到了南京城下，震动了整个东南半壁。
对清朝来说，郑成功的威胁，比当年的倭寇大了一万倍。郑氏集团靠着海上贸易，源源不断地赚钱，买西洋火器，练军队。而沿海的老百姓，跟郑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偷偷给他们送粮食、送药材、送铁器，清军根本没办法彻底切断他们的补给。
为了彻底搞死郑成功，清廷在顺治十二年，就下了第一道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但效果不大，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清廷彻底慌了手脚，采纳了叛将黄梧的“灭贼五策”，正式颁布了《迁海令》，把海禁推向了极致。
这道命令，简单粗暴到了极点。从北到南，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所有沿海省份的居民，全部强制往内陆迁30到50里。你家的房子，全部焚毁；你家的渔船，全部凿沉；你家的盐田、渔网，全部毁掉；甚至连海边的树木青草，都要全部砍光烧尽。片板不许下海，寸草不留。
朝廷在迁界的边界，筑起了界墙，立了界碑，建了炮台和哨所，拨兵戍守，敢越界一步的，不管你是去打渔，还是去找丢的东西，不管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就这么着，清廷硬生生在中国万里海疆上，造了一个宽几十里、绵延上万里的无人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理隔离。
这套办法的逻辑，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倭寇也好，海盗也罢，来沿海是干嘛的？抢钱、抢粮、抢补给啊。现在我把沿海的人全迁走，东西全烧光，连个活人都没有，连间空房子都不剩，你来了之后，别说抢东西了，连口喝的水都找不到，你还来干嘛？等你飘了几个月过来，连口饭都吃不上，不就是等着活活饿死吗？
事实也确实如此。迁海令实行之后，别说倭寇了，连郑成功的抗清势力，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沿海的补给和支援，只能退守台湾。那些零星的倭寇，就算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过来，面对的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别说劫掠了，连生存都成问题，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但是，这套“解决办法”的代价，就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人间浩劫。
清初的福建人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里写：“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你以为这迁海令就是搬个家？那可太天真了。清朝的官兵拿着刀枪逼着你，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不走就直接砍头，房子直接烧。福建长乐、福清的县志里写，官兵们“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有压死者”。老百姓们只能挈妻负子，拖家带口往内陆逃，路上全是饿死病死的人，哭声震天。
广东的情况更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写，“粤东沿海居民，死者以万计，逃入安南者不计其数”。在广东潮阳，老百姓舍不得离开家，聚众留在界外，直接被清兵以谋反为名，全部杀光。浙江温州，有个渔民背着八十岁的老母亲撤离，老人执意要带走妈祖像，结果被清兵一箭射中后背，当场就死了。
更残忍的是，这场灾难不是一时的，而是长达29年的漫长煎熬。内迁的老百姓，无房可住，无田可耕，无饭可吃。福建的县志里写，迁界之后，三百万亩良田直接废弃，数万坎盐田成了泥沼。老百姓们富者变贫，贫者饿死，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惨状，男孩一斗粟，女孩只要100文铜钱，价格低到令人发指。
现代学者估算，在迁海令实施的二十多年里，直接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万，间接死亡的更是不计其数，东南沿海的经济，直接倒退了五十年。你说，这代价大不大？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带着清军水师收复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投降，明郑政权覆灭。心腹大患没了，清廷才在第二年，废除了迁海令，允许沿海百姓回到故土，同时放开了海禁，设了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允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
但是，清朝的开海，跟明朝的隆庆开关，根本不是一回事。清朝的开海，有着极其严苛的限制：严禁建造双桅以上的大船，船上的人数、带的粮食、铁器，都有严格的上限，出海的渔民，全部编入保甲，实行连坐，一家出事，十家连坐，甚至连出海的航线、回来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晚回来一点，就按通敌处理。
《大清律例》里写得更狠：“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乡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斩首。”说白了，就是只要你下海搞走私，直接按谋反罪砍头，比明朝狠多了。
可以说清廷虽然放开了海禁，但骨子里，对海上贸易、对沿海百姓，充满了戒备和恐惧。他们从来没想过，靠放开贸易让百姓安居乐业，而是始终想着，怎么用最严的管控，把百姓牢牢锁在土地上，防止他们跟海外势力勾连，威胁自己的统治。
到了乾隆年间，这种戒备，直接到了顶峰。引爆这一切的，就是洪任辉事件。
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任辉，因为不满粤海关官员的敲诈勒索，还有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竟然直接坐着船，从广州一路开到了天津，把状纸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告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一状。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乾隆。他生气的，不是官员贪污，而是一个洋人，竟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找到中国人帮他写状纸，竟然能一路从广州开到天津，直接告到自己面前。在乾隆看来，这就是典型的“中外勾结”，是对大清统治的巨大威胁。
