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名录，南通这部秘档正式出版|世界记忆|亚太名录|南通市|天津|张謇|档案|纱厂

南通市档案馆馆藏205卷“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是张謇与大生档案的最核心内容，记录了大生纱厂的崛起之路。2022年11月，由中国提名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成为全国第十四项、江苏省第二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档案文献。

这批珍贵的大生档案真实“容颜”是什么样的？近日，国家档案局2024年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由南通市档案馆编纂，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面世，是南通市档案馆扩大“世界记忆”品牌影响的重要实践，尘封的历史记忆通过这些图文“活”起来。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封面

凸显张謇“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精神底色

肇始于1895年的大生纱厂，是中国及东亚棉纺业萌芽期的龙头企业，创办者张謇以《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髓，定名“大生”，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展现了一条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关心改善社会状况的发展新路径。

“大生档案最独特的价值，在于记载了张謇关于实践创新与社会责任并重的企业家精神的思考，它已超越了单纯的企业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主编、南通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江告诉记者，“因此，我们在选编这本档案文件集的时候，不是简单地筛选罗列，而是希望通过史料来‘讲话’，凸显张謇先生‘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的精神底色。”

大生档案原件封面

据悉，本书历时一年半编纂完成。编者从内容繁多的大生初期档案中精心选取了220多件代表性文献，分“企业资产到人类共同记忆”“言商仍向儒”两大部分，从创始人张謇、档案意识与管理制度、档案的形成主体、世界记忆之路、资金筹措、经营管理、产业延伸和社会责任等12个方面展示了档案的原貌。全书以中、英文双语形式，高清影印并辅以精炼的文字说明，图文并茂反映大生纱厂早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介绍张謇的档案意识及其对大生纱厂档案管理制度的影响，反映这批入选亚太记忆的文献形成和流转过程，以及这批档案文献的世界意义。

朱江告诉记者，大生档案中书信、合同、账目等较多，此次选编时，为了不让读者“审美疲劳”，注意兼收不同形式的档案，如商标、股票、厂房设计图纸等，具有工业美学的风格。也尽量收入读者平时注意不到，但可能感兴趣的内容，特别是大生早期的会计档案，蕴含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书中收录的通州师范学校从上海购书的清单、通过苏省铁路公司支付减膳助赈款的送银回单。

张謇致潘瑞徵的函

大生档案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

张謇具有较强的档案意识，正如他儿子张孝若在传记中所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大生档案不仅为张謇与大生纱厂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

从大生初期档案里可以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比如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近代史研究者普遍认为，1884年，张謇、张詧兄弟联合江苏老乡朱铭盘，写下数千字的“与袁世凯绝交书”，此后双方互不往来，直到1911年张謇进京前赴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密谈，才重新恢复关系。但大生档案为世人提供了另外的线索：在1904年9月10日，张詧致张謇关于大生纱厂崇明分厂纺织机器从天津起运等事的函里，显示张詧此行是前往天津向袁世凯求助的。张詧告诉张謇，“项城（袁世凯）病，齿并腮上肿，不见客已半月”。那么袁世凯是否称病不见，张氏兄弟所求之事是否办成？大生早期档案里有一封袁世凯给张詧的回信，在信中袁世凯显得很客气，不仅称大生纱厂购机器的事“当可照办矣”，还对“久别仅得一唔未获畅谈”表示遗憾，并表示在机器起运事宜上将给予协助。可见袁还是带病会见了张詧，事情也爽快答应。这些档案可以为研究张謇与袁世凯的学者提供一些史料上的补充。

1904年9月，张詧致张謇关于大生纱厂崇明分厂纺织机器从天津起运等事的函（局部）

大生初期档案还可以澄清一些误读。例如，1990年出版的《大生系统企业史》有这样的论述：“在大生纱厂1900年的档案中，还出现了几个与大生纱厂毫不相干的外国人，从外国到中国，又从中国回国的川资账单，计288英镑2先令11便士。虽然张謇在这张账单上批了‘不知何人所用’流露出不满情绪，但还是照付了。大生纱厂在生产技术上对外国技术人员的依赖性，由此可见一斑。”这段阐述影响很大，曾被多次引用。从大生初期档案看，账单上“不知何人所用”六个字，并非张謇批示。而只要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大生纱厂与地亚士洋行之间，围绕川资支付对账的问题，经过查账，其实是大生纱厂没有及时支付费用，没有必要附加上别的意义。那几个外国人是大生英籍工程师汤姆斯之子等三人。张謇一直没有忘记汤姆斯，1923年张孝若赴欧时，张謇嘱托他专程去拜访汤姆斯。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见证沪通双城记

值得关注的是，“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形成于大生沪所。大生沪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1896年3月中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设立大生上海公所，之后多次改名。大生沪所负责大生纱厂资金的筹措，聘请外国工程师，置办大生纱厂所需的各种机器和物料，把官府投入的纺纱机器从上海运送到南通，与江海关沟通，为通州师范学校聘请教师、购买图书设备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档案一直被大生沪所员工保管，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这批档案运回了南通。

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大生沪所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所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南通都匮乏，张謇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全部具备这些生产要素。”朱江告诉记者，“更为重要的是，张謇在接轨上海方面开创了先河。”

大生纱厂创办早期，招商集股是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下进行的。在张謇的争取之下，张之洞依据上海华商纺纱织布企业的惯例，为张謇兴办的纱厂争取到同等的待遇，即只在洋关缴纳正税，免除其他厘税，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大生纱厂在上海购买的物料，在江海关交税后，凭上海道颁发的护照可以直接运往南通，沿途不再缴纳厘税。护照由大生纱厂到上海道署领取，而且是一次趸领100张。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的产生和存续，就是‘沪通百年双城记’的生动写照。”朱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