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信威
本文首载《1985 年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在整理彭信威教授遗物过程中，发现 1963 年未发表的《关于“漳州军饷”(评郑成功大元说)》的遗稿。1963 年郭沫若院长在《历史研究》第一期、第二期发表了《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等文章后,彭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写了此稿,寄给郭老。现将此篇文章献给学会，供各位专家与货币研究者共同探讨。
韩绮芸
1985年10月15日
所谓漳州军饷包括三种大银元,重量都是库平七钱二分;不够分量的是减重的结果。其中两种有漳州地名,一种没有漳州地名。但制作差不多,只是边纹不同。一般把它归为一类,可能是在同一地方铸造的。
有漳州地名的两种军饷银元的区别主要在于上面的花押或签字,其它文字相同:正面上端横书“漳州军饷”四字,下面是花押,背面上端横书“足纹”两字,下面直书“通行”二字。在制作方面,两者稍有不同,一种略小而厚,“通行”的通字头部作闭口状;另一种大而薄,通字的头部作开口状。两者的边纹也不同,マ通钱是斜纹边,如图1,开口通是锁壳纹,边如图 2。两种钱的花押都难辨识,过去有各种揣测附会。有人说,マ通钱的花押是曾字。也有说是“为七十四”或“为七分四”是纪重量。又说开口通的花押是左字。
没有地名的一种,文字及其排列同上列两种一样,只是少“漳州”两字。花押比较清楚,显然系“谨慎”两字的合书。旧日的花押不一定用自己的名字,可以随便取一二个好的字眼。因此这种银元我们可以称之为“谨慎”军饷。这种银元两面都有花星,或面背各两花,或各四花,或各六花,分别在两旁。过去钱币学家都根据花星的数目来分类,称为两花、四花和六花。这种标准是不恰当的,应当根据大小厚薄等制作来分。若根据制作,可分为两种,一种大而薄,通字头为开口,花星由四点构成,边纹如图3;另一种小而厚,通字头为マ,花星由五画构成,即有花心,边纹如图3,增加六角星,但六角星的频数不规则。两种银元都有不同的花星。
最初著录漳州军饷而提到它的铸造年份的是1939年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但只限于有地名的两种。该书说斜边纹的一种的花押是曾字,是曾国荃在同治三年平定漳州地区的太平军后铸的。锁壳纹边的一种花押是左字,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四年克服漳州后所铸的。蒋仲川是袁世凯的外孙女婿,他本人也是军界中人,也许是根据军界中的传闻,并非杜撰。只因对两种花押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的整个说法使人怀凝。然而也没有人提出新的说法,因而在钱币学界仍用“曾签字”、“左签字”来代表那两种银元。
郭沫若院长在 1963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以下称《郭文》),第二期又有他的《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以下称《郭再谈》)。他听说漳州民间称所谓左签字的一种为“郑成功大元”。因而认为其花押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并联想到另一种的花押是“国姓大木”。因为郑成功被赐姓朱之后,有人称之为国姓爷,大木是郑成功的号。又说“谨慎”军饷的花押是谨性,是郑经的字号。总之,他认为有地名的两种银元是永历三年(1649年)到六年郑成功活动于漳州的时候所铸的,是中国最早的西式银元。“谨慎”军饷是后来郑经在台湾铸的。这就使问题变得重要了,它牵涉到欧洲资本主义文物对中国文物的影响、高等院校中国货币史的教学、以及国内外博物馆钱币部分的排列等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一下。
