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往北地,大宋宗室几乎被一网打尽。在这场天崩地裂的浩劫里,康王赵构侥幸脱身,于应天府即位,重建宋室,拉开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序幕。后世提起他,最鲜明的标签便是:杀岳飞、罢韩世忠、向金称臣、苟且偷安。很多人脱口而出:宋高宗是个昏聩无能的皇帝。
但如果真的把他简单归为“昏君”,反而看不清历史的真相。赵构一点都不昏聩,甚至精明、冷静、执行力极强;他只是把所有聪明,都用在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与性命上,最终用最冷酷的政治算计,亲手埋葬了北伐的希望,也把自己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
赵构的早年,绝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王爷。公元1126年,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他曾以亲王身份入金营为人质。面对金军的威压,他神色自若、不卑不亢,连金人都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皇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天生的软骨头?靖康之难后,天下大乱,叛军、流寇、溃兵遍地,各路势力各自为政,赵构手里几乎没有嫡系军队,却能在公元1127年到1132年这五年间,整合各方力量,稳住江南局势,把一个濒临灭亡的朝廷,从废墟里拉了起来。这份收拢人心、整合资源、绝境求生的能力,放眼两宋帝王,都算得上一流。
他更不瞎。他很清楚谁能打仗、谁能救国。公元1130年之后,他大胆起用岳飞、韩世忠、张俊、刘锜等将领,放手让他们练兵、扩军、北伐。短短数年,岳家军、韩家军威震天下,金军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纵横驰骋、追着皇帝跑。公元1140年,岳飞郾城大捷、颍昌大捷,兵临朱仙镇,距旧都汴京近在咫尺,中原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王师。这是南宋最接近收复中原的时刻,而这一切,离不开赵构最初的支持与放权。
一个昏聩的皇帝,做不到在亡国边缘再造社稷;做不到识拔岳飞、韩世忠这般名将;做不到在乱世里稳住财政、安抚百姓、重建官僚体系。赵构的“昏”,从来不是智商上的昏,而是立场上的歪、良心上的黑、格局上的小。
那么,既然形势大好,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公元1141年,自毁长城,杀岳飞、解韩世忠兵权?
答案藏在他一生的恐惧里。公元1129年,苗刘兵变,武将当众逼他退位,差点把他杀死。那场兵变,彻底击碎了他对武将的信任。加上宋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防范武将”的祖制,在赵构心里,金军是外敌,最多抢地盘、要钱财;而手握重兵的武将,是能直接掀翻他皇位、取他性命的心腹大患。
岳飞太完美、太强大、太得军心民心。岳家军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百姓只知有岳将军,不知有天子。岳飞喊出“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更是戳中赵构最痛的地方——迎回宋徽宗、宋钦宗,他这个皇帝还能不能坐?岳飞还建议早立皇储,触及帝王大忌。在赵构看来,岳飞忠诚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颠覆皇权的能力。
韩世忠同样战功赫赫,但韩世忠懂得收敛。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是救驾第一功臣,这份恩情赵构记了一辈子。韩世忠被解兵权后,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游山玩水、安度晚年,得以善终。而岳飞不懂政治的隐忍,只懂家国大义,最终成了皇权与和议的祭品。
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敲定。南宋向金称臣、割地、纳贡,换来金人承认赵构的皇位。金人开出的条件很明确:必杀岳飞,方可和。赵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他而言,岳飞的命、中原的故土、军民的期盼,都比不上一纸能保住他皇位的和约。
于是,一代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死于风波亭。消息传出,天下痛哭,金人举杯相庆。赵构用忠臣的鲜血,换来了江南半壁的安稳。
很多人说,赵构这是昏招。但站在他的帝王视角,这是一笔“精明”的账:战争意味着军费暴涨、百姓困苦、武将权重,随时可能兵变;和议虽然屈辱,但皇位稳固、皇权集中、江南富庶,他可以安安稳稳做皇帝。他算得清清楚楚,只是算的是一己之私,不是天下苍生。
他解除三大将兵权,把地方军队收归中央,重建“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体制,彻底终结了晚唐五代以来武将拥兵自重的隐患。从皇权稳固的角度看,这是极高明的政治手段;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这是自废武功、遗祸百年。
赵构在位三十六年,后来又做了二十五年太上皇,活到八十一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治下的南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市井繁华,远超北方。如果只看江南百姓的生活,他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可他的江山,是靠屈辱换来的;他的安稳,是踩在岳飞的尸骨上的。
他不昏聩,他太清醒了。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清醒地知道牺牲谁、放弃什么。他清醒地选择了苟安皇权,放弃家国大义;清醒地选择了屠杀忠臣,换取敌人安心。
昏聩的皇帝,是糊涂、愚蠢、被人蒙蔽;而赵构,是极端自私、极度凉薄、极度务实。他不是看不清对错,而是不在乎对错。他知道岳飞忠,知道北伐对,知道和议屈辱,知道杀忠臣会留千古骂名,但他全都不在乎。他只要自己坐稳皇位,安享太平。
公元1162年,赵构传位给养子赵昚,也就是后来为岳飞平反的宋孝宗。他晚年看着为岳飞平反、追复官职,看着朝廷再提北伐,内心不知是否有过一丝愧疚。但历史不会原谅他。
岳飞的庙前,秦桧夫妇长跪千年;而赵构,作为幕后真正的主谋,同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
宋高宗赵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开国君主,也是一个自私凉薄的民族罪人。他不昏聩、不愚蠢、不无能,他只是把帝王的权谋,用错了地方;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残害忠良、苟且偷安的工具。他保住了南宋的江山,却丢掉了民族的骨气;他安稳了江南的百姓,却欠下了千古的血债。
他用一生证明:一个皇帝最可怕的,不是昏庸无能,而是聪明过头,却毫无道义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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