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婆罗洲的茂密丛林里，藏着块鲜为人知的神秘之地，那里有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往事。这地方啊，以前可是个叫兰芳共和国的热闹所在。
19世纪初的时候，有个兰芳共和国成立了，这可是咱们中国人在海外弄的第一个共和国呢，它的地盘大得很，有台湾岛12倍那么大。可现在啊，兰芳的那些事儿都快被人忘了，它留下的东西和那些故事，大家心里还记着多少呢？
1772年寒冬的一天，34岁的客家汉子罗芳伯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广东梅县出发前往婆罗洲。他包里只装了一本卷了边的《孙子兵法》和几件种地用的工具。这个年轻人科举考了好几次都没中，家乡地少人多又穷，听说南洋的婆罗洲遍地是黄金，大家都叫它"金山"，等着人去挖呢。
罗芳伯抵达坤甸那会儿，这地方早成了华人淘金客的聚集地。他没急着下矿挖金，而是白天在镇上当起了教书先生。矿工们整天忙着淘金，根本顾不上管孩子，罗芳伯便用自己带来的书，教孩子们识字，还教些简单的算数和干农活的本事。
慢慢地，镇里的人都留意起了这位瘦弱的教书先生，他授课分文不取，还主动帮忙化解矿工间的矛盾，像是谁多占了块矿区，或是谁的家伙什被人顺走了这类事。日子久了，众人对他愈发信赖，都认为这位新到镇上的“罗先生”颇有两下子。
形势每况愈下，荷兰殖民者的舰船渐渐在近海区域出没，苏禄海盗的行径也愈发张狂，矿场里不断传来被劫掠的消息。罗芳伯深感仅靠教书难以应对，便召集几位同乡共商对策。他建议组建一个“采金团体”，强调众人携手、分工协作，能挖掘更多黄金。矿工们听后觉得可行，便陆续加入。然而，这个团体的实际运作远不止采金这么单纯。
罗芳伯趁夜把矿工们喊到一片空地，捡了根木棍在地上画了个演练图，让大伙儿拿着铁锹锄头练怎么站位、怎么走位。白天还在挖矿的汉子们，晚上就操练起来了，铁锹平时是挖矿的家伙，这会儿也能当兵器使，火铳数量不多，就分给了几个壮实的头儿拿着。
1772年旱季来临时，三千海盗趁着局势动荡杀向坤甸。河道里全是他们的船，雨幕中明晃晃的弯刀晃得人眼晕，镇上百姓吓得纷纷逃命。罗芳伯却异常镇定，他披上雨笠，跨上战马，冒雨直奔当地苏丹的府邸。
苏丹是个满脸胡须的魁梧大汉，他正坐在木屋中，听罗芳伯上气不接下气地讲着来意：海盗势力太大，华人根本抵挡不住，不过要是苏丹能带着当地的土著战士搭把手，大家就能合力把海盗赶跑。
苏丹听完后，微微颔首，随即吩咐人去把士兵们都叫来。次日清晨，华人矿工与土著队伍在河岸边聚齐，罗芳伯领着众人，肩上扛着长矛、手里握着铁锹，土著士兵则手持弓箭与短刀。海盗们压根儿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一支联合队伍，双方激战了一整天，河水都被鲜血染得通红，最终海盗们留下大片尸体，慌慌张张地逃回了船上。
胜利的消息一传开，罗芳伯的大名在婆罗洲可谓家喻户晓。往后的几年里，他领着众人整顿矿场，搭建简易的防御设施，还频繁与当地土著部落交流，用物品换来了粮食和布料。
1777年雨季结束后的某个早晨，罗芳伯把镇上的居民都召集起来，当众宣告要建立兰芳共和国。这个新国家将周边的华人居住区全部纳入版图，领土从坤甸开始向外延伸，覆盖了如今印尼和马来西亚交界的广大区域，面积相当于12个台湾岛。
1777年兰芳共和国建立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既没完全照抄中国的老规矩，也没全盘照搬西方的方式，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搞出了新花样。选官员不是由上面直接任命，而是让老百姓一起投票选，谁有能力、谁值得信赖，就选谁当官。
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常见，因为那时多数地方还是靠家族世袭或者用武力夺权。最高领袖被称作总长，而他的选出方式特别有趣，采取的是“能人接班制”。
这套规矩融合了中国古代的禅让习俗和现代投票机制：当总长任期到了一定阶段，自觉该让位了，便主动辞去职务，并举荐一位他认为既有能力又品德高尚的人来接任。但仅凭他一人推荐不行，必须得到众人的投票认可才行。
在法律构建上，兰芳共和国并未直接照搬别国的法律条文，而是巧妙地将《大明律》与荷兰商法融合起来。《大明律》是源自中国的古老法典，侧重于道德规范和人际往来，而荷兰商法则是欧洲的商业法规，专注于商业活动和财产权益。这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却在兰芳共和国中结合得恰到好处。
像矿区有人因分金不均起了争执，法庭就得参照《大明律》来调解双方关系，还得根据荷兰商法确定具体的赔偿金额。
如此一来，内部矛盾能得到有效管控，与外来商人合作交流时也有了明确的规矩可依。在经济方面，矿区推行了股份制模式，这意味着挖金子不再是某个人独断专行，而是众人携手合作，获利后按份额分配。这样矿工们工作积极性高涨，也不易因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矛盾。
兰芳共和国对教育十分重视，可没把它当花架子，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了36所“义学堂”。这些学堂教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四书五经这类中国传统经典，好让孩子们知晓礼仪、打下文化基础，也教几何、测绘等实用本领，毕竟矿区和农田都离不开会测量土地、算账的人。