《郭文》一再提到我的《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我在那里对这几种银币谈得很简略,因为我没有把它们看作中国最早的新式银元,而自己又不能考证它们的确切年份和发行背景。但我不能赞同郑成功大元的说法。所以我读了那篇文章后,曾写一封信给郭院长,主要从货币流通和钱币制作两个角度上提出两点问题。那两个问题在《郭再谈》被引用了。并作了答复,不过我认为那答复还没有解决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来,乾隆以前,中国不大可能采用西法自铸银币。因为乾隆以前,外国银币在中国不以个数流通。中国人取得外国银币后,除宝藏外,大抵都改倾成银锭,中国人若铸银饼,也应以两为单位,不应仿外国银币的重量。”
《郭再谈》举出两条文献资料来回答。第一条是连雅堂的《台湾通史·度支志》。原文如下(照录《郭再谈》所引):
“永历二十八年(康熙13年,1574年)……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多,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象,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郭再谈》引用这段资料的目的是企图证明在明清之交台湾贸易已用外国银元,而且凭个数流通。但实际上这一段资料包括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永历二十八年一年的事。主要的意思只能是说:永历年间起,即有西班牙的银币从吕宋流进来,后来铸有王象的银币成了台湾市上贸易的标准。如果在永历年间西属美洲即铸有王象银币,那么,整段文字就可以看作是永历年间的事;无奈美洲铸造人像银币是乾隆年间的事。如果文中指的不是西属美洲,而是指欧洲,那也可能是永历年间的事,因为欧洲在十六世纪就铸造了人像银元。这里明说是西班牙政府所铸,当然是指西班牙殖民政府在美洲所铸,当时欧洲国家白银奇缺,自己都靠美洲白银来铸造银币,自己的银币不会有大量出口。
西班牙殖民者在十六世纪就在墨西哥城设厂铸造银币,当时设备简单,每枚由槌打造,铸出来的银币,制作很粗糙,没有边纹。先铸双柱,一面为双柱图型,另一面为国微。以小额的为主,因为大形银元打造起来很困难。后来因银币供不应求,又铸造切币,即把银块切成各种大小银元的重量。形状极不规则,有菱角形、长方形等,自然不可能有边纹。两面也打有图型,一面为国徽,另一面为一大十字,四角有城和狮的图样。都没有人像。1732年(雍正十年)墨西哥城的造币厂装置新的螺旋滚压机,铸造新双柱,边上有麦穗纹。图型也稍有改变,即在双柱之间添两个地球,上面有皇冠,但仍没有人像。直到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才铸造有查理第三胸像的银币,这才是中国人所称的本样(本样一辞也用来泛指西班牙银元),广东人称为佛头,也就是《台湾通史》所称的佛银。
《郭再谈》所提到的第二条文献资料也是《台湾通史》。原文如下(照录《郭再谈》所引):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台湾改隶,始用清廷制钱。……初清廷诏禁前代旧钱。诸罗知县季麟光上书大吏,略谓:……窃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恤。查漳泉等处尚有老钱、金钱、未尽革除。况台湾两隔重洋,实非内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风,必俟三年。今台湾声教虽通，而耳目未尽改观,性情未尽乎感。又非如郑氏之时,兴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厘出入,轻重难平,且使从前之钱尽归无用,民番益贫而因。敢请俯顺舆情,暂行通用。……已而内阁学士徐乾学亦奏言:闽处岭外,听民兼用旧钱为便。从之,乃罢其禁”。(《台湾通史》卷九第 244页。)
