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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谈马市：清代大兴安岭马市上的马儿去了哪里

作者︱孙树恒

马年谈马市，似乎正合时宜。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清朝的大兴安岭，这里并没有类似于中原地区那种高楼广厦、商贾云集的固定“马市”。但在那条横跨大兴安岭的蜿蜒山路上，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甘珠尔庙前，却存在着一个车轮上的“马市”。这个市场的主角，是达斡尔人的大轮车，而交易的核心，便是那奔腾于草原的马匹。那么，这些通过贸易流向大兴安岭东侧的马儿，最终究竟去了哪里？

事实上，这一区域不仅是皮毛与马匹的流通地，更是“万里茶道”在塞北的重要延伸段。自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茶叶贸易勃兴，南方的茶叶经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运抵恰克图。而大兴安岭东西两麓，作为茶道东支的辐射区，同样感受到了茶香的渗透。据《黑龙江外纪》记载，齐齐哈尔等城中“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其中不乏来自山西的茶商，他们将茶叶运至岭东，再通过达斡尔人的大轮车，经甘珠尔庙会转销岭西的蒙古草原。因此，甘珠尔庙会不仅是马市，更是一个茶叶、皮毛、牲畜多元交换的“草原交汇点”。

要回答马儿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清代达斡尔人独特的生存智慧说起。

一、车轮上的集市：甘珠尔庙会的由来

清朝时期，大兴安岭不仅是地理分界线，更是经济与文化的交汇带。岭西是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生活着以巴尔虎蒙古人为主的游牧部落；岭东则是嫩江流域的农耕与渔猎区，聚居着达斡尔、索伦（鄂温克）等民族。

达斡尔人自古以来便善于制造一种独特的大轮车，当地人称之为“轠轠车”。《黑龙江外纪》中记载：“达呼尔随意造轠轠车，轮不求甚圆，辕不求甚直，轴径如椽，而载重致远。”这种车高大轻便，轮子不安装铁瓦，却极其适应草原和山林沼泽，被形象地称为“草上飞”。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这一年，在今天的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一座宏伟的藏传佛教寺庙——甘珠尔庙落成。每年八月，盛大的庙会成为周边牧民汇聚的节日。有庙就有会，有会就有市。渐渐地，甘珠尔庙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成了整个呼伦贝尔草原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于是，岭东的达斡尔人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们凭借自己高超的木工手艺，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满载着自制的车轮和整车，翻越大兴安岭，奔赴一年一度的甘珠尔庙会。这条横切大兴安岭的商路，并非坦途。从嫩江流域的阿伦河、雅鲁河一带出发，经博克图、老爷岭（今兴安岭站附近），最终进入草原。一路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凉秋草衰黄，野矿寒无似”，往返一次最少需要三十天。这是一条用汗水和坚韧铺就的商道，而达斡尔人的大轮车，就是这条商道上唯一的“商船”。

二、茶叶的足迹：从南方茶山到草原毡房

在这场跨越山林的贸易中，茶叶扮演着“轻骑兵”的角色。达斡尔人的车队里，除了自制的烟叶和稷子米，往往还会夹带产自南方的砖茶。在蒙古牧人心中，奶茶是每日必备，砖茶甚至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据档案记载，在甘珠尔庙会上，一块优质的砖茶可换得一只羊，几块砖茶便能换回一匹好马。

这种“茶叶跟着轮子走，轮子换来马儿归”的循环，让万里茶道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蒙古包。南方茶山上采摘的嫩芽，经过万里跋涉，最终化作草原毡房里的缕缕茶香。而大兴安岭的马市，也因此成为茶道经济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甘珠尔庙会上，交易的方式极其简单而古朴——以物易物。达斡尔人带来的是木制品，不仅仅是整车，更多的是车轮、车辕、车轴等零部件。蒙古族牧民则牵着成群的马匹，或许还有牛羊，等待交换。蒙古族牧民为什么需要这些木轮车？1899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在呼伦贝尔的蒙古族营地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每个蒙古族家庭（阿寅勒）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这种大车，有的用于运输，有的带棚盖，竟充当起了“谷仓”的角色。对于游牧生活而言，这种结构简单、修理方便、就地取材的木轮车，简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