更有趣的是，学校里头还摆着荷兰传教士用过的地球仪，以及郑和下西洋时用的航海图。地球仪圆溜溜的，上面勾勒着世界各地的模样，郑和的地图上，则密密麻麻地画着当年大明船队航行过的路线，连东南亚的港口和岛屿都标得清清楚楚。
兰芳共和国虽在婆罗洲扎稳了根，但自始至终都没忘记自己是大清子民的后裔。开国者罗芳伯始终自称为“大清侨民”，内心深处始终认定自己仍属于中国。从1777年立国至1795年，他先后七次派人前往北京，恳请乾隆皇帝接纳他们，赐予大清属地的身份。
每次使者都精心备好贡品和书信赶去，可清廷根本不理会。他们从坤甸港启程，乘船历经数月漂洋过海抵达北京，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着，直接被礼部官员给打发走了。乾隆大概觉得，南洋那帮华人势力太小，犯不上操心，也可能压根不想插手婆罗洲那边的事儿。
虽然屡次碰壁受冷遇，兰芳也没跟大清彻底闹掰，文化上还是紧紧依附大清。就像他们自己铸造的钱币，刻着“乾隆通宝”字样，与大清国内流通的铜钱毫无二致，连年号都未变动。公文上的署名也规规矩矩写着“兰芳公司”，刻意摆出一副商业组织的架势，不敢公开宣称自己是独立政权，就怕得罪了什么人。
不过，兰芳共和国并非只关注大清，还得和周边的欧洲强国周旋，因为荷兰人和英国人就在附近虎视眈眈。当时荷兰人已占据马六甲海峡周边不少区域，他们的战舰时常在海上巡逻，兰芳共和国得谨慎应对，既要通过贸易获取必需品，又得提防对方过度干涉。
1884年，兰芳共和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荷兰人一直对这片华人聚居区心怀不满，这次终于动真格了。他们派出装备先进的军队大举进攻，决心要将兰芳从婆罗洲彻底抹去。
荷兰那支军队可不是吃素的，士兵个个训练得杠杠的，武器装备也先进得很，火枪大炮啥都有，河面上还有军舰来回转悠，随时可能开炮轰过来。再看兰芳这边，多数都是挖矿的矿工和种地的农民，根本没啥像样的正规军。
矿工们将平日里淘金用的船只进行了改造，变成了能用于战斗的炮艇。这些船原本是用来装载黄金和矿石的，非常坚固，于是他们便在船上安装了几门从荷兰人手里获得的旧式火炮，还配备了一些自己动手做的简单火器。尽管这些小型炮艇比不上荷兰的正规战舰，但它们速度快，而且矿工们熟悉河道，能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他们最绝的招数是借鉴了古代赤壁之战的火攻策略。想当年三国时期，孙权和刘备联手用火船把曹操的庞大舰队烧了个精光，兰芳人也打算效仿这一计策。
他们弄来几艘旧船，装满枯枝和燃油，点燃后让船顺着水流冲向荷兰战舰。荷兰士兵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手段，等火船撞上时，好几艘战舰顿时燃起大火，河面被黑烟笼罩，荷兰军队顿时乱了阵脚。
这一招虽没把敌军彻底消灭，却也让荷兰人尝到了苦头，打乱了他们的进攻步伐。矿工们可不止在水上动手脚，陆地上也没闲着。他们领着少年们潜入丛林，手持长刀、火绳枪，打起了游击战，专逮落单的荷兰士兵。那些长刀上刻着祖辈的名号，握在手中仿佛增添了几分勇气。
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四年，时间跨度从1884年拉长到1888年。最初那几年，兰芳人靠着简陋的方法勉强守住了阵地，荷兰人虽占领了几处矿区，但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兰芳那边情况不妙，既没多少援军，粮食和弹药也快见底了，矿工们饿着肚子还得拿枪打仗，人数也在不断减少。而荷兰人背后有殖民地支持，兵力和物资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运。
渐渐地，兰芳的地盘一点点被吞掉，最后就剩下几个小地方了。到1888年那会儿，荷兰军队使劲儿打，炮弹轰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那点儿地方也没守住，兰芳共和国就这么完了。打完后一数，死了整整三万人。
1888年时，兰芳共和国遭荷兰人覆灭，但它的印记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延续至今。如今，若你踏入加里曼丹的茂密雨林，仍能发现刻有“兰芳”二字的古老界碑。在坤甸镇，华人所建的祠堂中也留存着兰芳的遗迹。那祠堂虽小，却供奉着“罗芳伯公”的神位，香炉中的香火常年不断。
一到过节的时候，这儿的华人就会凑到一块儿，点上几支香，给这位开国的老祖先磕个响头。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兰芳的事迹还通过一首歌被人们记住。现在，当地的客家人还是喜欢唱一首淘金时的号子：“漂洋过海来挖金，金山之上兰芳存。”这歌不长，但每句都藏着过往的故事。
参考材料：[1]赵池凹所写《被遗忘的华人政权：兰芳共和国》，发表于《中国边防警察杂志》2010年第1期，页码66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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