括弧中的字自然都是引者加的,其中“康熙”两字恐怕应改为“永历”两字。后面的(1698年)也应改为(1683 年),即康熙二十三年。永历虽只有十六年,但台湾一直用永历年号,直到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所攻陷。《郭再谈》以为引文中“前代旧钱”是指洋钱,以为文中所谓“老钱、金钱”包含有郑氏所铸的金币和银币。因为在别处又引了江日升的《台湾外纪》中提到永历年二十九年铸裕民钱的事,“有一文一分、一文一钱者,一文一两者,数两者,且有十两者,以充兵用。以为这是银币。其实裕民通宝是耿精忠在福建浙江一带所铸的铜钱,我的《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第 60图中有照片。背面有一分的、一钱的,听说还有一两的,至于数两或十两的则没有听说过,即使有,也是铜质的折银钱,这从引文的口气上也可以看出来。至于《台湾通史》中的前朝旧钱,分明是指永历钱,这是郑氏统治下的台湾所用的货币。关于这点,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我在《中国货币史》第 450 页注(34)中引了《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和潘来的《遂初堂集》两项资料,这里我再引刘献廷的《广阳杂记》: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历三十五年也。(永历)钱大于康熙钱,重一钱六分,以红铜为之,每千文作银二两。”(原注:三十五当三十七,时距永历亡已二十一年,郑氏铸永历钱)。至于《台湾通史》所提到漳泉等处的“老钱、金钱”,可以断定不是金银币,而是铜钱。历代对于铜钱有各种名目,例如南北朝东魏的紧钱、吉钱、天柱、赤牵等,唐朝的青钱、正炉钱等,明代弘治以后有所谓新钱、低钱、倒好、皮棍等。嘉靖、万历间有金背、火漆、鏇边等。上面的“金钱”可能就是指“金背钱”。总之,这些文献资料完全不能证实在明末清初台湾地区曾凭个数流通外国银元,也不能证实郑氏曾在漳台地区铸造银币。
我的第二个问题:
“漳州军饷都有边纹,这种边纹是仿墨西哥所铸的本洋。但十八世纪以前,墨西哥的银币都是光边的,到1732年才采用花边的办法。这种银元流入中国,被称为花边。而漳州军饷所仿的边纹,比这还要晚一些。”《郭再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专家,据说:花边的出现不始于墨西哥所铸的本洋。在墨西哥本洋之前,如荷兰乃至德国币等,在十七世纪前半,甚至以前,都早已有了花边……”这一回答我也认为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说的墨西哥银币的边纹,而不是欧洲银币的边纹。实际上欧洲银币以英法两国最先出现边纹,荷兰等次之,德国比较晚,到十七世纪前半德国银币还没有边纹,更不要说十七世纪以前了。这里的问题是:承不承认漳州军饷的边纹是模仿墨西哥银币或受到墨西哥银币的影响或启发。如果承认,那就不必问欧洲国家银币边纹的起源。如果不承认,那么,到底是仿自哪一个国家的银币呢?《郭再谈》没有讲出来。就银币的重量来说,漳州军饷是仿双柱和本洋的,这点不容争辩。库平七钱二分是西班牙原来的货币单位利雅尔(real)八枚的重量,所以西班牙人也称双柱和本洋为披索(peso),即八利雅尔的意思。别的国家有不同的单位。而钱币的重量比钱币的形制更加重要。
前面已提过:漳州军饷有四种边纹,其中“谨慎”军饷的两种边纹是仿十八世纪后期的本样,最多加一点小变化。有地名的两种边纹不是仿本洋,其中锁壳纹在中国古铜器上出现过,根本不是仿西方的,但钱币上铸纹的办法,就是学西方的,不管是什么边纹,中国铜钱上一向没有边纹。十七世纪英法两国钱币上的边纹是文字,不是花饰。中国不是仿它们的。德国的银币在十七世纪前半没有边纹,当时德国(指日耳曼帝国)钱币的艺术性很高,但技术却比较落后。斜纹边见于欧洲若干国家的银币上,其中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是荷兰的马剑。这种马剑开铸于1659年(永历十三年),但当时是光边的。我有一枚1742年(乾隆七年)泽兰德(Zeeland)省的马剑还是光边的。别的省份采用边纹的时间上恐怕也不会相差很远。金币在十七世纪就有边纹，但金币不大会流到中国来,更不会在市面出现。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乾隆十年条下有上列一段:
“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花边钱也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钱有奇,中者三钱有奇,小者重一钱有奇。”
