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连的一处空地上,刑场戒备森严,地上跪着个八十一岁的老头子。

这老家伙浑身散发着一股子死老鼠般的酸臭味,头发乱得像个鸡窝,乍一看,跟路边讨饭多年的叫花子没两样。

可就在快要吃枪子儿的节骨眼上,他嘴里还神神叨叨地在那儿胡咧咧,嚷嚷着自己是给“皇军”立过汗马功劳的大人物,当年过的日子那是穿金戴银。

“砰”的一声枪响,这老东西罪孽深重的一辈子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隔了这么多年,估计大伙儿都没怎么听过这号人。

可真要在咱们中国近代史上排个“卖国贼座次表”,就连汪精卫见了他也得往后站站。

因为要论起当汉奸的“工龄”,这老头绝对算得上是“祖师爷”级别的。

他大名叫刘雨田。

从清朝末年的甲午那会儿算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整整五十年啊,这货就像条不知疲倦的哈巴狗,死皮赖脸地跟在日本侵略者屁股后面转悠。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没人拿枪逼他,他也不缺那三瓜两枣——这人本来是辽宁那片儿数一数二的阔少爷,家里地都有上千亩。

你说一个不差钱、肚子里还装着墨水的富二代,咋就非得削尖了脑袋去当汉奸

还是一条道走到黑,直到八十一岁都要挨枪子了还没半点悔意?

这背后的弯弯绕,说白了就是一个赌徒输红了眼,陷在那个“沉没成本”里出不来了。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那会儿的刘雨田,也就二十来岁,正是那个年月谁见谁眼红的“公子哥”。

他生在辽宁一个大地主家里,他爹指望他能光宗耀祖,家里大把大把地砸钱供他念书,就盼着他能考个功名回来,把门楣给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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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照着这个剧本走,他要么当官,要么接手家业当个土财主,日子舒坦着呢。

可偏偏,刘雨田的人生卡在一个坎儿上了:科举。

头一回进考场,名落孙山。

家里人劝他,没事儿,收拾心情下回再战。

他咬碎了牙,关起门来复读。

哪成想,第二回又栽了。

这对一个心比天高的大少爷来说,那打击简直是要了亲命。

一般人考砸了,多半会觉得自己学艺不精,可刘雨田这脑回路跟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是“考官瞎了眼”,是这个国家、这个世道故意跟他过不去。

一股子极端的报复念头在他心里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恨这个让他丢人现眼的朝廷,恨这个让他满心失望的世道。

就在他一肚子邪火没处撒的时候,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打响了。

这成了刘雨田这辈子头一个要把自己送进地狱的岔路口。

当时摆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路有三条:

头一条,跟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吓得哆嗦,赶紧逃命;

第二条,仗着家里有钱,拉起一帮乡亲保家卫国;

第三条,给日本人当狗,借刀杀人,报复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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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哪怕没胆子选第二条,也会选第一条保命。

可刘雨田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选了第三条。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清政府既然“有眼无珠”不用我,那爷就换个“东家”。

要是日本人赢了,我作为最早的一批“带路党”,那可是开国元勋的待遇,到时候要官有官,要脸有脸。

于是,一幕让人下巴都能惊掉的丑剧上演了:

当前线的中国爷们儿在浴血厮杀的时候,刘雨田把自己家粮仓的大门敞开,把大批粮食和物资,跟孙子伺候爷爷似的送到了日军大营。

光送钱送粮他还觉得不过瘾,为了表“忠心”,这货主动请缨给鬼子带路。

当日军攻打大连金州城的时候,老百姓看见个熟面孔——正是刘雨田。

这货腰里别着把日本军刀,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走在日军队伍最前头,屁股后面跟着几十车他“孝敬”给日本人的东西。

看着父老乡亲们恨不得生吞了他的眼神,刘雨田不但没觉得脸红,反而觉得自己特“威风”。

在他看来,这可是他的人生巅峰:以前你们笑话我考不上,现在我在皇军这儿可是座上宾。

这会儿的他,已经不光是坏了,简直是蠢到了家。

他把民族的浩劫,当成了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可话说回来,赌徒的运气哪有一直好的时候。

这下子,刘雨田碰上了第二个关键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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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说,这会儿他已经成了过街老鼠,要是稍微还有点人味儿,或者稍微机灵点,就该找个山沟沟隐姓埋名,苟活下半辈子算了。