最终的结果，乾隆虽然革了李永标的职，却给洪任辉定了个“勾结内地奸民，违反通商律”的罪名，把他圈禁在澳门三年，之后驱逐出境。而那个帮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亚匾，直接被斩首示众，就是为了杀鸡儆猴，看谁还敢跟洋人勾结。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件事，乾隆直接下令，关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进行有限的对外贸易。而且还规定，外国商人只能跟广州十三行打交道，不许和内地百姓有任何接触，不许学汉语，不许买中国书，甚至连出门逛街都有时间限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口通商”，也是清朝彻底闭关锁国的标志。
从那以后，清朝的国门，几乎被彻底关上了。官方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民间的海上贸易，被限制到了极致。而倭寇之乱，也在这种极端的锁国政策之下，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存空间。道理太简单了。连合法的出海打渔、做生意，都被管得死死的，更别说走私了。沿海的百姓，被保甲连坐绑在了土地上，别说勾结海盗了，连出个海都要层层审批，全程被监控。海上没有了走私商船，没有了能给倭寇补给的百姓，甚至连个能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倭寇就算来了，也只能是自投罗网。
但是，这里得说句公道话，倭寇在清朝消失了，但海上的贼可没绝。很多人说清朝没倭寇就没海盗了？那纯纯是瞎扯。乾隆末年一直到嘉庆年间，东南沿海冒出来一个叫蔡牵的大海盗，那势力，比当年的王直都不差。
蔡牵是福建同安人，跟王直是老乡，本来就是个普通的渔民，就是因为清朝的海禁太严，活不下去了，才在乾隆五十九年下海当了海盗。人家的队伍越做越大，最鼎盛的时候，手里有200多艘战船，好几万人马，纵横福建、浙江、广东的洋面，劫船越货，封锁航道，坐收“出洋税”，没有他的令旗，商船休想平安通行台湾海峡，简直就是海上的皇帝。
嘉庆十年，蔡牵带着一百多艘船攻打台湾，用沉船堵住了鹿耳门，阻止清军登岸，还联络了台湾本地的起义军，攻克了凤山县，围了台湾府城，在沪尾也就是现在的台北淡水，建立了政权，奉明正朔，建元“光明”，自称“镇海威武王”，还刻了“光明正大”的玉玺，全台为之震动。
最狠的是，嘉庆十二年，蔡牵在黑水洋跟清军水师大战，直接一炮把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给打死了。李长庚那可是清朝当时最能打的水师将领，朝廷花了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就这么被蔡牵给干嘎了，一时之间震惊朝野。清廷调集了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水师，花了整整五年，才在嘉庆十四年，把蔡牵围歼在黑水洋，蔡牵知道跑不掉了，直接用船尾的大炮炸沉了自己的坐船，跟妻子、儿子一起沉海而死。
除了蔡牵，还有凤尾帮、水澳帮等大大小小的海盗团伙，嘉庆初年，东南海上全是海盗，清军根本就管不过来。这说明啥？说明只要海禁政策在，只要沿海老百姓的生路被堵着，武装走私和海盗就永远无法根除。只不过蔡牵手下没有日本人，所以他不叫“倭寇”，而叫“海盗”、“洋盗”。说白了，清朝只是让“倭寇”这个词消失了，并没有真正解决海禁带来的海盗问题。
说到这儿，咱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明朝闹了两百年的倭寇，到了清朝就消失了？
答案从来不是清朝比明朝能打，也不是清朝比明朝厉害，而是四个因素凑到了一起，缺了任何一个，倭寇之乱都不可能彻底消失：
第一，明朝隆庆开关，疏通了商路，把走私犯变成了商人，从根上瓦解了倭寇的主体；
第二，万历朝鲜战争，打出了国威，把日本打怕了，三百年不敢染指中华；
第三，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令，断了倭寇的兵源，连出海都成了死罪；
第四，清朝用极端的迁海令和闭关锁国，搞了物理隔离，彻底消除了倭寇在沿海的所有生存土壤。
但更值得我们琢磨的，是明清两个王朝，面对同样的海疆问题，做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以及这两种选择，带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明朝面对倭寇之乱，走了两百年的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顺应时代的潮流，打开国门，放开贸易，化盗为商。隆庆开关，不仅平了倭乱，更让中国融入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体系，成了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甚至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而清朝，虽然用极端的方式，彻底让“倭寇”这个词消失了，却也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国门，把中国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当欧洲各国借着大航海的东风，疯狂发展海外贸易，开启工业革命，大步迈向近代化的时候，中国却在闭关锁国的铁幕之下，一步步走向了停滞和落后。
清朝的统治者，用锁国的方式，换来了一时的海疆平静，却也让中国错过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以为，把国门关上，就能把所有威胁都挡在外面，就能保住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但他们没想到，关上的国门，挡住的不是外敌，而是自己的眼界，是国家的未来。
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碎了清朝锁国的大门，也轰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这个时候，清朝的统治者才发现，自己用两百年的锁国，换来的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全面的落后，是任人宰割的命运。
更讽刺的是，当年那些被清朝彻底“解决”的倭寇，在几十年之后，换了一种身份，重新出现在了中国面前。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此时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分五裂、只能靠浪人海盗来劫掠的小国了。它经过明治维新，变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强国，用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彻底打败了清朝的北洋水师，逼着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提什么倭寇了。因为当年的倭寇，只是癣疥之疾，而现在的日本，已经成了能彻底动摇清朝国本的心腹大患。
历史从来都不会说谎。你用封闭和禁锢，只能换来一时的安稳，只有开放和包容，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地走向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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