这是一段有关键性的资料。第一,它使我们知道:在乾隆初年的时候,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还是各种银元并行,那就不可能凭个数流通,因为马剑的重量合库平八钱六七分,而小的花边钱只有一钱多。第二,当时花边钱还是新双柱的专名,可见那时马剑还是光边的,葡萄牙的十字钱是有花边的,大概数量很少,所以才让新双柱独占花边钱的名称。后来各国的银币都有花边,于是花边钱或花边才成为银元的通称。第三,在各种外国银币中,所谓花边的新双柱数量大概最多,并且受到重视。因为马剑和十字钱都分大小,可是文中没有提到,只提到花边钱分大小三等。由此可以推论,漳州军饷不管有怎样的边纹,不管这边纹是学自哪一种银元,其开铸年份,不能早于这段资料的年份。
还有一些零碎的问题需要了结。
一、漳州民间所传的郑成功大元是怎么回事,民间传说能不能相信?这不能一概而论,有可信的例子,不可信的例子也有。据说芦家屯的人称战国时的明刀为王莽钱。关于罗汉钱也有许多传说,不能每一传说都对。郑成功大元说由于上面许多事实,也是不可信的。
二、《郭再谈》说ユ通钱和マ通钱的“ユ”和“マ”是日文字母,而国姓大木,日本人读作ユクセイ・タイもク(Kokusei Daimoku),所以“ユ通钱”的ユ(Ko)字可能是ユクモイ(Kokusei)之省。甚至说“マ通钱”的マ字(Ma)可能是ユ字的讹传。这就是误会和附会了。前面已说过“开口通”和“闭口通”的第一字并不是日文字母,而是通字的一个部位,中国的钱币学家用来分辨钱币的版别,另外还有所谓单点通、双点通之分,宝字也有尔宝和缶宝之分。中国自唐以来,钱币上多有通宝二字根据这两个字来分版别,比较方便。
三、漳州军饷的花押到底是不是朱成功和国姓大木呢?我的意见是:看字形概不能确定为朱成功,更不像国姓大木。郑成功忠于永历帝,他自己用的是永历通宝,铸的也是永历通宝。在钱币上用自己的名字,等于叛逆。假定是郑成功铸造的而且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忽而用朱成功的名字,忽而用国姓大木的名字;国姓大木的名字尤其不伦不类。谨性的说法也同样站不住,如果郑经确实有谨性这么一个字号,那还可以作这种揣猜,然而郑经并没有这么一个名字,谨性的说法就更显得软弱无力了。实际上,无论郑成功也好,郑经也好,决不会自己在银元上画押,只有像历代的银锭那样,由银匠或监倾人来画押,这在元代的银锭上常见的,所以军饷上面的花押的重要性不宜夸大。咸丰六年上海几家银号所铸的银饼,上面用规规矩矩的楷书把监倾人和银匠的姓名铸出来,我们仍无法通过那些名字查出当时发行的背景来。
中国最早自铸的新式银元必定是在双柱和本洋体系的银元在国内市场取得主导地位以后的事。中国市场上,从什么时候起,凭个数流通七钱二分重的美洲银元,不得而知。大概是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诸联《明斋上识·洋钱》说:
“闻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银(按指银两)。二十年后,银少而钱多;偶有洋钱,不为交易也。嗣后洋钱盛行,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
所谓七钱三分五厘大概不是指库平。
洋钱凭个数流通,是由于商场习惯,不是法律规定。所以必定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各地区在时间上也有差异。《清宣宗实录》道光九年十二月有下列一道谕旨:
“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
其中大髻和小髻大概是指本洋,当时本洋有三种人像,即査理第三、查理第四和费迪南第七,他们的头上都打有发髻,费迪南第七的发髻有大小两种,其他人都是大髻。中国商人不懂钱币上的拉丁文,只好根据图上的区别来命名。蓬头大概是指美国初期的银元,上面有披发的自由神,重量仿本洋。当时墨西哥已独立,鹰洋也出现了,蝙蝠一名大概就是指鹰洋。所以除了马剑之外,其余可能都是七钱二分重的银元,而马剑在名单上是最后。在这种情况下,美洲银元自然就可以取得凭个数流能的地位。道光九年已通行到黄河以南,所以在漳台一带也许在乾隆晚期就已通行了。