但他偏不。

通缉令一下,他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到了日本。

到了东洋,他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美了。

在日本人眼里,他就是一条用完就扔的破抹布。

他幻想的“功臣待遇”连个影儿都没有。

到了日本,他把名字改成“鬼山松太郎”,但这鬼名字也没给他招来啥好运。

日本人压根儿就瞧不上他,一官半职也没给。

为了活命,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大少爷,不得不干起了苦力活,后来靠教那点汉语勉强糊弄肚子,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凄惨。

这段日子,他一熬就是几十年。

要是换个人,被主子这么冷落,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早该醒过味儿来了:合着汉奸这碗饭不好端啊,人家压根儿没把你当人看。

可刘雨田这人就是轴。

这不仅是坏,更是一种病态的偏执。

他心里的账本已经变了样:我已经背叛祖宗了,回不去了;我在日本遭了这么多年的罪,这都是我的“投资本钱”。

要是现在撒手,那之前的罪不是白受了?

我必须得等到日本人再打回中国的那一天,那时候我就能连本带利全捞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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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做梦都想实现的念头,他入了日本籍,死心塌地地当起了“鬼山松太郎”。

这一等,头发都白了。

日历翻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军又一次大举侵华。

这时候的刘雨田,眼瞅着快七十了。

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也是最疯魔的一个岔路口。

按中国人的老理儿,七十古来稀,该是抱孙子、晒太阳享清福的年纪。

况且他在日本混得也不咋地,所谓的“皇军”也没怎么提拔他。

但他干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儿。

他回到了辽宁老家。

这会儿他爹妈早没了,但家底还在。

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为了博那个他做梦都想当的“高官”,他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儿:

卖祖产。

他把刘家祖传的一千二百亩良田,还有二百多间大瓦房,一股脑儿全给卖了。

他拿这钱干啥了?

他把钱全都捐给了日军,用这笔钱造了两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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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这条狗的“忠心”,日本人给这两架飞机起名叫“雨田号”。

看着印着自己名字的飞机在中国的头顶上转悠,往自己同胞头上扔炸弹,刘雨田心里那叫一个爽,感觉这辈子没白活。

他甚至帮着日军,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下毒手。

他不听村里人劝,反而领着鬼子进村杀人放火,抢牲口。

在他眼里,这些乡里乡亲哪是人啊,那都是他向日本人邀功请赏的“筹码”。

这一回,日本人终于赏了他几根骨头,给了个虚得不能再虚的头衔。

刘雨田觉得,自己这辈子的“投资”总算是见回头钱了,哪怕这会儿他已经是快进棺材的老帮菜,但他觉得自己那是“光宗耀祖”了。

这种疯狗一样的赌徒心理,让他彻底没了人性。

可是,历史的大潮哪能因为一个小丑在那儿蹦跶就改道儿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个消息对全中国老百姓那是天大的喜事,可对七十五岁的刘雨田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

靠山塌了。

“雨田号”成废铁了。

他卖了一千二百亩地换来的“荣华富贵”,瞬间成了肥皂泡。

这下子,他还能往哪儿跑?

日本去不成了,中国更是容不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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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像只过街老鼠一样,开始四处躲藏。

这一躲,就是五年。

曾经不可一世的“富家公子”,曾经威风八面的“皇军功臣”,最后变成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流浪汉。

他不敢用真名,不敢见生人,只能缩在阴沟角落里苟延残喘。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那张法网终于收口了。

被抓的时候,他都八十一了。

在审讯室里,面对审判人员,这个背叛祖宗五十年的老东西,竟然表现得异常淡定,甚至还带着那么点傲气。

没掉一滴泪,没说一句后悔的话,更没跪地上求饶。

他说,他在日本人那儿享过福,见过大世面,这辈子“值”了。

直到咽气,他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他的魂儿,早在五十年前那个决定带路的下午,就已经卖给阎王爷了。

回头看看刘雨田这辈子,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当一个人把自个儿那点私欲凌驾在国家和民族头上,当一个人想靠出卖尊严来换好处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走的是捷径,其实那是往万丈深渊里跳。

他算计了一辈子。

算计走了千亩良田,算计走了祖宗基业,算计走了同胞的性命,最后把自己算计到了刑场的枪口底下。

中国历史上汉奸不少,但像刘雨田这样,出身富贵却主动投敌,折腾了半个世纪都不回头,甚至在七老八十了还要变卖家产资助敌人的,还真就找不出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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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那声枪响,这具八十一岁的臭皮囊倒下了。

但他留下的教训,却值得后人好好琢磨琢磨:

有些底线,那是死都不能碰的。

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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