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投票结果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大发雷霆，立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税率10%的“全球进口关税”，次日又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将10%关税“立即生效”上调至法律上限的15%，并抨击最高法院多数派大法官“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宪法”。这一系列动向表明，特朗普政府与最高法院的斗争将日趋激烈。
裁决宣告IEEPA关税终结
最高法院本次裁决的结果与去年11月庭审后透露的信息实际上并无差异，其核心是重申宪法将征收“税、关税、进口税与国内消费税”的权力明确赋予国会，同时明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文本中的“监管（regulate）”一词没有授予关税权。也就是说，特朗普援引该法对加拿大、墨西哥多数进口加征25%，对中国多数进口加征10%的“芬太尼关税”以及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征收至少10%关税，对数十国适用更高税率“对等关税”均系违法。
基于美国司法程序，最高法院裁决在该案中具有最终法律效力，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拒绝执行的空间。
从历史上看，最高法院的裁决受到历任总统尊重。1954年，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尽管对该判决持保留意见，但依然派遣101空降师护送阿肯色州小石城的9名黑人学生入学。1974年前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配合调查，经最高法院裁决后只能交出涉案录音随后黯然辞职。2023年，前总统拜登曾颁发行政令要求豁免4300亿美元学生贷款，但最高法院的裁决迫使其放弃计划。特朗普本人在第一任期时曾主张现任总统享有广泛刑事调查豁免，拒绝提供税务数据。最高法院裁决纽约州检察官可调取其税务记录后，特朗普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认可。
而且，特朗普也不具备公然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民意基础。当前，特朗普国内支持率已经回落至40%左右的低点，共和党在众议院只占据218席勉强维持优势。在中期选举压力下，特朗普处理国内事务时本就不敢随心所欲，如果此时公然蔑视法律、违抗最高法院裁决则更容易授人以柄。
从特朗普的反应看，裁决结果公布后，虽然其本人表达强烈不满，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指责最高法院“不懂法律”，但白宫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结束了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的行政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也确认相关关税于2月24日0时停止征收。这种“心口不一”恰恰证明了特朗普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违法无可争议。
特朗普仍可变相“架空”裁决
最高法院此次裁决虽有终局性效力，但其作用范围只限于“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行为，既不会影响其他现行关税，也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关税调查，更不对未来法院如何裁决其他贸易法规提供参考。这种克制性为特朗普留出了应对空间，使其能够在不公然违抗裁决的条件下，用其他手段“架空”裁决效果。
一是拖延。特朗普本次引用122条款征收关税明显有备而来：裁决当日白宫就发布相关行政令，甚至列出长达76页的例外情况。然而新关税同样缺乏法律依据，其所谓的“大规模贸易逆差”与122条款所要求的“美国出现大规模且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动用此条款更易引发诉讼。但考虑到该条款有效期仅有150天，不足以完成司法诉讼流程，特朗普引用该条款只是为后续动用其他条款争取时间。此外，本次裁决未直接讨论退还已征收税款问题，且将退税程序交由下级法院决定。据统计，基于IEEPA征收的关税已超1750亿美元，哪些企业能够得到退税，如何退税等问题均不得而知。特朗普更是表示退税事务“很可能要打五年以上的官司”，暗示政府并无立即开始大规模退税的计划，显然也有拖延之意。
二是变通。早在去年11月庭审前，特朗普团队就已经做好了应对败诉的准备。据统计，为补齐IEEPA被判违法后留下的“关税真空”，特朗普团队的可用工具还包括应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特定产品加征关税的301条款、对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所在行业加征无上限关税的232条款、对向美国征收所谓“不合理歧视关税”国家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的338条款。美国学者分析认为，这些贸易政策工具虽各有限制，但若组合使用能够基本取代IEEPA效果，美国现行关税税率不会明显下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新一轮301调查将覆盖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并指出“实施关税的法律工具可能会变，但政策没有变”。
三是威吓。加征关税只是手段，特朗普的真实用意始终是以关税为筹码凭空造牌，胁迫各国在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特朗普新增122关税后，各国的基础关税面临明显变数，而此前的让步已变成单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欧盟因此表示将暂停批准此前达成的经贸协议，印度也将推迟举行贸易协定有关谈判。特朗普对此类行为极为不满，警告要对“借用裁决玩弄手段”的国家施以更大惩罚，要求各国按照此前敲定的贸易协议履行承诺。
特朗普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
这次的关税裁决可能预示着特朗普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将进一步公开化。
有分析认为，本次裁决结果的公布时间耐人寻味。在外界盛传特朗普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公布对总统不利裁决本身就是一种宣示，意在提醒特朗普其权力存在“边界”。特朗普本人也感受到了压力，承认即将于2026年4月1日在最高法院举行口头辩论的出生公民权案很可能再度受挫。去年12月，最高法院还曾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芝加哥部署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一系列动作显示，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政府“胡作非为”的容忍度或已接近极限，未来或将作出更多对其不利的裁决。
但特朗普也不会就此作罢，即便关税行政令受到最高法院阻挠，其也可迅速通过其他行政命令、紧急状态授权等采取行动，而司法系统则必须经过起诉、上诉、巡回法院裁决乃至最高法院受理的完整程序才能对政府形成约束。行政系统扩张权力的速度远快于司法系统通过裁决进行纠正的速度，这种现实给特朗普未来反复试探权力边界，不断挑战“三权分立”创造条件。
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与最高法院的博弈将愈演愈烈，行政权将在一次次“边缘试探”中失去信用，而司法权则在一次次被动应战中卷入政治旋涡。博弈的结果很难判断，但博弈代价却可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公信力在持续拉锯中不断流失。（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子洋）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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