三、马儿的流向：从草原到农田

而对于达斡尔人来说，跋涉千里换来的马匹，则有着更为迫切和实际的用途。这些翻山越岭而来的马儿，主要有三大去向：

第一，补充衰竭的役畜，应对沉重的官差。

清代，达斡尔族承担着繁重的官家徭役。其中最为沉重的便是“贡貂”和“巡边”。史料记载，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前，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需要直接向北京运送貂皮，一次进京的贡貂队伍，所带的换乘和役使马匹就高达一百六十九匹。此外，还要承担驿站运输、物资转运等任务。康熙年间，仅一次为瑷珲运送造船物资，就累死了142头牛。这种巨大的损耗，使得岭东地区的大牲畜数量急剧减少。正如档案中所言，频繁的官差导致“马匹牲畜多有伤耗”。因此，从庙会上换来的马匹，首要任务就是填补这一巨大的役畜空缺，用来拉车、耕地，以及应对下一轮官差的征调。

第二，应对瘟疫频发，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

大兴安岭东麓的嫩江流域，虽然水草丰美，但相较于高原，地势较低湿，极易爆发牲畜瘟疫。从康熙年间俄罗斯使团寄养在此的280匹马仅存活17匹的记载，到乾隆、道光年间黑龙江将军屡次上奏“频年瘟疫，马匹牲畜多有伤耗”，再到20世纪30年代莫力达瓦旗村庄马匹批量倒毙的记录，无不证明这一地区是牲畜疫病的多发区。达斡尔族虽然“养牛马者多”，但自身的繁殖增长远远赶不上瘟疫和劳役带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牲畜生产者，变成了纯粹的牲畜消费者。每年庙会换来的马匹，与其说是为了发财致富，不如说是为了弥补家计的基本盘，维持来年的犁地和运输。

第三，适应生计转型，满足农耕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清末民国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达斡尔族的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农耕比重日益增加。种地需要耕牛，运输需要畜力。牧场在减少，牲畜在减少，但耕地却在增加。因此，从甘珠尔庙换回的马匹，往往直接套上犁杖，走进了田间地头。学者池尻登在考察后指出，达斡尔族之所以年年不辞辛苦地用车辆换牲口，就是因为“过去的家畜生产者现在变成了家畜消费者了，于是就需要年年用车辆换取役畜补充役畜”。

四、贸易的格局：独立而循环的经济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越大兴安岭的贸易，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

首先，这是一条由达斡尔人主导的、很少被外人插足的商道。19世纪末的俄国探险家发现，即使是俄国商人也很难独立走通这条路，“他们缺乏将牲畜从海拉尔赶到齐齐哈尔的便利条件，尤其乌奴耳站与扎兰屯站之间的道路状况十分恶劣”。翻越大兴安岭对于牲畜的损耗极大，只有习惯了艰难环境的达斡尔人才能胜任。

其次，这种贸易维持了一种长期的平衡。达斡尔人用木制品换来的马匹，主要用于自给自足的消费，很难作为商品再次卖出。因为刚够用的役畜数量，恰恰填补了瘟疫和官差造成的空缺。而蒙古族牧民也乐于使用这种价格低廉、修理简易的木轮车，不太愿意接受内地更昂贵的铁车。

这种供需关系的微妙平衡，使得达斡尔族的跨兴安岭贸易得以在百余年间循环往复，直至20世纪中叶。正如宣统元年的户籍统计所显示的那样，西布特哈旗的旗民中，有农民、有猎民、有手工业者，唯独“商”一栏空无一人。这说明，在达斡尔人自己看来，他们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用自己多余的木工手艺，去交换草原上多余的马匹，以此维系家庭基本的生产生活。

这种融合了茶叶、皮毛与马匹的贸易形态，并非民间孤例。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记载，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达斡尔人就曾受命赴车臣汗部进行贸易，以木易畜。而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前后，随着甘珠尔庙会的兴盛，这种交易更加规模化与常态化。正如学者考证，直到20世纪30年代，达斡尔人依然保持着“用车辆换牲口”的传统，因为他们早已从“家畜生产者”变成了“家畜消费者”。这百年不变的习俗，正是历史真实最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