漳州军饷的铸造背景还有赖于进一步发掘关于漳台一带的详细历史资料,才能确定。好在它们都是军队里所发出来的,大概同军事行动有联系,就我所知道,自郑氏以后,台湾的起义,以乾隆五十年林爽文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漳州军饷有可能是那时候铸的。那么,它们就正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银币了。从形制和制作上看来。漳州军饷比道光年间(据说是道光十七八年间)所铸的寿星银饼要简朴,似乎应在寿星银饼之前。但这一标准并不总是可靠的,例如同治元年嘉义县的寿星银饼就比道光年间的寿星银饼更加简率。钱币的制作同铸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如物质设备、技术水平以及时间的缓急等。林爽文之后,台湾有过许多次抗清事件,台漳一带经常驻有重兵,随时可以铸造军饷银币。S·威廉斯(S·wel Williams)的《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说道光二十四年漳州试铸过银元,初重七钱四分,后来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很快就退出流通界(《郭再谈》曾引用这段资料)。这就很像是指漳州军饷。该年台湾有洪协起义,威廉斯的书出于咸同年间,应当是有根据的。
从重量看来,漳州军饷的铸造,应在如意银饼和笔宝银饼之前,因为那两种银饼都是六钱八分重;当时台湾大概是以这种重量的银元为标准,它是由初铸的寿星银饼或漳州军饷减重而成的。但如果是为漳州行用,或者在漳州铸造,而漳州并不通行六钱八分的银元,那么,漳州军饷也可能铸于如意和笔宝的同时或以后。
至于有地名的漳州军饷和“谨慎”军饷的先后问题,也是很难决定的。若以简素的在前为标准,似乎有地名的就是先铸,因为没有地名的上面有花饰。然而上面已说过,这种标准不总是可靠,而且在另一角度看来,“谨慎”军饷中有一种特别小而厚,更加古朴。又因为“谨慎”军饷的边纹是仿本样,而有地名的不是。既然边纹本身是仿外国银元,照常理讲,总是先仿外国边纹,然后才能独创。寿星银饼都是卐字边,是一独创;这就使“谨慎”军饷成了中国最早自铸银元的适当候选人了。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肯定。我认为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不是同一机构铸的,因而不能根据制作来论先后。我倾向于认为寿星银饼是中国最早的自制银元。“谨慎”军饷中,有一种是斜纹边,应当是仿荷兰马剑,问题是直接仿还是间接仿。所谓间接仿就是通过安南的明命通宝。安南的明命帝在他的第十四年到第十六年,即中国道光十三年到十五年间,铸造明命通宝西式银元,重量仿本样,边纹仿马剑。这种钱币有流到福建沿海地区来的。实际上,清代漳台一带流通的钱币中有相当大一个百分比是安南钱。钱币业中有人在 1925年前后到漳州收到有地名的漳州军饷十二枚,两种花押都有,同时收到明命通宝若干枚。他有拓片留下来。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安南的景兴通宝和景盛通宝(铸于中国乾隆年间)压胜钱上,有锁壳纹的花饰,同漳州军饷的边纹一样。当然也可能是安南钱币受了漳台一带钱币的影响。然而当时钱币是向单方面流的,因为安南钱轻于中国钱,所以商人廉价收买安南钱到中国流通。中国钱若流到安南,就会被销熔收铸,不会出现在流通界。这些情况也许是巧合,漳州军饷的斜边纹仍可能是直接仿马剑,近年有报导说,台湾有荷兰硬币出土,大概就是马剑。
漳州军饷的铸地问题也没有解决。顾名思义,漳州军饷应当铸于漳州,但在台湾发现的却比在漳州发现的多。特别是“谨慎”军饷,漳州没有发现,而台湾却比较多,这就使我们怀疑漳州铸造的说法。它们可能都是在台湾铸造的,先不加地名,后来添铸地名,而在漳州使用。从制作上来看,似乎是由两个单位或炉座分别铸造的,两炉都铸有“谨慎”军饷和一种漳州军饷,两炉所铸有文字和制作上的差别,一炉铸小而厚的闭口通,一炉铸大而薄的开口通。
在现阶段,我对漳州军饷只能提出这些意见,有些是假设性的,有待将来证实。本文的目的在于否定郑成功大元说,否定中国新式银元开铸于明代的说法,它最早只能是乾隆后期,实际上应当更晚一些,如果这几点弄清楚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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