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人口流向正发生深刻变革。里斯本的石板路、都柏林的运河边、墨西哥边境的小镇,这些曾与美国人生活轨迹鲜有交集的地方,如今正成为新的“美国飞地”。
《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出现了1935年大萧条以来的首次人口净流出,这背后是远比数字更复杂的时代图景。
这不是少数中产家庭的“生活调剂”。作为曾每年吸纳近600万移民的“梦想国度”,如今却开始向外输出人口,背后是他们对政治极化的厌倦、对高昂生活成本的逃离,以及对“美国梦”性价比的重新考量。15万人的“迁徙”,比任何民调都更精准地丈量出美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1935年,美国深陷大萧条谷底,10万多美国人申请前往苏联工厂谋生,人数之多,使得莫斯科不得不新增规定:入境的美国人必须先购买返程票。
90年后,历史以诡异的方式重演。只是这一次,美国人的目的地不再局限于东方,欧洲、拉美,甚至巴尔干半岛鲜为人知的阿尔巴尼亚,都成了他们的“新大陆”。
葡萄牙成为最大赢家,疫情后定居当地的美国人增幅超500%,仅2024年就上涨36%;西班牙和荷兰十年间美国人数量近乎翻倍,捷克的美国居民数量也实现翻倍;2024年,迁往德国的美国人数量,首次超过迁往美国的德国人。
这些数字勾勒出一幅颠覆性图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移民蓄水池”,正悄然转变为“移民输出国”。在美国即将庆祝建国250周年的节点上,这无疑是一场身份认同的地震。
在美国,有中年人拖家带口迁往柏林,并非为了更好的职业机遇,而是为了逃避荒诞的日常,比如5岁的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定期开展“枪击演练”。当中产阶层不得不将“校园枪击概率”纳入育儿成本,这已不是个人焦虑,而是系统性的安全感缺失。
还有人凭8万美元的年薪在美国过得紧巴巴,而在阿尔巴尼亚,每月1000美元就能从容度日。这不是个案的消费降级,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生活成本的残酷套利。
当“美国梦”的性价比被置于全球坐标系中重新衡量,“努力工作等于体面生活”这一曾经坚不可摧的等式,正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
盖洛普的数据提供了更纵深的视角:2008年至2024年,希望离开美国的民众比例翻了一番,这并非边缘群体的偶发情绪,而是中产阶层的集体迟疑,逐渐固化为统计数据。
有人将这波出走称为“特朗普大逃亡”,直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激进移民政策。但特朗普政府却辩称,这正是兑现“驱逐非法移民、限制签证”承诺的体现。
数据却给出了不同答案。美国上一次人口净流出是90年前的大萧条,这意味着问题远超一届政府的政策,而是深层结构性顽疾。2025年,美国入境移民暴跌至260万至270万,不足2023年峰值的一半;国土安全部遣返67.5万人,另有约220万人“自愿离境”。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明确指出,净移民下降的主因是入境人数骤减,而非遣返增多,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暂停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推出百万美元“金卡”永居政策、将部分慢性病和高龄纳入拒签理由。
但真正促使美国人迈出离开步伐的,是更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远程办公的兴起降低了地域束缚,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再加上对枪支暴力和政治撕裂的厌倦,共同催生了这场“出走潮”。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预测,2025年净移民可能在-52.5万至11.5万之间,这将拉低GDP增长率0.3至0.4个百分点。国会预算办公室更发出警告:如果没有移民流入,美国人口将在2031年开始萎缩。
2026年,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本该是庆祝“美国梦”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却选择将梦想寄托在国外。应运而生的搬迁机构便是最好的证明:面向富人的LuxNomads、服务反特朗普人士的GTFO Tours、助力非洲裔美国人的Blaxit Global、为女性定制的SheHitRefresh,这些机构的名字,拼凑出美国社会割裂的剖面图。
研究显示,在西班牙、苏格兰、英格兰留学的12名美国学生中,仅有1人计划毕业后回国。其中一位学生认为:“哪怕在伦敦端盘子,只要周末能飞去奥斯陆、柏林或哥本哈根,也心甘情愿。我不想在洛杉矶拼命工作,却还要面对疯涨的房价。”
当然,15万人的净流出,对于3.3亿总人口的美国而言,尚不足以伤筋动骨。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数量,而是流向传递的信号:美国正从全球人才的“终点站”,逐渐沦为“中转站”,甚至“始发站”。曾经挤破头想要涌入的国家,如今有人悄悄收拾行李离开,这意味着美国的吸引力曲线,已拐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
90年前,美国人涌向苏联是为了谋生;90年后,美国人涌向欧洲是为了寻找更体面的活法。两场大迁徙之间,是一个国家从希望到失望的漫长下坡。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中有一句话说:“一些‘美国优先’的支持者认为,移民‘净零’是太平盛世。但事实上,这很可能让美国走向社会萎缩。”
值得追问的是,当社会萎缩真正来临,那些高喊“美国优先”的人,会不会也成为下一个收拾行李离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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